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一个人脾气如何好，似乎总和温顺、敦厚、朴实、端庄、善良、谦让、低调、宽厚、勤恳、稳重、谨慎等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关联在一起。韩登安即拥有这样的好脾气，而且他的脾气好是出了名的。
除创社四君之一的叶为铭外，韩登安恐怕是留驻西泠印社时间最久者。这期间印社与外界起什么纠纷，他都耐心而不卑不亢地去解决。四方人士慕名来印社参观时，他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甚或自掏腰包予以接待。韩登安的好脾气赢得了朋友们的敬重。
1959年，新中国经历了10年的励志奋斗，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面貌，西泠印社的复社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韩登安作为西泠印社的留驻人员，自然被推举为复社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有了复社之议，自然要有复社之举，筹委会决定先举办一次西泠印社名家名作展览。那时西泠印社虽然名扬四海，但经历动荡后其库房早已空空如也。办展览须得向社员私人商借展品，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韩登安肩上。他开始以他的好脾气，四处向西泠印社中人借调作品。
韩登安（公元1905—1976年）原名竞。上中学时正是中国国难频发的时期——维新改良运动流产，八国联军侵略，内忧外患再加上慈禧专权，国之不国，民不聊生——此时他读到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使众多年青人深受启发。韩登安的父亲也信奉严复的“物竞天择”之说，故为儿子取名韩竞。因其出生于农历九月初六日，时近重阳登高，幼时家人呼曰“阿登”，长则以登安为字，中年易字为名。又刻“登东皋以舒啸，审容膝之易安”、“登高能赋，安步当车”等闲章寄意。改名的顺序昭示了人生的轨迹，韩竞将名字改成韩登安，从而成为西湖边上一位篆刻艺术的传人。
韩登安为浙江萧山人，少时从父居杭州。其父为一介书生，且能安贫乐居，在机关里做文书抄写或在新式学校兼点课，平日喜好书画金石。韩登安虽然染濡上了这种喜好，但父亲觉得自己困顿一生的缘由大抵成因于此，坚持让儿子换个职业。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资产，没有背景，身体又孱弱的穷小子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工作是不容易的。韩登安16岁时，父亲托人介绍其到铁工厂做学徒，期望他能在铁与火的冶炼中迸发出韩家不曾有过的钢花来。可惜韩登安适应不了环境，生了一场重病不能继续上班。他呆在家里常常想自己今后靠什么生活，认为一个人至少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生存，只有靠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韩登安由此发奋自学，专心刻苦地钻研文字学、书法、绘画、篆刻。
韩登安在26岁时才真正抓住了拜师学艺和登堂入室的机遇。那时他父亲的另一位学生陈简文从上海来杭州。陈简文爱屋及乌，在探视了老师后也顾及韩登安。他欣赏了韩登安的印蜕后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技，单单靠自学是不行的，学习书法篆刻应该去上海，向其父亲的小学同学王福厂老先生请教。韩登安原以为是一句客套话，殊料陈简文返沪后汇来旅费10个银元，附信说已和王福厂先生谈妥，要他马上去上海。韩登安喜出望外，即刻乘火车前往上海。王福厂见是老同学的儿子来访，显得很是热情和关心，欣然同意收他做学生。王福厂还十分体谅一个小职员的贫困处境，他没要韩登安办拜师酒，也没收拜师礼，韩登安深深地鞠了一躬，由此成就了师生情谊。
1933年秋季，西泠印社举行30周年纪念展览会。王福厂来到杭州，约韩登安到印社见面。他先审视了韩登安的印作，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和蔼地说印社每10年进一次社友，要5位社友介绍，他已联系了几个社友，让韩登安加入了西泠印社。王福厂后来说，做社友没有权利的，无非是多认识几个朋友互相讨教书道篆艺而已。韩登安没有辜负王福厂的厚望，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长马衡在内地遥领社职，韩登安则负责起看护西泠印社社址，开始接待慕名而来的同道好友，如总干事一般处理起印社的日常事务。
