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历史性机遇，昌明思想

第三节　抓住历史性机遇：惟贤、昌明主要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与现代化建设几乎同步，中国佛教的恢复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之一。惟贤法师与昌明法师各自在西南与华中，成为人间佛教的擎天柱。

一、“松柏经冬万载青”

惟贤法师（1920—），俗名邱兆红，四川蓬溪县人。1920年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生于黑堡堰村的农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四姐邱兆莲抚养。当时四川地方军阀之间的混战不断，他家的生活比起一般农民更是分外艰难。但四姐也深知有文化对一个孩子前程的重要，故省吃俭用，供7岁的小兆红读私塾。兆红也分外懂事，三年间读熟了现在多数大学生也不了解的儒家四书五经。但随后便因生计窘迫，在蓬溪白塔寺拜定光法师出家。定光法师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于是继续供他上学。惟贤出家后曾以小沙弥的身份写了一篇习作《小沙弥的新年》，被刊于蓬溪县报上。这在当时足以令周围的人对这个小和尚刮目相看。小学毕业后，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在南充创办的“龟山佛学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恩洋居士的人品、学问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使他对佛法与儒学都有了深入的基础。

1936年，惟贤来到了重庆缙云山，被太虚创办、太虚弟子法尊主持的汉藏教理院录取。于是他如鱼得水，在佛学的海洋中尽情遨游。由正科到研究科，不断精进，还学会了英语、藏语。他在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以及《佛化》周刊上发表了学习研究唯识学、因明学的论文，初步显露了才华，也获得法尊法师器重。1937年9月，太虚来到了汉藏教理院。自此，惟贤也经常聆听太虚讲学，了解了人生佛教及其原理——真现实论，深受教益与鼓舞。如今，他恐怕已是曾经亲聆太虚《真现实论》的唯一在世者。惟贤回忆说：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方面、学术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弘扬佛法方面的贡献，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一生对佛教始终坚持不改变志向，都是受他们的影响。”^[16]在太虚弟子中，经历了严峻的时代考验的，像惟贤法师那样献身佛教的人不在少数。

1938年，由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逾两年，他已从汉院毕业，复由开县大觉寺松雪法师授以具足戒。

1941年，松雪法师在开县创办大觉佛学院，年轻的惟贤法师先后任该院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编写了《唯识纲要》、《因明纲要》等讲义并授教。他还创办了在四川有一定影响的《大雄》月刊，亲任主编。当时太虚在重庆金剑山筹设了大雄中学，并书赠语“如释迦牟尼佛在宇宙中为一能遍觉能普救之大雄”^[17]。惟贤则“根据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菩萨大雄’（而）这样命名”^[18]。惟贤当时还著有《心经讲录》、《淡泊诗集》、《大觉诗稿》等书，尤以《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一文，呼应太虚名文《知识青年僧的出路》。1947年太虚圆寂，惟贤也像全国佛教青年一样，倍感哀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贤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并参与了重庆市佛教协会的筹备，担任了筹备工作组秘书长。但自1954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近27年，才平反获释。在狱中，佛教信仰给他以坚定的支撑，由此他认为：“人生本是苦的、无常的，我的遭遇其实是在消旧业。”佛法讲“修行要难修能修，难忍要忍。经历困苦，一方面可以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要根据佛教的人生观，以求得心安，解脱生命、出离生死为修学的第一要务，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只要在世上过一天，就要好好研究佛法，以佛法来鼓励自己，求得受用”。正是“坚持佛法的正念，将27年生活度过来了，这就是佛法给我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19]他谈得平静，但对历史、对监狱生活有所了解的人谁都知道，如没有信仰，这会是何等煎熬？

1980年，惟贤来到劫后残破的重庆慈云寺，致力于恢复与修建。该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对岸是著名的朝天门码头。据传始建于唐代，而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85）得以重建，原名观音庙。1927年，云岩法师进一步扩建，改为十方丛林，并更名慈云寺。1941年1月，太虚曾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于此，并多次驻锡，也在此写了一些文章。^[20]

