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文化：探寻流行意识与文化优越性

盛清文化

相较于晚明时期的思想开放与艺术上的实验精神，清初在很多方面都代表回归到纪律与控制的那一面。例如在儒学的领域，康熙朝廷完全摒弃晚明泰州学派激进自由的思想，而重倡宋代理学，特别强调社会阶序与遵从礼制的部分。此发展的最高点是在1713年与1715年由朝廷出版、理学名臣李光地所编纂的《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不过此复古理学亦自有创新之处。宋朝传统中思辨性的宇宙论因素与对个人成圣的追求饱受忽视，而强调理学中解决经济、政治与行政管理等实际问题的创造性追寻，而这部分后来被发展为实学与经世之学。

到雍正与乾隆时期，城市阶层恢复以往的繁荣昌盛并扩展了晚明出现的中阶文化（middle-brow culture）。这些商人与工匠的品位填补了精英阶层较僵化且同构型高的哲学、文学与艺术传统，和受到前者人士的批判谴责但相对活泼、变化多端的大众文化两者之间的鸿沟。不过，这些清朝中叶的城市文化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朝廷的正统文化？学者就此问题以袁枚（1716—1797）为案例进行辩论。袁枚也许是清代在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同时也是相当受欢迎且在商业上成功的职业作家，以散文形式撰写出有虚构的、非虚构的，及半虚构的作品。他同时也评论政治、经济政策，其观点虽不一定被接受，但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的尊敬与重视。有些史家强调袁枚不受拘束的波希米亚风格和对正统价值观的疏离，有些则指出他大部分的作品根深蒂固地来自古典文人传统。至少，在袁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城市士人中的正统文化成员，也会受到帝国都市中兴起之独特中产阶层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文学与表演艺术上最为显著，特别当读写能力普及至社会较低的阶层时。商业出版市场快速成长，由古典学家钱大昕（1728—1804）嘲讽可知：“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如同钱大昕所言，在快速扩展的印刷文化与较古老的口传文化之间有相当大的交集之处，包括流行的说书、公开朗诵，乃至于应该是神圣的圣谕宣讲等媒介。

新的小说包括短篇故事，如山东作家蒲松龄（1640—1715）的“志异”故事。但清代读者与同时期的近代早期欧洲读者类似，培养出一种对长篇小说形式的喜好。盛清最伟大的小说无疑是《儒林外史》这部长篇讽刺作品，其讥讽科举士人的价值观与志向，将他们描写为逐渐与社会经济变迁的现实生活脱节。作者吴敬梓（1701— 1754）出身于没落士族的后嗣，虽为秀才登科之途却屡试屡败，遂为放纵的作家在南京与扬州勉强度日。他的小说在18世纪中先是以手稿流传，在死后20年始得付梓，于19世纪大受欢迎，且多次再版。

清朝的戏剧种类繁多，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文学质量，从庶民的布偶戏与皮影戏，到李渔（1611—1680）那样精致奇巧且常带有情欲色彩的剧作。出身杭州的李渔也许是第一个以剧作家身份过着优裕生活的中国文人。在乡间，仪式性或描述历史故事的戏剧与露天野台戏，以流传数百年的剧本在村中或庙前市集表演，有时接连数天更吸引方圆数里的大量人群。从江南到四川的城市，行会或街坊邻里为大众赞助地方戏曲，常在没有舞台的情况下在街头演出。

比较精致的戏曲传统，其私人剧团由城市精英支持。如在扬州有30个左右的剧团由因盐运而新近崛起的“富贾王公”赞助，在北京则是由朝廷与官员支持。明星演员个人或有时是整个剧团，会从一个赞助者换到另一个赞助者，持续地为自己交换更好的条件。在一些大都会，几种不同的地方戏曲传统同时并存，且彼此相互影响。在北京，被称为是“京剧”的混合戏剧形式从18世纪晚期逐渐成形，在晚清与民国时期成为中国的国粹。

中阶文化的兴起在视觉艺术上似乎不那么显著，但在此时的变迁同样也很明显。晚明时期，由朝廷所支持的学院派绘画已被高度多元的城市艺术市场所取代。此市场在朝代转移之际被打断，但在17世纪的最后十年再度兴起。主宰此市场的是带有“流行意识”的文人品位，而清代城市中的绅商则通过对奢侈品的鉴赏，企图建立其文化优越性。如同各地方在装饰艺术中发展出其地方特色（苏州的玉雕、嘉定的竹雕、松江的金工与扬州的漆器），特定的地方也与各种不同文人画派相结合，如苏州吴派、杭州浙派与扬州画派。

最有名的扬州画家之一是石涛（原名朱若极，1642—1707）。他是明代皇室的后裔，从1690年晚期僧侣的游方生活到后来成为职业的画家／企业家。他所创作的书画卖给长江中下游因盐业繁荣的大都会。石涛与另一位明宗室之后，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共同创造出一种绘画派别，在当时称为“奇士”派，而今日的艺术史家称之为“个人主义”。石涛作品的特色在强烈地拒绝传统规范（“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重新回到对主观响应的注重并加以转化、多重的视角、画家与观者的疏离，以及怀疑感。在盛清的城市商业世界中，这些感性的特质大有市场。

