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扩张与中国民族主义史

帝国扩张

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写作始于20世纪10年代晚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将清代中国描写为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日益炽盛之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在这样的史学传统之下，自然有很好的理由接受如此的形象。但此种刻画所掩饰的是，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包括莫卧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等。现在让我们注意的并非帝国间的差异，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

在清朝的前150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对众多参与领域扩张的清代士兵、政治人物和思想家来说，与此征服行动相联结的，是和欧洲经验并非全然不同的“文明使命”。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从夫居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以及对中文的读写等等，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或殖民的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如同他们的子民，若这些概念对王朝有用的话，清朝统治者亦汲而取之。但多半时候，清代的扩张动机很不相同：其利用了内亚历史使命的信念、不同族群对帝国安全的需求，以及有时个别君主的好大喜功。

属于卫拉特蒙古一支的准噶尔部（Zunghar）是欧亚草原上的半游牧民族，他们顽强抵抗以免被并入清帝国，也抵制沿袭明代、以“分而治之”分化的边疆政策。相反地，在雄图大略的大汗巴图尔珲台吉（Batur Hongtaiji, 1653年卒）与其子噶尔丹（Galdan, 1697年卒）的统治期间，大汗忙于进行结盟与建立国家的计划，可与皇太极在建立清朝时扮演之角色相提并论。在1660年左右，准噶尔部已经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内陆帝国，西北与俄国为界，东南与清帝国为界。然而早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双方在东边的共同边界（现今的中国东北）便已稳固。在接下来的100年间，这三足鼎立的帝国逐渐变成双雄对峙，在准噶尔部两侧的两个农业帝国逐渐扩张并巩固其边界，进而压迫到这个游牧邻居。

在缔结尼布楚条约的后一年，康熙皇帝即宣布亲自征讨噶尔丹汗。他率军进入草原，与准噶尔军在乌兰布通交战，身为康熙舅父的清军主将佟国纲即在此役阵亡。虽然清在此役中获胜，但后续的战争亦延续了数十年。到了1697年，康熙针对噶尔丹的盟友与粮食补给采取的消耗战，终于迫使噶尔丹在不明的情况下身亡。噶尔丹的尸体进呈给康熙皇帝，其后被碎尸万段。但随之继位的准噶尔汗继续抵抗，因此战事仍持续进行。

1722年康熙辞世后，雍正与父亲的个人宿仇取得和解，通过停战协议或贸易来平定蒙古各部。但18世纪50年代末期另一次公开叛乱，让表面上宽宏大量的乾隆皇帝，对人数超过50万人的准噶尔残部展开灭族战争。准噶尔族被成功歼灭，清扫一空的草原很快就重新移入上百万清帝国属民。

以此次对准噶尔部的胜利为基础，从1757—1759年，乾隆占领了从塔里木盆地到准噶尔南部与西部等，这些由突厥、维吾尔与其他穆斯林民族居住的领域。这些战场上的征伐，要比说服那些国内的高级汉族士人接受这些战役要容易得多。士人认为草原上的民族传统上不会对中国本土构成威胁，故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大草原。备受信任的大学士刘统勋、长期在西北担任督抚的陈宏谋，以及其他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进言反对此计划，且在1760年会试中留下看似精心策划的一致答案，微妙地谴责这些战事徒劳无功，是帝国妄自尊大的浪费表现。乾隆漠视这些批评，并在1768年宣布把先前并入版图的区域命名为“新疆”。他通过此举将帝国扩展至现今中国主张的广大领土，同时留给继承者一个挥之不去的族群冲突问题。

虽然乾隆不理会大臣反对出兵的劝告，但他热切地试图说明新疆值得占领，以冲淡他们的批评。乾隆从未成功，保有这片领土在清朝统治期间一直都是财政上的负担。理论上能自给自足的屯田制移植到新疆后，却一点儿也无法维持自给，还须持续地从中国内地进口米粮。开发新银矿、建立牧马地、由国家提供种子与工具、半征召的农民移垦区（并搭配初期免税的措施），以及选择性地对汉族商人开通贸易路线，种种作为都有所帮助，但都不足以支应不断上升的军事与行政花费。对新疆最成功的运用是将之作为流放之地。一项数据推估1758—1820年间帝国的总督有10%曾被贬谪到此，同样也流放了相当大量的地方官员与成千上万的一般罪犯。