惟贤法师除了担任慈云寺住持外，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其近年讲经讲学论著如《〈大般若经〉之精华》、《心经讲记》、《般若与人生》等已汇编成《般若与人生佛教》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二、继承与践行太虚人生佛教思想

惟贤曾说：“我于16岁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习，大师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己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着佛教界。学院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开办了汉藏佛学和佛教史、文学、国学、史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我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汉藏教理院的院训是‘澹宁明敏’，澹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识因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至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21]其实，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仍是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指导，遵循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则是惟贤法师的僧格弥坚弥高的精神源泉。

在当代大陆僧伽中，只有惟贤法师，才“不管在哪里开示，都会讲到人间佛教，不管讲哪部经典，同样也会落实到人间佛教”。而与许多法师同样的是，在就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法门才能够救世”的提问时，惟贤答道：“在佛教来讲，佛法所有法门都能救世，但佛法有原则，有方便，具体来讲，就是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符合佛教的原则，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契机就是要适合时代（社会），根据地方不同、人（根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而行方便法门。过去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现在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都是以佛法精神做入世事业，达到二谛圆融，那么这个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当今最契理最契机的法门。”^[22]当然在当代，这点已成了常识。但惟贤对太虚人生佛教的具体内容还有自己深入的理解，他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乘为主，兼修菩萨行。”首先是“要做个完人”，然后是如菩萨、佛一般地超越自性，“也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点，并不是一般的神秘化，（而）是人格化”。惟贤以他亲眼目睹证明，太虚本人就是奉行人间菩萨行的典范：太虚虽然名声很大，但“个人生活简朴，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因为我亲近了他大概有十年时间，耳濡目染了他的教诫和个人生活。他老人家生活很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衣服”，“早晨吃稀饭馒头和一点咸菜，中午两菜一汤。另外，居士供养的钱财，他全拿出来做好事，周济贫困学生”。居士不忍太虚生活太苦而供他的食品也完全交出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23]惟贤不但自己也这么做，还领导慈运僧众这样践行。在使古刹重光之余，还继承与发扬太虚的一贯作风：外重弘法利生，内重提高僧伽素质。

在弘法方面，由于老人德高望重，四方邀请应接不暇，而他不顾古稀之年，四处奔波讲经、传戒、参访。先后出访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并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江西庐山、无锡灵山……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利生方面，首创佛教的“希望工程”、“母亲工程”，强调办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救济扶助贫困失学儿童，帮助下岗后就业难的妇女。为此创办了慈云“佛教慈善功德会”。

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他自己严持戒律，修行不辍就不必细表，老人更关注的是佛门下一代，培养佛教人才。为此，他开办了慈云寺僧伽培训班，后又亲任重庆佛学院院长。他熟谙太虚办学模式，并归结为四点：1.在课程上佛学为主，世学为辅，使学僧在佛学、世学两方面都能够有较高的、全面的研究和认识。2.在修持方面，对上殿、过堂、诵戒都很重视。3.在生活方面讲究朴素，太虚大师本人节衣缩食，以身作则。4.设置的学制循序渐进，学生毕业后有所成就。惟贤还注意把过去办学经验与当代实际结合起来，针对佛教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现在“尽管提倡学修并重，但实际上学重于修”。“当然在硬件方面，不管是教室、教具、设施、学生待遇等方面都比过去好。但在培养学生能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方面，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其实，惟贤法师在此不但不反对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高科技手段，他在国外访问期间，还表示要学习电子化、网络化等先进弘法方式。八旬多老人依然与时俱进，乃太虚门风使然吧？他还认为，应借鉴太虚当年学制，“否则两年、三年学僧毕业后出来就当家、做会长，我觉得还不成熟”。“在时代潮流中，佛教与佛教徒应该在思想建设、净化人心、维护社会方面以身作则，从文化方面对思想净化起到一定作用。”“对学僧的教育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优良传统教育；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如何使佛法振兴，对社会人心，对世界作出贡献。”^[24]这些建议都有相当大的针对性，无疑都不错，关键还在如何进一步落实。

