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系：大清禁教对西方贸易的限制

广州体系

对西方人来说，个人进出清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18世纪早期因禁教而大幅受到限制，后因主导中西贸易的“广州体系”施行后，更进一步缩减其活动。在1685年，随着让帝国沿海大半区域的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康熙在主要海港设置了海关。每艘抵达的船只都得在海关登记，并在货物出售前支付关税。在广州的海关迅速成为最热络的通商单位之一。当时广州海关被欧洲人称为Hoppo，显然是误以其为北京“户部”底下的机关（虽然事实上一如其他海关，粤海关是直接隶属于内务府之下）。

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行在广州快速增加，到康熙晚期已超过40家。1725年，雍正皇帝成立了被外国人称为“公行”（Cohong），一个将中国商行纳入其中的“伞形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正式地负责监督管理贸易活动。与此同时，所有北京之外的基督教传教士活动被局限在广州，显然雍正皇帝考虑将中外商业往来也限制在广州，但受到福建等其他地方官员劝阻。这些官员认为对外贸易对于其辖区的生计是不可或缺的。整体而言，国际贸易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下，持续稳定地增长。

广州体系是雍正的继任者，乾隆皇帝之三项不同决策下的结果。1757年，朝廷宣布广州此后为清帝国唯一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其次，朝廷支持一种从1745年左右在广州地方当局开始的商人担保制度，每个前来贸易的西方商船均须一个中国商行担保与监督。最后，在1760年，朝廷颁布了一套详细的规则，规定一年之内外国“番人”能到访中国的时间、抵达后能居住的地方，以及能贸易的对象。外国人的妻子与子女被禁止随同前来中国，而来访的商人行动也受到严格限制。

乾隆朝制定这些限制，部分是以法律认可无论如何已经发生的事情。西方贸易商们已经“用脚投票”，让广州成为主要的中西贸易港口。虽然沿海其他港口如浙江的宁波与福建的厦门从晚明以来也曾是热络的贸易地点，但在雍正之后，已经渐渐被西方人放弃作为停留的港口，因为广东的珠江水系更方便通抵内陆，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让广州可以保证更稳定地供应外国人所需要的货物（特别是茶）。在朝廷宣布商人担保制度之前，广州官员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并不是代表地方或省级官员对海上贸易有敌意，正好相反：海关、府级甚至省级官员都与广州的中国商人结合，游说朝廷让广州提升为对西方海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与此相对的例子是，在杭州的浙江省级官员在地理位置上离宁波较远，故对此地的海外贸易亦有所疑虑。）广州的情况就是合理。

以后见之明来看，此时强制限制外国人行动的时机实非意外。广州体系开始的1757—1760年之间，正好与士大夫极力反对朝廷将西北整合为新疆的时间相符。这些不同意见的表达或许引导乾隆思考关于帝国边界与对外关系的新道路。也许更重要的仍是正好在18世纪50年代末朝廷发现非法基督教传教士的新巢穴，另外浙江官员对传教士从宁波潜入的报告显然又火上加油，让乾隆担忧其帝国内又有一波新的异端散布。如今迈入50岁、统治约25年，其周遭几乎是前所未见的荣景，乾隆担心有所不测并非没有道理，有着狂野、不寻常念头的外邦人大量涌入，有可能会破坏他与其祖先光荣成就的基业。

虽然刚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王室打算默认广州体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们开始对这些限制感到不耐烦。特别困扰的是，外国人在清朝国内被控有罪时，须以清代法律审判。此事在1785年之后变得更难以忍受，当时一艘英国商船“赫符斯”号（Lady Hughes）在鸣礼炮时误杀了两名中国低阶官员。在等候英方交出酿祸的炮手时，一名在事发现场的英国商务专员遭到逮捕。该名炮手在被交出之后被处绞刑。此外，英国人也认为最好在中国沿海能有个补给站，让他们可以储存货物与进行贸易。他们猜想如果清朝一开始表明顺从的话，或许可以用这个理由把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夺下来。福建沿岸的厦门岛因为接近最具吸引力的茶叶产区，也受到英人青睐。

图12 1860年的广州宝库街，费利克斯·彼图（Felix Beato）摄（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抱持这些议题，1787年英国皇室派出国会议员兼驻孟加拉国军需司令的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中校领导之使节团朝觐乾隆皇帝。英王乔治三世写了封私人信件给乾隆皇帝，其中写道：

远邦诸国与贵国循良制以通有无，为民谋福，革弊创新，兴业富民，此制实为陛下先祖所立，历陛下德政、创浩瀚中国盛世。至上天恩赐诸地风土富饶，得福泽广被众生。

虽然此信满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说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而大受好评），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王室没有暗示其对手清廷未能实际理解其观点。此外，信中写道：“吾等深信，陛下的圣意长久以来认同此政策，鼓励两国子民以信誉及安全相符之公正平等原则来进行商品交易。”然而加茨喀特在海上死于肺结核，乔治三世的信终未能到达乾隆手上。(www.xing528.com)