1768年一群被流放的罪犯因酒醉指挥官的虐待而起身反抗，结果遭到屠杀。这显现出新疆本身是个充斥暴力的棘手之地。本地与移居进来的穆斯林人口对满洲或汉人领主发动的反抗时有所闻，且愈演愈烈。尝试通过忠诚度不高的地方首领间接且花费较少地治理当地，其结果至多只能说是成败参半。虽然与扩张中的沙俄帝国不时进行协商来确定帝国疆界，但与俄国的边界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19世纪下半叶，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加上来自海外列强的侵略，使得清朝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新疆边防也陷入危机。

在驻印英军怂恿下，穆斯林军事领袖阿古柏（Ya’qub Beg, 1820— 1877）在1865年进入新疆，从中分裂出一个自治的国家。1871年，理应保卫自己领土以防阿古柏入侵的俄国，为对抗英国势力而进占新疆东北部。清廷对此反应慢半拍，主因是在此地区最有力的军事将领、对抗太平军的英雄左宗棠正忙于镇压邻省陕西与甘肃之“回变”。1873年，左宗棠平定“回变”，四年之后，在英国的调停过于缓慢而来不及解救其附庸势力的情况下，左宗棠出兵新疆并消灭了阿古柏的势力。清朝几乎收复了所有的领土（除一小部分的伊犁仍在俄国手中），并在1884年宣布新疆建省，与其他省份一样由中央官员管理。危机在此刻暂时解除，然而治理的花费持续上升，穆斯林分离运动也从未消失。

另外一个直到21世纪仍持续困扰中国的前清遗绪是西藏。明朝时期未曾宣称或尝试直接介入这广大的领土，而倾向于只对当地众多教派与部落实施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政策。入关前的清朝刚开始同样对西藏缺乏兴趣，直到其与蒙古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注意到西藏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于是在1639年，皇太极邀请达赖喇嘛到皇廷，达赖虽未赴约，但在回复中称皇太极为“文殊菩萨皇帝”。清军入关之后的1652年，达赖喇嘛终于访问北京，受到顺治皇帝的隆重款待。清代历史记录将这些仪式交流认为是西藏接受了清朝的宗主权，但西藏方面似乎不这么理解。在18世纪绝大多数时间，清帝国对西藏自治的影响仍微乎其微。

此情况到了18世纪末开始改变。西藏内部因敌对贵族间的冲突陷入动乱。篡位者桑结嘉错（Sangye Gyamtso, 1653—1705）结纳清朝的仇敌准噶尔，促使康熙皇帝密谋暗杀他。当准噶尔在1717年入侵政治分裂的西藏时，康熙皇帝同样地在1720年占领拉萨以为回应。随后继任的雍正皇帝曾试图从西藏撤兵，但更多的内部动乱爆发，迫使他在1728年增兵。清朝之后的几次行动接着在1750年与1791年展开。渐渐地清帝国掌控了西藏的地方行政，以驻藏办事大臣进行管理。与此同时，清朝皇帝自称为佛教世界的保护者，且根据《礼记》中依各自的文化特性管理不同群体的理念，清朝几乎没有实行汉化或改变西藏的地方社会。

在台湾，康熙皇帝于1683年镇压郑氏王朝的势力之后，清朝试图要让这片领土主要通过土地税赋来支付行政管理的花费。康熙在18世纪的继任者当然也注意到，从郑成功与其之前的荷兰人经验，他们须在这里建立比明朝更强大的统治。但是在此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朝廷成本效益的计算指出，有系统地开发对岛屿土地的收益，无法支应维持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移民间之和平的花费。结果是，尽管有急进扩张主义者、像蓝鼎元这样著述丰富的地方官员如此呼吁，朝廷始终立法禁止汉人跨越海峡移民到台湾。1684年甫平定郑氏王朝，康熙皇帝随即颁布海禁政策，而在清朝统治的最初数十年，台湾的汉人人口比明郑时期还少。虽然康熙的政策在雍正时期略有放宽，但在清代中叶台湾从未有像准噶尔或新疆那样由国家所支持、推动的移民举措。