惟贤以诗明志：

太虚倡导菩萨行，人格完成即佛成；

朴老契合新时代，二谛圆融独创新；

鞠躬尽瘁呕心血，松柏经冬万载青；

继往开来承遗志，人间佛教点明灯。

三、教研唯识行在净土

惟贤说：“我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恩洋先生的教育。那时我们看书首先要求背诵，像《唯识三字经》、《佛教三字经》、《八识规矩颂》、《二十唯识颂》等经典，都必须会背。接下来就是解，然后再贯穿（领会）整个意义，抓住纲要。而且在学的时候，做到眼睛看、耳朵听、心里记三结合。”青少年时期的这样学习，使法师一生都很受用。背的时候虽难免枯燥，但以后常给人以回味无穷，给人新启。以至惟老八十多岁讲授《唯识学在佛法中的地位》时，名句典故依然随手拈来，听众深感“简直就是一部活字典”^[25]。

其实，不仅王恩洋，太虚也是一位唯识学大师。他与欧阳渐、王恩洋在当年常常切磋唯识学，他们之间的争议更促进了唯识学研究的深入。惟贤得到两位大师的传授，其唯识学养因而长进深入。晚年著有《唯识札记》，惜迄今未能出版。他认为:“般若经典主要是‘破’，破邪才能显正；而瑜伽的法相唯识，除了‘破’以外还有‘立’，建立正论，故说它有破有立。所以，玄奘法师会合这两种思想写了《会中论》。这部书就阐发了瑜伽法相唯识学所开显的中道。”^[26]这一见解也可自成一家。

当然，惟贤也继承了太虚的主张“八宗平等”。个人研学重点虽在唯识学，但他对般若学、真常唯心论都作了宣讲。他认为，般若智慧就是“不落‘断’、‘常’二边。能够观察到诸法实相，亦有、亦空，具中道智，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中心点要破执。说假，是说明它是幻化的；说空，就是它没有常恒不变的实体。因此，要去执——去‘我执’和‘法执’”^[27]。惟贤不仅讲《大般若经》，也讲禅宗宗奉的般若类经典《金刚经》、天台宗经典《法华经》以及般若学与真常唯心论的结合《心经》。结合“人生佛教”，在修学次第上，他认为，首先要“以般若精神指导人生。第二，依般若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第三，结合‘八正道’以净化心灵；第四，修方便般若以慈悲为本怀”^[28]。这也体现了惟贤法师弘法的特色所在，即以“智增上行”为启导，智悲双运。

惟贤的“行在净土”，也有其特色。这一净土，正根认为“就在我们现实的人间”。至少，特重“人间净土”，或通过不懈努力，把人间转换成净土，应无疑义。至于惟贤本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也与此相应。他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率众上殿之后，马上就是处理寺务，接待客人。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寺院兴盛，与国内外联系大为扩展，光接待与出席其他寺院佛像开光等项，通常就占了住持大部分时间。而惟贤身兼多职，出席与主持各种会议更形忙碌。直到晚上七八点，才稍有个人余暇。一般白天太忙，八旬有余的老人至晚上九点多不得不休息了。但惟贤还常常因准备讲经讲学材料、看书、改稿而至深夜。即使在讲学中，他的讲述也经常被电话、琐事及客人到访打断，但惟贤最深的功力在哪怕中断半小时，无须提示还能思路连贯，反应冷静。哪像八十五岁的老人。正根以为这好似平凡的忙碌中的宁静就是“大修行人二六时中均在定中”。^[29]

实际上，这正是人间佛教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体现。用惟贤法师的话说，就是“于平常中见真实（法尔如是），于平凡中见不平凡（超越性的伟大），踏踏实实地真正有所作为”^[30]。从这点看，菩萨道难行也易行。不管能力大小，从所做平凡的小事中，能见些不纯为个人利益考虑的精神就是良好的开始。

