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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国人与基督教影响

时间:2024-04-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的外国人欧洲人实际上在清初与清中叶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人数虽少但难以忽视。次年,在这期间中风的汤若望被判凌迟处死。基督教派长久以来努力争取中国精英分子的认同,但此事件重挫其地位。根据估计,中国境内天主教教徒从18世纪开始时的30万人,到18世纪末减少为20万人。其中有4万多人集中在四川东南部,基督教徒曾经发起一些运动,其中之一是在中国女性间形成称为“基督教贞女会”的抗婚组织。

中国外国人与基督教影响

在中国的外国人

欧洲人实际上在清初与清中叶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人数虽少但难以忽视。其中在17世纪最重要的是耶稣会教士。1601年著名的意大利籍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获准在北京建立固定的耶稣会士居所,并利用其西方天文学、数学工程学等专长在明代朝廷中受到欢迎。利玛窦的中国古文造诣很高,其作品对晚明士人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如《交友论》(1595),收入西塞罗(Cicero)等西方名作,扩展了理学人际关系的概念,而为晚明党社运动提供了一项意识形态基础。《天主实义》则以非常中国化的方式引介了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有助数个高级官员改宗。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出生的徐光启(1562—1633),一位农学家、改革派领导者,且在晚年成为大学士

清初耶稣会的影响在宫廷与士大夫间都略有消退,但并未消失。对欧洲传教士来说,将西文经典翻译成满文拼音文字要比翻译成中文简单,也因此有许多满文翻译出现。德国籍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比利时籍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葡萄牙籍的徐日升(Tomé Pereira)与那不勒斯籍的马国贤(Matteo Ripa)都曾为宫中的宠儿。顺治皇帝据说曾几乎要改信基督教,而抱持怀疑态度的康熙皇帝则深为耶稣会教士的科学所吸引,喜欢在公众前展现他在其中所学到的知识。才华横溢的耶稣会教士画家郎世宁从康熙到乾隆任内都在宫廷服务,并为这些皇帝画像。他也协助设计在北京圆明园内的西洋楼,一系列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建筑、喷泉与迷宫

然而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1664年顺治皇帝驾崩之际,宫廷中反基督教的官员们由于忧心于耶稣会士带给顺治皇帝的显著影响,指控汤若望与其他受宠的同伙导致皇帝的死亡,因为身为钦天监监正,他挑选了凶日作为皇太子的葬期。次年,在这期间中风的汤若望被判凌迟处死。然而隔天的地震让朝廷相信是上天对此判决的不满,汤若望因而得到释放。但是多数在首都的基督教堂遭到关闭。接着在1720年左右,马国贤因为公开与数个他雇为助手的年轻男子过从甚密而受到鸡奸的指控。

清初困扰天主教教士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他们的派系内斗。包括马国贤在内,许多其他宗派仇视耶稣会,憎恶他们的优势。这样的敌意导致了所谓的“礼仪之争”。利玛窦与其耶稣会继承者看重儒家文化,并且希望尽可能地将之与基督信仰调和。例如早期对基督教文本的翻译,他们用“上帝”“天”等常见的中国词汇来翻译基督教中的God。此外,也主张改宗者祭祀祖先与孔子是俗世仪式而非偶像崇拜,因此不须加以禁止。其他天主教教士则不以为然,而在18世纪初期一系列的教廷裁决后,他们说服教宗宣布耶稣会为“迁就主义”(accommodationism)之异端门派。基督教派长久以来努力争取中国精英分子的认同,但此事件重挫其地位。(www.xing528.com)

到了康熙末年,皇帝渐渐对基督教在各地出现一事感到可疑,而数次勒令禁止传教活动。面对部分日益纷扰的白莲教与千禧佛教之骚乱,此两者与基督教同样具有末世观,且同样在非教徒圈外自成一个团体,雍正皇帝乃在18世纪20年代初将其合而为一,加强其父对外国教士在北京与广州之外地方传教的禁令。外国教士受到尊重对待,但被驱逐出境;基督教堂被挪用为地方公共用途,或改奉如天后等中国正统神明。这项政策与雍正皇帝“教化”地方宗教活动、建立为国家更能接受的地区仪式系统等整体政策一起进行。

而乾隆皇帝在18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不时地进行反基督教的行动,亦有些许的成果。根据估计,中国境内天主教教徒从18世纪开始时的30万人,到18世纪末减少为20万人。其中有4万多人集中在四川东南部,基督教徒曾经发起一些运动,其中之一是在中国女性间形成称为“基督教贞女会”的抗婚组织。当四川与其他地方的天主教社群完全本地化之际,外国传教士持续横越帝国,偶尔地探访这些会众。例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s)从澳门的据点,持续地派遣葡萄牙与意大利教士到四川、湖南、陕西、山东、直隶等地发展完善的地下传教网络。1784年乾隆皇帝忽然发现这个秘密网络,怀疑此与近日镇压下来的陕甘回变有所关联,因此展开10个月的搜捕,逮捕了约19名外国传教士与许多中国传教士。

虽然在清朝改宗的中国基督徒中,没有人像晚明时期的徐光启那样地位高且有影响力,但类似的人物并非未曾出现。其中之一是出身直隶的魏裔介(1616—1686),曾任都御史、最后官至大学士的他,将个人基督教信仰与公开倡导17世纪末宋学复兴相关联的儒家道德狂热做联结。另一位是满族王公,在湖广、福建与长江下游各地作为省级官员模范的德沛(1688—1752)。其活跃年代在雍正18世纪20年代禁教之后,他秘密地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并融入其对西方传教士科学的热衷。对帝国上层精英中那些不断追寻的心灵来说,这些外国信仰确实极具选择性与独特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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