然而结果证明并不须由政府来推动这些移民政策。耕地缺乏、人口增长促使闽南居民违抗朝廷禁令开始移民台湾。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沿海地区日益众多的人口投入海上贸易与其他非农业活动而造成粮食短缺，对台湾中北部沿海平原产量丰富之稻米的需求也因此增加。潜藏丰厚利益的蔗糖贸易又吸引了更多移民。虽然不时有海禁，沿海省份的督抚虑及粮食供给问题，仍设法让海峡两岸贸易不在此限（虽然理论上是以特许的方式来管控）。结果是汉人在边地台湾的发展迅速地进行。(www.xing528.com)

经过1722年的一场地方叛乱，清政府对台湾移民的响应是，在允许汉人移垦的范围与合法保留给原住“番民”的区域之间画出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在18世纪重画了好几次。只有在淡水与安平已开放为与外国人交易的通商口岸，且清朝对台湾的治理受到明治日本的挑战之后，清廷才于1875年在全岛改行更积极的“开山抚番”政策。

18世纪清廷对维持台湾稳定所需花费之忧虑是有其根据的。在缺乏密集的行政与军事部署之下，清朝中叶兴起的台湾精英多半是富有的地方豪强，在其拓殖地拥有私人武力。这些豪强与他们的后代随着时间逐渐成为士绅，寻求功名头衔并营造精致的生活风格。此外，在台湾的地方官员，与帝国其他区域一样，老练地采取吸收经挑选的地方豪强之策略，来镇压那些不时造反、违抗朝廷的地方势力。但越来越复杂的台湾社会，终究让清朝想以较少花费来统治台湾的策略遭受阻力。

1786年林爽文起事，攻下数个县城。乾隆皇帝派出身经百战的福康安率领10万大军，在两年之内平定了叛乱。嘉庆皇帝回顾这场由他父亲主导的一大“武功”，认为它是帝国一连串开疆拓土、荣耀胜利的转折点：嘉庆皇帝指出，这是第一场正规军队需要以地方乡勇支持的战役。唯未能发展出一套计划，在不需要这些武力时解散他们。这个问题在随后数十年的白莲教乱时仍困扰着清朝，甚至直到清朝灭亡。

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湖南和广西省与其邻接的部分，清廷同样面临处理众多原住民族的困境。在逐渐理解这些语言与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精准度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清朝的观察者同时倾向将他们简化成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建构，以“苗”名之，与己身的文明相对，作为野蛮的“他者”。18世纪的对苗政策同时包含了封禁与强制性的涵化（acculturation），有时互相交替，但也会在不同官员之下同时展现。例如在湖南山区称为“苗疆”，人口组成以非汉族为中心之区域有时被封锁起来，限制或禁止汉人移民，而有时其商业与农业发展则相当活跃。

处理苗人涉嫌刑事案件时，同样也随情况而改变：或以一套反映了当地习俗民情的特殊法条分开审理（此为后来赋予沿岸欧洲人治外法权的先驱），或当作一般清代属民一样起诉与惩罚苗人罪犯。在18世纪，湖南西部的人口逐渐涵化为清代常民，主要是通过日益增强的商业往来。然而“涵化”未必为“同化”（assimilation），更不是“汉化”（sinicization）。18世纪末爆发的公开反抗活动，受到清政府军队的欺凌所致，非汉民族的五府区域自觉地在1795年的苗乱时结合在一起。