四、仰慕太虚诸大德护教弘法见智勇

昌明法师（1917—2007），俗姓曹，湖北枝江人。少年曾入私塾，习儒家《三字经》、《千字文》启蒙。他天性聪颖，加以刻苦，不几年即领会了四书五经。1935年秋，至枝江弥陀寺礼觉岸法师出家。1936年2月，于该寺依妙德法师受具足戒。两位法师都有心栽培这年轻人，遂送他前往崇善佛学院就学。毕业后，亦即1940年，他至湖南衡阳罗汉寺法光佛学院深造。当时颇为青年僧人崇拜的太虚法师也多次到罗汉寺讲经。听说有名的太虚和尚来了，听经之余，总有不少人索求太虚墨宝，太虚也多随缘作法施。昌明则为之研墨铺纸。太虚爱才，看到昌明勤勉好学，赠以两幅对联。昌明也乘这难得机缘，向太虚请益。太虚的谆谆教诲，令昌明终身不忘：“学佛，首要修身，做高尚之人，做利益众生之人。做人学好了，自然而然进入了佛陀妙境。”这就是太虚常讲的人生佛教。青年僧人也最关心佛教前途问题，太虚就此回答说：“今后的佛教，还归佛陀人本原义为其首要任务，要把被歪曲了的佛教扶正过来，就必须进行佛教改革。佛教只有改革，才有生命，才有前途。”^[31]这是太虚提倡人间佛教的良苦用心所在。

1939年，日本侵略战火烧到了湖南，巨赞法师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昌明到罗汉寺后，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该会组织的“抗日僧伽救护队”，上抗日前线救护伤病员。1943年12月，太虚应邀至桂林弘法。当时昌明在祝圣寺弘化社，闻讯再次赶去得以亲近太虚。不料这已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随着抗战胜利，太虚先至南京，后回上海于玉佛寺圆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明回到家乡，任枝江弥陀寺住持。1954年，听说虚云大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恢弘百丈家风，昌明不辞迢迢，远赴请益。1956年，他被请至汉口，任护国寺监院。不久移驻汉阳归元寺。翌年，被中国佛学院研究部录取，得以进一步深造。但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浪潮卷来，中国佛学院已难以为继。1960年，昌明法师不得不卒业，回武汉任归元寺监院。

“文革”初期，各地佛教寺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归元寺作为当时武汉地区首刹，亦首当其冲。“红卫兵”到归元寺查抄所谓封建主义黑材料，说什么这是封建思想根据地。昌明法师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用大纸写上“反封园”大字，贴在“归元禅寺”匾额上，使他们难以动手，把寺匾保护下来。又作“种种随顺劝导”，使这些被极“左”思潮鼓动起来的狂热青少年的行为“得以节制”。^[32]1967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后，多个所谓“兵团”、“造反司令部”先后强行占据归元寺，并在寺内开设工厂。昌明法师只能把大雄宝殿、罗汉堂、藏经楼等主殿从里向外反锁，用东西顶住门，在外面贴上封条。但这些措施后来也不顶用了。1968年4月6日，法师感到形势已失去控制，冒着巨大风险与压力，上书周恩来总理，说明归元寺及其所保存的文物的危急状况。当时，大多数寺院僧人已被扫地出门，仅存者也多噤若寒蝉，周总理本人也面临着林彪、“四人帮”的攻击，危险可想而知。但庆幸的是，不到半月，周总理就亲笔批复保护归元寺，造反派不得不在解放军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归元寺。这一名寺在“翠微公园”的名义下得以留存，而且基本完好，在全国罕见。消息传出，周边有些寺院也得以减轻了压力。这些都得归功于昌明法师的大智大勇。

周恩来虽于1976年逝世，但因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在，1979年归元寺即得以恢复原名，列入首批对外开放的寺院。当年11月，昌明法师荣任该寺住持。他是经历“浩劫”后第一位升座的方丈，这是恢复由僧人自主管理寺院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寺院管理体制的重大转折。昌明法师后又接任湖北黄梅五祖寺、武昌宝通寺住持，兼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协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市政协常委等职。

