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治理制度的讨论：哈佛中国史06

清代对地方治理制度的讨论

从宋代以来，理学思想中一直强调“治术”，特别是在地方的这个层级。此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传统通常被称为“经世”，这个词在英文习惯翻译为statecraft（治国之道），但如果逐字翻译应该是 ordering the world（治理世界），如此翻译才能跳脱“国家”的概念，并且捕捉住追求治理秩序同时也追求宇宙秩序的精神。在明末之际，一位江南的改革派学者陈子龙（1608—1647）出版了一套书，收集当时讨论经世议题的历史资料，名之为“皇明经世文编”。此书开启了一种出版类型，组织关于如何妥善治理的辩论，后续到清朝时不断加入新的材料而多次再版。

自17世纪末到18世纪，经世之学与起初是独立的“实学”这个学术运动相联结。实学强调道德与礼仪的严整，同时有点儿矛盾地，也强调常看似非道德的务实治理技术。令实学拥护者同声鄙弃的有：智识层次上贫乏的八股文写作与科考举业，对文学形式的精雕细琢，各种形式的形而上玄学，与阳明心学相关的、不问世事的道德冥想，以及钻研文字、在当时兴起的考据之学。他们主张应该着力研究的是历史、地理以及诸如水利河工与军事武器等技术性的学问，并认为这些研究才能让士人有能力去面对时下迫切的政经议题，以无愧于自己文化精英的身份。

至少直到清初，经世之学与实学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与长期对帝国官僚政治批评的改革分子相互结合。受批判的官僚政治被以“封建”一词概括。封建这个词在现代中文被用来对应英文的feudal，但几乎不带有西方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特殊含义。常与“封建”并列讨论的是“郡县”，指的是将帝国划分为府县等行政区，各区由中央指派、支薪的专业官员轮流治理。为了防止“郡县”制的失能，“封建”则是将地方的管理权交付由国家认可且或多或少由国家所封赐的地方精英手中。

没有人比顾炎武更能诠释经世、实学与封建想法的结合。顾炎武本身是苏州的地主、行事谨慎的明朝遗老，以及才华横溢的全才。在他写于1660年左右、广为流传的一系列名为“郡县论”的文章中，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设置的郡县制度，可说是中国行政史中的“原罪”，但也是无法避免的。然而，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此大胆的行动将让“天下治矣”。他严厉谴责那些如寄生虫般不断增生的胥吏衙役，从外地派来、只顾全官位而丝毫不主动、真诚关心其辖区的官吏，在庞大而无法自察之中央政府上的过多花费，以及反对从发展优越的地方征取税收，运用在其他落后的地方（这样的意见来自帝国最繁荣地带的精英，一点儿也不意外）：“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

顾炎武的解决方式是指定一位地方精英的成员担任知县。为预防这位知县有可能贪污或不能胜任，一开始应有三年的试用期。如果表现让人满意，将准予第二个任期，而进一步有更好的表现，则此官可终生任职。假设他持续有好的政绩，这个知县的职位将成世袭。过多的监察职位，如总督、巡抚、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漕盐总督等都应该废除。响应批评，他主张：(www.xing528.com)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夫使知县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

顾炎武的主张明显地证明他对至少一部分上层士绅成员的开明自利有很大的信心。他对下层士绅与胥吏的质疑，与他相信有钱与有文化素养的人、和他相同阶级与教养的人，可以被信赖以追求全体之利益，即顾炎武版本的“看不见的手”，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然而他真的如此天真地设想吗？当他的计划实行，国家都任命像顾炎武这样的人当县官（他曾经因怀疑一位三代都服务于他们家中的仆人不忠而处决他），国家真的会被管理得更好吗？

如果单以《郡县论》为本，很容易认为顾炎武十足是精英私人利益的拥护者。但在他更重要的著作《日知录》中，他的政治观点更微妙。他论点中的关键是“上”与“下”两种范畴间的系统性区分，上与下依照脉络可以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国家与社会或富人与穷人。维持上下之间的阶层区别是文明的基础，但同时也可当成是必要的制衡，用来抗衡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集中于任何一端的自然倾向。一直以来的威胁是上层的独占垄断，然同时存在但较不明显的危险是下层胥吏与地方权贵的专断。

在顾炎武的理想世界中，财富在各阶层自由流动，政治权威由皇帝指派给有能力而对地方负责的县官。皇帝试图通过烦琐规定与考察的精密控管，只会有损地方官员的权威，而将权力赋予胥吏，让他们与“劣绅”合流，以自身利益来操弄法条。顾炎武提议赐封特定急公好义之地方精英为知县，其欲驾驭地方士绅的企图，似乎更胜于让渡权力给他们，也不是想达成真正的、反专制的“多数统治”。

因为对亡母的誓言，和对先人任官之前朝的忠心，顾炎武拒绝了清朝的任命，故而从来没有机会将他的计划呈送皇帝。顾炎武不可能认为他的意见有实现的机会。不过顾炎武的这些想法随着他大量的学术著作而广泛流传，其中之大胆擘画激发了日后清朝的政治改革者。有点儿讽刺但也意义深长的是，当晚清民国的学者受到西方代议制度与民主主权等思想的影响，想找寻中国本地传统以移植结合之时，他们找到顾炎武论述的“封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