在漫长的人生中，韩登安除了辛勤耕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外，尚有时间梳埋自己的创作思绪，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对后浙派的维护与发展出力甚多。韩登安本人的创作，用心既在精微处，所尚也不在石破天惊。以印人而论，韩登安虽无创造而嘉惠后人独多，以实力和功力取胜，无疑是西泠印人群里以传承为己任的佼佼者。韩登安在创作方面的过人之处，可以在他通过反复实践总结的论印文字里得到印证，如提倡刻印须“通三功，明四法。三功者，即文字、书法、雕刊。四法者，字法、笔法、章法、刀法。”又强调“四者中，刀法盖为笔法而服务”。由此可知，韩登安是将“印从书出”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支点的。
韩登安工书，以篆书名列第一。篆书中又以玉箸篆最著名，刚健婀娜，兼而有之。虽受王福庵启迪，而体貌愈加瘦挺，转折之处，好用接笔，线条既匀整又劲健，并世难与其匹，是后浙派中独具代表的铁线篆书家之一。沙孟海生前对此称赏不已，有“老友韩登安先生从福老游，得其指点，所作无一体无本原，无一笔无来历，功力之深厚，游刃之迅忽，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坐。福老习用玉蜾扁之法，登安兼收彝器款识，取资益展”。
韩登安的一生兢兢业业，为人谦虚谨慎，遇变故常常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953年回家闲居时韩登安发现患了肺结核病。因境况困窘，老师王福厂又伸出援手，资助他将所刻《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四十余石拓印成谱售出，以补日用开支。上海的高野侯似乎欲弥补早年失落的情谊，亦请他刻印，酬以润资，也有帮助他的意思。此时另一位朋友也出手相助，那就是学养高深，历任教授、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务的邵裴子先生。邵裴子先生亦爱好书画篆刻，与韩登安有着40年之久的友谊。邵裴子请韩登安刻印最多，所贮200多方印章中，仅韩登安所刊刻的就达60余枚。韩登安曾得意地说，邵裴子对印艺研究极深，为他刻印不好对付。1956年，邵裴子推荐韩登安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每月津贴44元。因韩登安未满60岁，按文史馆规定尚没有公费医疗待遇，但总算舒解了生活窘境。
据友人记载，韩登安先生有乐于手工的喜好。他刻印数十载，指腕锻炼得极为有劲，不但刻石章不费力，刻牙章乃至刻水晶刻玉，都只凭指腕功夫而不借助机器。他自制刻刀，有象牙柄、红木柄或竹柄的，都镶上工具钢刀头，再加刻铭文，作为手艺一乐。某次朋友送了他一块青田石坯，没过几天，他刻了一方图章回赠，边款还载明事情原委。韩登安还喜欢探究前人遗留的印章上的包浆问题。他到北京的故宫参观，又阅读了许多文史资料，考据出乾隆朝的玉器最为精美，除雕工外即为包浆，而包浆则是皇帝亲自参与制作的。其制作程序为——新疆和田送来贡品，乾隆选取合适的玉材，让造办处因材设计。玉雕完成后命小太监吊在裤档里，让人体的运动摩擦使玉器表面自然光洁，生成的氧化层即为包浆。他还研究出故宫内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上包浆的由来。他说那是乾隆令几个小太监脱了衣裳在玉山子上爬，夏天爬得出汗，冬天生了火盆继续爬，爬了若干年，那玉山子上的包浆就自然滋润了。
韩登安对印章和玉器上的包浆研究或许只是一则花絮，他的人生大戏即将开幕。
1957年夏天，时任浙江省文化厅厅长的黄源欲找熟悉西泠印社的老人谈话，杭州大学教授夏承焘推荐了韩登安。那次谈话的主题是西泠印社的历史以及探讨恢复印社业务的可能性。上级部门的意思是解放后西泠印社如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如各省来信询问求教的很多，对外文化交流中，外宾——特别是一些日本友人也欲求购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再者，政府也想为金石书画家们打开一条新的出路。(www.xing528.com)
为遴选恢复西泠印社社务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名单，韩登安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心目中的人选其一要有社会声望，其二是要居住于杭州且是搞艺术或做学问的，而最主要的是筹委会成员要与西泠印社有一定的关系。他草拟的名单中第一位是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的陈伯衡、阮性三，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委员的沙孟海，和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和诸乐三，他们都是西泠印社的老社员。如此这般，韩登安将筹委会名单上报后，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省文化厅的同意。同年11月17日，由韩登安召集，在张宗祥家里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月底，筹委会从省文化厅领到5000元经费，于是借用中山中路省文联画室开始全面办理筹备工作。