五、恢复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

太虚于1922年创办了武昌佛学院，被称为佛教的“黄埔”，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当年培养的佛教人才济济，惜因日本侵华战火烧到武汉地区，于1938年停办。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拟恢复武昌佛学院，先期恢复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武院后期别称），由太虚弟子苇舫主持。^[33]但1947年3月太虚圆寂，随后大江南北又陷入战火，武院恢复未果。

20世纪80年代，佛教在全国逐步恢复发展，但因“文革”浩劫，也面临着严重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问题。1992年1月，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呼吁：“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34]就湖北省而言，许多寺院得到恢复、重建，经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法佛教活动场所更多，但是僧才奇缺，“许多大小寺庙长期空闲（笔者按：不是空着，而是由居士或不懂佛教的村民管理），无僧人或无住持”^[35]。迫切需要高素质管理者。

昌明法师对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深为崇仰，对太虚办武昌佛学院的教育思想也有所了解。他作为湖北省佛协会长，对培养湖北的佛教人才也负有责任。在当地政府民族宗教局的支持下，经过他与其他高僧大德的多年努力，湖北省和武汉市佛协的具体筹备，1994年，武昌佛学院终于得以恢复重建。新院址设于洪山宝通寺。昌明法师在复校典礼上讲话说：新生的武昌佛学院要继承“武昌佛学院创始人太虚佛学思想的正信精华：学佛必须先学做人，成佛必须先成人。我们办学宗旨就是培育僧才，振兴佛教”^[36]。

发扬人间佛教思想是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宗旨与理论基础，昌明法师曾多次强调，湖北省佛协秘书长万松亭先生也一再重申。他们把太虚人间佛教的入世思想具体化至当代，理解为就是学生的学习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要爱国爱教，利国利民，为国家的富强作贡献。这倒与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很接近。因此，学校既开设多门佛学课程，也为了适应社会和建设的需要，开设古汉语、历史、地理、政治、书法、体育、财会等课程。此外，每周还有一次专题讲座。从课程设置看，相当于国内中级佛学院。

继承太虚的八宗平等思想与“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思想，^[37]昌明法师在修行上以禅为主，博取各宗之长。为适应当时广大信众，特别是老年信众的要求，主张“禅净并重”^[38]。因而，恢复重建的武院佛学课程安排有禅宗经典、净土经典、律学纲要、丛林生活制度、唯识学等。

应当承认，昌明法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的只能是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办学精神。

沧海桑田，原武昌佛学院遗址已不可能恢复了，太虚当年在武院积累的丰富图书资料也早散佚。五十年后，曾在原武院任教的教师也早已星散逝去。在物质条件与师资方面，昌明法师可以说一切从头开始。校舍与教室等均由他住持（后由道根法师接任）的宝通寺提供。太虚曾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最早恢复的闽南佛学院以及四川自贡佛学院等院校、浙江三门多宝寺等寺庙、港台佛教界以及新加坡隆根法师等原武院学生，都捐赠了图书资料。恢复初期的武院专职教师人数不多，但其中也有原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现身说法，使当年武院的精神风貌得以重现。新武院充分利用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优势，聘请了十几位兼职教师，有来自中学的，也有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名校的。昌明法师还敢于启用年轻的有学识的僧人任教，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首届毕业生乘实法师就承担了律学和佛教概论两门重要课程。这也仿佛太虚当年在武院。

与闽南佛学院相比，较晚恢复的武院规模较小，与内地大多数佛学院一样，学生主要来自湖北各地寺院或佛协的介绍推荐。但其教学秩序相当整肃，教学质量有保证。首先，昌明法师要求寺院的法事活动不能冲淡教学。道根法师吩咐职事，一切佛事活动要避免安排在教学时间内。其次，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每学期授课17周，周学时约36课时。其三，专职教师认真负责，有的带病坚持上课，有的甚至患病临终前还不忘上课。其四，请专家、名师兼职或开讲座，如华中师范大学彭端淑教授讲《印度佛教史》，武汉大学吕有祥教授讲《三论宗概要》、《佛学辩证法》，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讲《佛教音乐》。古汉语专家童勉之、香港圣一法师等，都曾来开讲座。^[39]

