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繁荣时期的生活水平超过西欧：彭慕兰观点

第6章 

危机

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于2000年所著、广为引用而备受争议的书中，他认为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像是糖如此诱人但非必需的商品，清朝人民的平均消费量大于欧洲。然而，这随着约在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而改变，至少约两个世纪后，西方把中国远远抛在后头。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把这个分流的主因归于西方所发生的事，而不是清帝国并未发生的事。他主张，西方促成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不是过去“进步”的累积，也非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心态，而是一连串特定的历史“偶然”（contingencies），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借由利用非洲的奴隶去开发新大陆。(www.xing528.com)

整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赞同新清史在过去1/4个世纪以来，已较正面地看待帝国的成就及能力、反对传统的“失败论述”（narrative of failure），并将这个欧亚大陆东半部的近代早期历史经验，视为该大陆西缘的反照，而非提供相反的例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18—19世纪之交，清帝国自身的衰败已变得明显（清朝的统治者与人民自己也惊觉地注意到这些发展），这使得19世纪的分流，不只是相对落后于欧洲的问题，也包括了内在的、完全的失能问题。

换句话说，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我们会暂时搁置第一点而关注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