西方冲击：清朝与英国贸易的变化

西方的冲击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相对而言较晚抵达中国。英国进驻东亚的推动力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其在1600年获得女王发给特许证，获得对清帝国贸易专卖权。该公司是当时欧洲主要经济逻辑“重商主义”的产物。重商主义首先主张对外贸易主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下进行，其次认为要衡量其效用是要看是否能取得有利的贸易平衡，也就是流入的钱币多于流出的。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的大部分活动都集中于南亚，在17世纪80年代抵达中国南方沿海之际，刚好与康熙解除海禁、鼓励海上贸易同时。虽然该公司在中国的活动于18世纪60年代被广州体制所限制，但在当时并未造成多少摩擦。

英国与清的贸易快速增长，虽然并未使中国的亚洲内部贸易失色，但成为帝国与西方商业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如同清朝的其他西方贸易伙伴，英国一开始购买奢侈品，包括丝、瓷器、香料、药草，尤其是茶叶，很快地从奢侈品转为基本用品。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年平均收入5%的支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成长，从17世纪晚期约每年200磅，到几十年后约40万磅，再到 19世纪初期的2800万磅。对于崇尚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支付这些茶叶。

第一个重要的交换物品是棉。约在18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展开对印度的军事占领行动，此计划相当花钱，因而需要向英国王室借款几百万英镑，该公司设想以进行大三角贸易带来的利润来偿付这笔债务。公司在印度种的棉花运送到清帝国，满足了帝国激增的纺织手工业。在广东以棉花换得茶再送到伦敦，而卖茶的获利再以薪水、生活物资及英国制造产品等形式送给印度的公司殖民者。这个计划似乎在一开始运作得非常顺利，但到了该世纪末，清朝对于印度棉的需求下降（由于中国棉的取代以及清内部经济的衰退）迫使英国要想出另一个商品卖到中国以换取茶叶。

一个可能性是新世界的白银，那是长期以来清朝经济展现出有庞大需求的物品。第二种三角贸易出现了，英国商人再由伦敦输出中国的茶，并连同英国的制造品送到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在那里获得美洲的白银，然后去广东交换茶。这个积极做法的障碍，是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倾向；别忘了被倾倒在波士顿港的正是中国茶叶。加上19世纪初，白银产地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更进一步中断了英国这部分日益增长的中国贸易。英国人急切需要替代品，因而转向了印度鸦片。

鸦片最早在唐代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但中国人传统上除了医疗用途之外，并没有种植或使用它。被用作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在清帝国流行，很类似茶在英国盛行的情形。在东印度公司南亚的农场所种植的鸦片，很快取代棉花成为公司主要输往中国的产品。大部分情况，公司避开了以自己的管道运送鸦片的难堪，与英国和美国的私人船运商签约，以“国家贸易”之名进行。经过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10倍。英国人知道此贸易并不道德。传教士经常谴责此事，著名的英国商人、苏格兰长老会的亚历山大·马地臣（Alexander Matheson）因此从参与创建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辞职，而不愿继续在中国推广毒品。到了道光初年，多达1/6的英国王室税收来自中国贸易，若无关键商品鸦片的贩卖，此贸易早已崩毁。这对于王国政府来说似乎别无选择，只能继续。

就清朝方面而言，早在雍正时期就已经禁止贩卖和使用鸦片，到19世纪初仍持续此禁令。这对于皇帝和士人来说都是真正深切关注的问题，他们了解到鸦片对于帝国的害处。在19世纪30年代的辩论中，鸦片合法化的支持者虽失利，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可能有 10%的人口上瘾，尤以士人及军队最为严重，而军队效能每况愈下已在世纪之交的白莲教战役中展现出来。国内毒品的走私促成大量秘密会社，如声名狼藉的“三合会”之地下世界。对清政府来说，最令其担心的是日益增加的贸易失衡、白银外流，以及国内银铜兑换比例的破坏。当时的人大都把鸦片视为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

鸦片贸易也部分造成了清帝国在18—19世纪西方著作中的重大变化。在盛清时西方对于中国的典型认识，可见波士顿作家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在1749年的著作《英国北美殖民简述》（Summary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中的叙述。他批评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失败，总结其地位如同是在人类的家庭中“最年轻”“最卑微”的弟妹。相对而言，从中国道德特质、礼仪、正式的政府、具生产力的农业、宗教及文字来看，“似乎是人类所有民族中的兄长。”然而不到半世纪后，另一个波士顿人，商务代表山茂召（Samuel Shaw）写道：“中国人中，特别是经商阶级的无赖狡诈已众所皆知。”对于清政府，他又说：“在全世界文明国家中，是否能找到一个比清更为暴虐不公的政府是存疑的。所有省份官职的授予，是为了使那些朝廷的大官获得最多的利益，因此人民受到层层的压迫。平民百姓被地方知县压榨，知县又被其上级的巡抚、总督等压榨。”

