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改革与经世之学的复兴

改革思想与经世之学复兴

皇帝深深担心所面临的危机。嘉庆和道光年间，不时有由中央而起的改革动作。他们广开言路以征集对特定问题的建议并随之试图解决，但总是做得不够多。较强烈的改革声音，是来自行政体系之外，尤其来自私人的儒学书院。

由于警觉地方书院有成为党争温床之危险，清初在朝代交替后关闭了许多地方书院，并让其他书院变得守旧保守。但在18世纪20及30年代，雍正皇帝及其许多积极的省级官员，积极地建立新的书院，并恢复或扩张旧的书院，这些书院大多设在省城，作为指导皇帝精心设计的地方学校系统之半官方中心。这些书院主要并非意图作为独立学习的中心（虽然有些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为该省最有前途的青年们提供高级的科举课程训练。

在19世纪早期，新一波书院的建立和重建，则转向更为自主、具地方性的方向。一个例子是19世纪20年代由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于广州建立的“学海堂书院”，该学堂的经费由该地繁盛的海上贸易所支应。作为有经验的省级官员和优秀的经学家，阮元把家乡扬州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考据学研究，引进到遥远的东南地区。在此过程中，将这个学术化外之地，变成帝国版图中的主要文化中心。颂扬广东地方历史成为学海堂书院的重点。虽然古典考据有其活跃的自由思考方式，但不必然参与政治，而在此时，其激进的光辉岁月已然逝去。

另一种以较传统的包装，内藏着新种子的新学问，主导着湖南湘江流域的书院，尤其是省城长沙郊外的岳麓书院。在古典考据及汉学中，形塑宋代理学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被重视，而偏好更值得敬重的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在清中期的考据和汉学高峰中，湖南的学者满怀着该省自觉为“中心”的想法，始终坚持着宋学的道德修养、社区团结及社会阶级。但岳麓书院的学者尤其日益将他们坚定的保守道德观，与竭力研究军事、政治经济、水利工程和务实管理等方面之先进技术相结合，他们称此为“经世”，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治理世界”。

湖南出身的官员严如熤，曾于白莲教乱期间在西北任职，被称为平定叛乱的重要战略家，他也是出自岳麓书院，后来也回乡启发下一代的学生。其中包括改革派领袖陶澍、贺长龄、魏源，以及更年轻积极的学者，他们最终在19世纪中叶打败太平天国并主导帝国的官场。一如严如熤，唐鉴回到母校任教，在19世纪30—40年代间他以严格的人生哲学教导了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这种结合苦行之道的哲学，意识并克服个人缺陷，伴随着亟欲匡时救世的强烈使命感。这些从岳麓系统出身、以救世为己任的毕业生们到华中偏远地区任职后，在当地繁衍出大量类似的书院。(www.xing528.com)

有三个人是19世纪初改革派思想家中最杰出且极具远见者。他们三人在朝为官的时间都不长，主要是作为民间学者或在改革派地方官员日益扩大的幕府中作为幕宾。其中最年长的是来自安徽的包世臣（1775—1855）。他是低阶军官之子，曾在白莲教乱期间任职于四川，以及在上海沿岸与海盗作战时，凭借其战略及后勤的专长赢得天才之名声，后来成为公认的农业及防洪专家。包提出了全面性的制度改革：裁撤军机处及地方督抚以促进行政效率、引进组织系统的方式，让朝廷征询广大士人的意见、依农民的农业技术授予下层士绅功名，以及值得注意的强化古代保甲制度，作为在农村社会中经济再分配以及济贫的工具。

龚自珍（1792—1841）出身于杭州，但一生多半待在北京，其在当地因诗及浪漫的私情而在全国声名大噪。作为一个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龚把《春秋》的批注当作持续改革的宣言，以便能跟得上历史变化的现实。相对于同时代的人，他对于王朝衰落的问题更加悲观，他主张有计划地重用年轻学者以汰换年长的官员，并提倡彻底更新所有的政府行政程序。他非常看重礼，但认为礼应与时俱进。特别是他想要废除鞠躬以及其他臣子对皇帝，或平民向地方士绅表达个人顺从的礼节。

龚自珍比其他人更进一步发展出一套财产理论，例如反对传统实行的分产继承，因为那使得努力工作而累积致富的人贫穷了。在早期著作中，他指责农业商品化以及农村货币化，一度建议将种植经济作物的人杀头。但逐渐地他强烈支持这两个想法，并认为其有助于国家经济的繁荣。据说龚在晚年勤勉阅读西方译著，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读了哪些书。

魏源出身湖南，是岳麓书院的校友，也是北京宣南诗社的短暂成员。三位改革派思想家中，魏源最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注目。其重要性首先确立于1844年的著作《海国图志》，该书是当时中国最全面的欧洲研究，也是对清帝国提出西方势力与日俱增之危机的严厉警告。这部作品固然重要，但仅是魏源毕生学问以及改革计划的一小部分。例如，为响应内亚地区兴起的反抗运动，魏源撰写了过去帝国征服此地区的历史，以告诫当今的皇上勿辜负祖先的努力，并详细说明应如何达成任务。

也许最重要的，是魏源在同为出身岳麓书院、当时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底下从事幕僚工作的期间，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这部多达120卷依主题编排的巨著，几乎涵括了社会组织及政府政策的各个层面，成为其后几十年经世改革者的“圣经”，并在帝国存续期间，产生了许多续编。虽然在大部分的主题中，魏源呈现了支持各种政策意见的作者，但在收录的几千篇文章之中，最具重量性的代表作者是顾炎武，魏源及其支持改革的同伴们非常尊敬顾炎武，包括他对于中央集权官僚的批评、对于“地方精英行动主义”的支持，以及他精明而博学的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