图7 《墨荷图》，石涛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帝制中国的历史中，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在瓷器领域，其在康熙时期达到技术成就的巅峰。在17世纪晚期，最大的陶瓷生产中心、位于江西东北部的景德镇，再次达到晚明高峰期的水平，甚至一举超越。1677年时官窑整个重建，而许多由私人资本经营的私窑也加入此风潮。清代中叶景德镇大量增长的输出，主要是销往欧洲与北美市场，满足西方日益增长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喜好。许多这类瓷器（china）直接由西方买主委托制作，饰以欧洲家庭饰章和取自西方古典时期或《圣经》中的场景。蓬勃发展的瓷器外销贸易似乎对国内的品味几乎没有影响，比起绘画，国内瓷器的品味仍然为朝廷所掌握。(www.xing528.com)

到晚清的时候，陶瓷出口市场开始大量萎缩，最主要是来自欧洲制造者的竞争。欧洲制造者得利于在当地新近发现的黏土矿藏，与耶稣会教士殷弘绪（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等商业间谍从中国偷来的技术。

尽管出口陶瓷没有让本地兴起模仿欧洲品味，到了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欧洲风”（euroiserie）的时尚已然进入中国，并响应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时尚品味。钟表、香烟与鼻烟壶、英国毛织与棉织绒布，都经由广州等港口城市抵达中国，且为都市精英日常使用。该世纪末的扬州与其他主要城市展示出一种参与全球品味社群的典型现代意识，且彼此争相发展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流行感。在服饰与其他消费商品的领域中，盛清主要的商业城市展现出对最新、最入时的风格之钟情。假发、宠物、袍子、外挂、裤子、褶裙等都曾流行一时，在一夜之间又骤然消退。

图8 景德镇外销瓷碗，画有板球比赛（伦敦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博物馆藏）

甚至在古典学术研究的领域中，盛清亦有许多重要创新。18世纪中叶的主要潮流是严谨地运用如音韵学、金石学、地理学、训诂学等技术来研究古代经典。此时被称为“考据之学”或“汉学”的学风所受到之影响，还来自由耶稣会教士传进来的西方科学与数学，以及顾炎武的音韵学先驱研究。虽然汉学学者谴责晚明泰州学派对内在道德自主的强调，视其为明代衰亡的主要原因，但是考据学派拥护者的怀疑主义式态度，显然是源自李贽与其他属于泰州学派的学者。

汉学学者使用训诂的研究方法来找出且纠正经典文本中受窜改或传抄谬误之处。最主要的研究如阎若璩（1636—1704）的《尚书古文疏证》，作者在世时便以抄本形式流传，而死后至1743年方首次付梓，而惠栋（1692—1758）的《古文尚书考》则揭露此中国文化原典之现存版本中的伪造之处。早期的汉学学者对朱熹与其他宋儒的贡献予以推崇，但在汉学运动的高峰时期，宋理学被认定是主要问题之所在。例如1768年戴震（1724—1777）具有争议性的《孟子字义疏证》，即主张朱熹断然地误解了如理、气、性、情等许多关键字词在古时使用的意义。

考据学派运动是在已城市化与商业化的江南进行之集体计划。其受益于同时期促进该时代廉价小说与中阶读物成长的出版热潮。在挑战朱熹的权威方面，这些南方的训诂学者亦抵制北京朝廷甫宣布为正统的读经方式，然而不论原因为何，清廷对这些行为出奇地容忍。随着时间流逝，当受过训诂学训练的学者成为高官、掌握对科举考试的写作与批阅，并有系统地让与其想法相合的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此运动本身即成为正统。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对江南来的考生蓄意地偏袒徇私，因为他们

能读到其他地方无法看到、散布在此区的大规模私人古籍收藏，而没有这些经典便不可能做出比较性的训诂研究。就是这种区域性的结党行径让乾隆皇帝在1761年做出反制，自己重新评定当年殿试的名次结果，替换原已及第的江南进士，把状元给了来自穷乡僻壤的陕西考生。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称许考据学派为帝国晚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原型，然而一些修正的研究则强调考据本身反动、复古的一面。这些研究指出，即使当18世纪学者运用日益娴熟的技术来摒除经典中造假与窜改的部分，对许多包括戴震之流如此卓越的人来说，这些努力真正的目标乃是恢复最原本的经典。这些经典被视为是揭示真理的宝库，并由此重建其心中已定的社会与道德秩序。

盛清思想计划的高峰是起始于乾隆皇帝1772年2月的谕旨，历经10多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帝国中所有已出版的书与未出版的手稿都被送到北京的四库全书馆，总共有超过1万部作品被审阅。当中的3450部书被誊抄至36000多卷标准版套书之中。这些抄本收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内、城北的圆明园（于1860年与圆明园一起被额尔金勋爵所毁）、承德与沈阳的行宫之中。较晚的抄本放置于扬州、镇江与杭州。作为此套书的目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在1781年2月呈献给皇帝。

实际掌管这些编纂工作的是翰林大学士朱筠（1729—1781）与一个由训诂学者组成的小圈子。虽然本籍在杭州，朱筠一家已在北京居住有三代之久。他在学术上的崛起反映出北京作为江南之外另一个文化中心的地位。朱筠和他的圈子将他们自己的汉学宗旨强加在帝国的学术世界上，随时掌握机会挑战宋学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也因为如此，四库全书计划的遗绪之一，就是让士人之间的党派分别更加强化，而这些党派之争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对官僚士气的低落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