汉人出现在云南与贵州已有千年之久，此区域从更早的朝代起就被视为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然而汉人在明朝和尤其在清朝前100年移民到此区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驱使这些移民的原因主要是寻求土地、贸易机会，以及特别在18世纪20年代之后，到此地开采蕴藏丰富之铜矿与其他货币金属矿。此外，作为吴三桂的地盘，西南地区曾在17世纪70—80年代的三藩之乱时受到破坏，而在重建期间政府以行政管理方式加强整合此地，避免动乱再发生。然而清政府似乎从来没有试图要全盘地夺取其土地或迁移当地原住居民。随着冲突日益频繁、愈演愈烈，双方往往不仅是进行争论。受害的一方亦诉诸武装力量来保卫其高度复杂与特定的地方利益，且不尽然全都跟随着严格的族群界限来划分阵营。

如同在台湾一样，清代早期试图以较少的花费统治这个区域，通过挑选当地领袖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并称之为“土司”。但是随着逐渐引进汉人的父系继承制，许多新争议便起因于土司身份的承继。当清朝在1705年宣布只承认受过汉语学校教育的土司，这些争议经常演变成部族之间的战争。在18世纪20年代清政府决定“改土归流”政策，强制地从土司制度直接转移至官僚管理，其主要目的便是解决此区域已持续一段时间的无政府状态。

明代在16世纪时便已试过官僚管理，然鲜有实效。17世纪 60—70年代的吴三桂时期再次进行这样的尝试，但结果是土司没有消失，反而更多。当最大的区域被分割成数个新设置的府时，实际上的管理直接被交由府的下一个层级执行，即当地土官，因此土司反而更多。

雍正皇帝在西北地区比他的前任或后任者更不轻启战事，但就西南地区而言，雍正是最具侵略性的殖民者。他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积极地展开一系列土地改革，包括开垦荒地、私人拥有制与以收税为目的之户籍登记。于是因应每个政策而起的动乱需要有更多的军队进庄。正如所料地在中土的汉人士大夫抱怨这些花费时，雍正于1728年为其整合政策辩护：“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然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终在 1735—1736年间发生几近种族屠杀的古州苗变。根据清朝官方估计，有将近18000名当地人遭到屠杀，1224个村庄被付之一炬。这场血猩灭族事件，正好与野心在其他地方的乾隆之继位时间相重叠，实际上代表清朝霸权在西南第一阶段的扩张告一段落。

汉化过程在包括云南西部、湄公河与伊洛瓦底江上游谷地的中缅边境问题更大。汉人在此活动的记录仅能追溯至1659年吴三桂与其绿营军抵达之时，此后便快速发展。吴三桂与清朝当局试图在分封的土司之上建构一行政机构，然而傣族与其他语言族群复杂交错的文化混合而成的当地贵族，更常设法平衡地接受从邻近数个不同政体而来的各种任命，清帝国不过是其中之一。相同地，他们也自数个区域强权选择性地采用不同文化元素。例如在繁荣的边境城镇，儒家私塾在历史较悠久的小乘佛教寺庙旁纷纷出现。

这个身份认同、血缘关系与政治忠诚皆属流动的区域，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交会点，中国制品交换当地产品，如熏肉、犀角、特产木材，以及从新开垦之栽植区出产的棉花与茶。中国商人以其由宗族、行会与同乡关系组织成的绵密网络取得商业的主导地位，依照需求经由几个不同路径涵盖中国与东南亚。清朝政府根据起伏不定的安全考虑，时而鼓励贸易、时而实施禁运。例如一次重要的禁令是在18世纪60年代清代对缅甸的战事期间。虽然乾隆在他的“十全武功”盛赞其胜利，但数千名满洲与汉人军人死于热带疾病，事实上可说是几乎毫无所获的惨败。随着战争落幕与禁运的解除，贸易更为快速成长。

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诸多小国的消灭与缅甸和暹罗王朝的统一让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情势更加多极。但是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近代早期国家之间逐渐固定化的领土疆界终止了过去模糊不明的边界地带，而持续增强的文化紧张关系最终在19世纪中叶的“云南回变”中达到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