有许多客观因素造成西方人在乾隆晚期之后看待清帝国不如以往那么好。但西方认知的改变可能也来自报道者身份的改变。如山茂召一般在19世纪初的鸦片贩卖者，几乎不可能具备晚明清初耶稣会士知识分子一样宽宏的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西方本身基本的态度和观点在这期间起了重大的变化。

工业革命期间蒸汽动力制造产业的出现，将对外贸易导向一个新视野。英国人不再只对于将商品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市场感兴趣。此时，随着曼彻斯特及其他地方工厂出现的整体性纺织品生产过剩现象，其任务变成积极地寻找这些大量制造商品的新消费者，而将焦点摆在他们想象中庞大的“中国市场”。这个新的贸易目标在亚当·斯密所著之《国富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念，找到其最为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其反对重商主义主张之国际商业必须由国家控制，以便确保有利的贸易平衡之观点，认为无论贵金属流向如何，贸易规模极大化对各方都有利，而通过私人企业家之手最有利于达成这样的期望。

以这个“自由贸易”新论调为后盾，英国人为自身利益辩护，要求清朝取消对西方商业活动进入的所有限制，其中最迫切者，就是限制个人行动的广州体系。例如，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国会议员在1812年写给其选区的选民：“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现在应该开放给这个国家所有的企业和商业活动。”几个伦敦的商人在1830年寄给他们的议员一个正式提案，进一步主张：

在世界各国之中，中华帝国具有优秀的特质，使人想要与之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不只有意于，而且焦急渴望于享有与英国更扩大的往来，从中他们也很清楚会为他们自己带来许多利益……（然而）英国的商人、水手现在却被排除在这广大无穷资源的消费及供给之外，不是因为中国的任何法令，而是被我国议会的法案，提出了各种危险困难当借口，让我们所有商人将全部中国的贸易机会都让给了东印度公司，这阻碍了更广泛的商业往来，然而现在已然证明，所有这些借口都是毫无根据的。

1834年，英国王室非常不满东印度公司债务扩大，因而废止重商主义最后残留的贸易专卖权，英政府很快就屈服于商人们与中国无限制贸易的强烈要求，实际地确认战争的开始。

除了经济理论之外，新的政治观念也支持西方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入侵政策。1815年维也纳会议导致拿破仑帝国的解体，促使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观点日益发展，认为每个个别的群体或“民族”由一个强而有力、集权中央的国家统治，不仅能达到最高的效率，也是民众所达到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指标。该会议确认了这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与主权平等的原则之上，无论国家大小、财富与力量。一个以“国际礼仪”（comity of nations）之名而为人所知，或者更符合实际状况地称之为“基督宗教国家间之礼仪”的体制关系。(www.xing528.com)

这个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新国际秩序，未能给清帝国自命的普世主义留下空间，而在这个观点下，西方完全合理化地迫使中国省思他们退化的外交模式。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让欧洲列强有余力从事海外扩张，而炼钢及其他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技术促成了军事的现代化。［德国的大型军工厂克虏伯（Krupp），并非巧合地在1830年创建。］换句话说，西方现在发现自己有了动机（海外市场的需求）、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国际礼仪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以及手段（新军事技术），来强迫大清帝国“开放”。

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双方似乎都对广州体系越来越不满，因而确定步上了冲突之路。英国想要更多的贸易机会，而清朝想要终结鸦片非法交易。英国企图以外交途径解决已然失败。在1816年维也纳会议后由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主导，以及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垄断权之后由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所率领的使节团都相继失败。因为两人就像他们之前的马戛尔尼一样，拒绝服从清朝的外交礼仪。阿美士德到了北京但未能见到嘉庆皇帝，而律劳卑则未能跨过广州。对道光皇帝来说，他已经对鸦片贸易问题广开言路，并决定不计代价查禁其交易。结果就发生了双方分别称作鸦片战争或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冲突。

