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清最后十年内部叛乱与腐败的影响加剧

内部叛乱

几十年下来腐败及乱政的实质影响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尤其在1796—1804年中国北部的白莲教起事。该乱事源于湖北东北和陕西东南的汉水上游高地。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在清朝年间，经由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营系统开垦纳为耕地：该系统中，一个“山区地主”通过某种政治关系获得大片丘陵土地的所有权，再将部分的土地分给开发者。开发者再转而招募移民家庭，来进行家庭规模的土地耕作开垦，而这批移民又常常招募更晚来的人去进行实际的耕作。最后，在每块地上出现了多层级的所有权，所有较早进驻的以及较大规模的所有权人，都握有收取租金之权利。

只要土地生产力足以应付人口需求，此系统就得以运作。但经历了18世纪末叶，当东北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许多农田的生产力因为表土的枯竭，以及无植被丘陵地的侵蚀而下降。这个经济压力加剧了既有的社会紧张关系，其中包括多层的地主与佃农、较早的原住民与新移民、高地与平地低地农耕群体之间。而点燃这个不稳定混合体的火花则是宗教意识。(www.xing528.com)

部分白莲教之乱的近因，是身处于和珅领导之官僚勒索勾当之下的官员，加诸地方人民身上的剥削式税收。而起初镇压叛乱的失败，也大部分归咎于清统治者的腐败，尤其是和珅的弟弟和琳。军队的当权者并不平息叛乱，反而故意让战事延长，以便从用于招募地方民兵的经费中牟利。在19世纪初，所谓之叛乱的最后几年，大部分真正的教团已被解散，而同样受清政府资助的民兵组织仍持续对战着。嘉庆皇帝知道这种情形，因而在两个场合公开宣布了胜利，以试图平息这种敌对状态，但他又花了近5年才控制住自己的反叛军队。

白莲教之乱是一个多重的灾难，清朝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教众们虽被控制住，但教派并未被消灭。在1813年，一个称为“八卦教”的分支闯入紫禁城，威胁要刺杀嘉庆皇帝本人（这事件促使士人的宣南诗社成立）。更令人注目的，是对于政府财政的影响。户部库房中累积的储蓄在18世纪70年代晚期可能曾高达8000万两，在乾隆时代结束时仍约有6000万两。但镇压叛乱的花费用尽这些积蓄后还不足够，最后估计共花了1.2亿两。这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00年中，对其各层级的行政能力造成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