到1958年1月19日，西泠印社复社仪式正式举行，浙江省和杭州市的相关领导及数十位文艺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在凉堂举行的开幕式。省文化厅的许钦文副厅长讲了几条工作原则，大意是一要继承发扬吴昌硕先生在艺术上刻苦钻研的精神；二是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质量只许提高，不许下降；三是要严格遵守政府的相关法令；四是将筹委会改制为管委会。在随后的会议上，张宗祥被推举为第三任社长。同年4月，朱德委员长来西泠印社参观。他留下了题辞，也对管委会成员和西泠印社工作人员讲了些鼓励的话。
到1959年春末，浙江省决定将西泠印社划归杭州市文化局管辖，市文化局派王树勋担任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王主任到任后不久，在印社宣布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印社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金石书画展览会，让大家想想办法。当时印社已无一件藏品，上级要求又高，这令韩登安颇费思量。他开始和王主任与杭州各单位及藏家进行联系，又到上海向张鲁庵了解一些老社员和藏家的情况，并马不停蹄地搜集展品。
作为坐镇印社的专业印人，韩登安意识到要把握住篆刻的脉络，重拾浙派在印林的雄风。他一方面集中精力投入创作，以细朱文为基点，着力建构带有西泠印社特色的浙派风范。另一方面，他又抓紧对年轻人的培养，使西泠印社在人才资源上后继有人。在特定时限内，韩登安通过本人的努力，并以可操作性极强的篆刻创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韩登安以高超的篆刻艺术为人所称道，从艺逾50年里治印两万余方。其创作特色以浙派为根底，上下求索，溯源秦两汉，崇尚古玺，兼及西泠八家和邓石如、吴让之、徐三庚、黄牧甫等。在后浙派印人中，以他在继承方面用力最勤，是现代印坛工稳一派的代表人物。沙孟海评其篆刻为“海内外论印者方以韩老为西泠印派之后劲。余乃举述本社前辈，即已示人有继承有发展，不拘一格，各逞专长。登安之学不失为当今玉严静穆一派之代表”。
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云：
洗眼西湖老倍明，奏刀常对众山青。
正宗爱效琅琊法，穆穆忧存旧典型。
韩登安出版过多种印谱，如《登安印存》、《岁华集印谱》、《西泠印社胜迹留痕》、《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等。其中《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是韩登安晚年的代表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集中反映了韩登安对多字印创作的谋篇、运思、结篆、奏刀、用意方面的独具匠心，是他平生创作多字印的杰构。《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则是韩登安中年时期的代表作，成书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作者撷取西泠印社内各亭台楼阁的名称，勒石篆刻。谱中的每一方印章各具面目，手法多变，极少雷同，显示了深厚的功底和出众的艺术才华。值得一提的是该谱的边款也十分精美，可与印面相互媲美，篆隶楷行草五体并用，均秀润挺劲或精劲周密，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的多方面修养。
1963年10月召开了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大会，这是解放后西泠印社召开的第一次社员大会，韩登安亦为会议的主要筹备人员之一。此次会议非常隆重，董必武、沈雁冰、郭沫若等都有贺词，浙江省霍士廉、陈冰、王平夷等都亲自参加。上海有沈尹默、马公愚、叶潞渊、钱境塘、 钱君匋、方去疾、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南京有傅抱石，武汉有唐醉石，温州有方介堪，杭州有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吴茀之、诸乐三、刘江等50余人出席。
韩登安摹辑的《明清印篆选录》手稿花费了40余年的心血。他自述从20岁开始，凡见有明清印人的印篆即审别真伪，慎重取舍，手工摹录，部分还是原拓印蜕剪贴。至1966年积稿盈尺，编成12卷，凝聚了其毕生的心血。
韩登安逝世于1976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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