5年之后，乔治三世与东印度公司再度尝试。这次的使节是非常能干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子爵，同时身兼里撒努尔（Lissanoure）男爵、前驻俄国大使、爱尔兰布政司长、英属加勒比海与马德拉斯（Madras）的殖民地官员。考虑到加茨喀特那次的挫败，英国王室也指派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爵士作为副使，“为避免此次友好沟通中断的任何可能……如果因为（马戛尔尼）身故。”大使被指示要促使宁波、天津、舟山（浙江杭州湾口的海岛）等地开通直接贸易，让清廷在广州与舟山附近割让小岛作为贸易中继站，以及取得在首都北京建置一商用仓库的权利（此是英人相信之前清朝给予俄国人的权利）。

英国内政大臣亨利·登达斯（Henry Dundas）则告诫马戛尔尼不要无礼地要求解决私人商业债务，且附加如下提醒：

你必须小心他们可能会向你要求一项约定，即如同欧洲法律已经禁止的一样，将鸦片贸易排除于中国领土之外。如果这个议题被提出来讨论，则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毫无疑问在我们印度生产的鸦片实际上销往中国的不在少数，但如果必须提出确凿的正式命令，或是拟以商业协议的条文，要求我们不能把这些药运往中国，你必须接受，而不要因为护卫我们的自由而冒失去实际利益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孟加拉国鸦片的贩售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市场找寻机会，或者在东海海域中以分散迂回的管道寻求销售。

乔治三世再次寄给乾隆一封私人信件。这一次在“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卫者”之外，另自称“海上霸主”（Sovereign of the Seas）。他以下列方式解释英国的殖民事业与文明任务：

未能仅满足于提升我朝子民在各方面的繁盛昌隆……我们掌握各种机会装备我们的船只，送出一些最有智能、饱学的人民，以探寻遥远、未知的区域。如此做并非为了征服，并非为了扩张如我朝所愿已足够宽广的疆土，不是为了获取财富，甚至不是为了帮助我朝子民的商业活动，而是以增进对我们所居世界的知识为名，遍寻天下各种物产，传递艺术与舒适的生活到那些至今鲜为人知的区域。因而我们送出装载对人类最有益之牲畜与蔬菜的船只，给那些匮乏已久的岛屿或地方。

在称赞中国之伟大与乾隆英名的客套话，及反复暗示英国的军事力量之后，乔治三世一如他在托付加茨喀特送出的信中提到国际贸易对中、英两国的益处。信尾以“愿全能上帝赐你福佑！”作结。

在回复乔治三世的信中，乾隆花了一些篇幅说明中国若默认英国的请求，其他西方贸易伙伴亦会如潮水般涌来提出类似请求。乾隆指出：“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接着又说：“天朝物产丰隆，毋须外求。特以茶、瓷、丝等，为尔国与欧西各国所重。为惠尔等，朕已令广州开诸货公仓。”谈到令他困扰，而英国人无法理解的议题，他这么说：

长久以来，尔等从奉尔之真教。而我中华远古至今，先王制定法度，流传后世，天朝四隅千百年来同为恪守，无违背古教之理。……今尔来使欲请推行尔英人之教，此朕必不能从。

在1793年8月21日到10月7日间，先是在北京，随后在长城之外的承德（热河）避暑山庄，接着又在北京，乾隆与马戛尔尼仿佛表演着你来我往的“双人舞”。皇帝尝试以其40年前左右钦定编纂之《大清通礼》中记载的“宾礼”来安排他们的会面，而强迫马戛尔尼象征性地接受其统治天下的地位。马戛尔尼则试图定位自己，以取得承认自己是能与乾隆平起平坐的“海上霸主”之特使。马戛尔尼呈上钟与其他西方精巧技术的产品，欲以其科学能力让天子敬畏。由于已拥有数十年前耶稣会士呈上过同样或更高明的器械，乾隆皇帝有明显的理由对此无动于衷。

而最著名的是马戛尔尼烦恼是否应该行“叩头”之礼。此礼须鞠躬，以头触地，是任何人在觐见皇帝时例行的礼节。当马戛尔尼毫无所获而打道回府时，官方对外宣称是因为他坚守原则、违抗让他屈身伏地、有辱国王与国家的无理要求，因此导致任务失败。“叩头”（kowtow）这个词几乎立刻成为一个英文单词，一个呈现中国人可悲的象征：与西方的理性和讲求实际相对，是固执地依靠古老仪式；与西方平等、人性尊严、人民主权等相比，是对专制权威卑微的遵从。如此正好为西方人计谋中的雄心大略图一个方便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