反对鸦片的强硬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头衔在1839年初抵达广州。在晚春，他要求外国商人缴交他们持有的全部鸦片，在其交出之前将之拘禁在商馆里。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建议下，商人们最终放弃了他们的鸦片，林则徐在6月25日大张旗鼓地将这些鸦片倒入海中销毁。义律接着要求赔偿，林则徐则以鸦片原本就是违禁物品为由拒绝了这项要求。拒绝赔偿给了英国开战的理由。

图13 1841年1月17日，英国复仇女神号（最右后方）战舰击毁中国戎克船，爱德华·邓肯（E. Duncan）绘于1943年［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伦敦格林尼治）藏］

虽然登陆的英国海军曾几度被地方民兵打败，其中最有名的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三元里村。但英军凭借船坚炮利轻易地胜过大清。英国在1840年派遣舰队沿岸北上，7月占领定海，隔月即直逼北京。

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琦善至天津与英国人会面，极其礼遇侵略者，使其撤退。9月，琦善奉旨到广州去接替被贬的林则徐。但琦善的安抚政策未能平息义律的怒气，义律在1841年初下令占领香港岛并攻占护卫广州港的炮台。此显而易见的挫败让琦善被革职锁拿、解京问罪。道光皇帝再度对英国采取了主战的态度，英国人乃从长江口沿江而上并占领南京，于1842年8月以签订和平条约的方式画上句点。

尽管《南京条约》并非是开启“近代”中国史的转折点，但仍意义重大。首先清朝同意四年内支付英国2100万银元，作为战争赔款及其毁坏鸦片的补偿。在当时欧洲战争的惯例中，战败国负担战胜国的军费理所当然，但这笔赔款让已然拮据的清朝国库雪上加霜。此外，也为后来19世纪后半清朝败给列强的几个战争提供了先例。

其次，条约将义律一年前占领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明显侵犯大清的领土主权，而这时正好英国在表面上要努力让中国接受西方的主权国家礼仪概念。这个概念在条约的第11条中强调，要求清接受英国的“总管大员”作为类似于大使的角色，并同意“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的原则。公行及被痛恶的广州体系被废除，5个沿岸城市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开放英国人民自由贸易及居住。这开启了所谓通商口岸的时代，最终允许英国及其他外国人租借大片郊区土地作为租界。

《南京条约》的其他三个条款及接连的后续条约（次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与美国在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无疑是“不平等”条约，即让予西方人的利并未相对地让予清朝。《南京条约》的第10条明订“按例纳税后……税关不得加重税例。”也就是说，清朝赔上民族国家理应有的主权，也就是自行订立货物进口税；而这个税率未来只有在英国同意之下才能调整。对于一个在几十年内发现自己将投入“追赶性工业化”（catch-up industrialization）的帝国来说，无法设置保护性关税来扶植新兴工业将造成严重后果。

清朝也给予了英国和美国“治外法权”，意指这些国家的国民即使在中国涉嫌犯罪，也只会由这些国家的法律及法院审判。这个条款也让外国人能在中国经商时，只受该国通常较宽大的民法与商法规范，使他们与中国贸易伙伴往来时有明显的优势。最后，英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这意指“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换句话说，清朝丧失可特别优惠特定贸易伙伴、其理应有的主权。大多清朝后来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都包括这个条款，实际放弃了帝国的外交自主。由于《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导致清朝在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的情况下，进入了西方扩张及激烈国际竞争的新时代。

作为一附带产生之余波，鸦片战争让汉人在两个世纪以来深藏的反清情绪浮上台面。例如，1842年7月当英国进逼南京时，在镇江驻防的满洲将领，因过分猜疑害怕“汉人反抗者”而对该城下达戒严令。在这位将领逮捕、拷打或处决许多地方镇民后，族群关系更趋恶化，惊慌的居民指责该将领有种族屠杀的意图。只有旗人军队反抗英军的入侵，其中有400名阵亡，而汉人们则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如果说满人在16—18世纪期间已实际地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一个“种族”，此时已然相当顺利地招致种族仇恨。

但这还不是所有的状况。难缠的中国男性农民在三元里等地的英雄式胜利，以及正直的汉人官员林则徐对于外国鸦片商人的强硬态度，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与满人琦善以及清朝在南京的主要谈判者耆英的背叛卖国形成对比。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功能性反满”（instrumental anti-Manchuism）的新观点开始出现，这种态度较基于爱国热诚而非种族仇恨。以此新观点来看，若要中国能有效抵御西方的侵略，外来的大清统治者必须先行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