佛学院与社会上的学校相比，必须坚持自身有修行的特色。重建的武院继承了太虚主张，要求培养出解、行相应，堪任住持的佛教人才。学僧的管理教育模仿十方丛林规制，注重律仪，严格训练。^[40]为此，学院实行“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学生与宝通寺僧人一样，禅房素食，早晚打坐，不仅通过学习获得知解，还因禅修有了体验。但学院规定，学生不可像游方僧人那样随意迁单。同时，院方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用品，医疗也有保障，每月还有一定零用钱，节假日酌增。并为学业优秀者设置了奖学金。昌明指出，武院“相对于其它佛学院起步较晚”^[41]，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免不了的，因此学院要“边教学，边建设，边发展，边前进”^[42]。

由于昌明法师与师生的共同努力，如今的武昌佛学院一方面坚持一贯的办学方针，一方面还开设了专门的讲经班，通过讲小座的形式，培养讲经法师，以满足当前佛教界十分需要的讲经弘法人才需求。同时，也培养出不少佛教管理人才。如见忍法师曾任黄梅五祖寺住持，还有多人被聘为各地寺院住持或执事。当然，与内地不少中小佛学院一样，重建不久的武昌佛学院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只要坚持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方向，前景必将是光明的。

六、关注佛教现状与未来致力国内外佛教友好交往

年届九旬的昌明法师，依然壮心不已，关注着佛教现状与未来。他认为：“中国佛教在七届佛代会（2001）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工作变化大，做了许多在国际上影响大的事情；二是在领导班子中，年轻人多，他们年富力强……在当前社会与佛教形势下，第一要做的事，还是要增加僧才的培养，这是根本、是关键。第二是对佛教优秀的传统要继承、保持、发扬，这是立足点。”昌明法师讲的优秀传统，包括太虚、赵朴初等垂立的人间佛教思想传统。

昌明法师不但在他担任住持的寺院提倡和践行人间佛教，而且作为湖北佛协会长，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多次来到湖北各地寺院，支持各寺院的恢复重建，关心僧人生活，协调寺院与社会的关系。1985年，著名天台祖庭湖北当阳玉泉寺得以维修一新，他与湖北佛协副会长万松亭一起“给玉泉寺送来了三位僧人、三位居士。僧人正式接管（该）寺庙，敲响了沉寂三十余年的古刹洪钟”。玉泉寺举办的重大法事活动，已届高龄的昌明也不辞劳苦赶来推动或主持，并时时关心着该寺的进一步建设。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中，也能看到他的关心无处不在，如“清溪寺的水、玉泉寺的塔、宝花寺的香炉、鹿苑寺的茶”^[43]。昌明法师还访问了许多国内名寺，在他任职期间，归元寺、宝通寺、黄梅寺与多地名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接待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比利时王储菲利浦等政要，在塑立中国宗教的国际良好形象方面，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84年，他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邀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访问，走遍印度六邦十八个佛教圣地，被印度友人誉为20世纪80年代的玄奘。特别是在菩提迦耶，不期而遇中国台湾佛教朝山团一行二十余人，其中有昌明法师50年前在湖南学习时的老同学灵根法师。兴奋与惊讶之余，大家畅谈深厚友情，有些人讹传的大陆佛教如何如何的谣言也不攻自破。昌明法师还先后出访尼泊尔、泰国、韩国、日本等国，对加强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昌明法师的书法造诣深厚，与禅意融为一体，清秀高峻，各界无不称赏。而他自己认为：“昔画竹通禅者曰竹禅，吟诗通禅者曰寄禅；今泼墨透禅者书禅也。禅书融合，千变万化，方便多门，归元无二。书禅合一，只是书以现心，心以书明而已。先师太虚上人挥毫时一气呵成，尤其是‘佛’字末一竖，一笔到底，修长有力，我写‘佛’字时多效尤。”“总之，精进万化，寂默是本，禅书若舟，渡人渡己。”^[44]深融禅意的书法在昌明看来，也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方便。

昌明法师还深切地怀念着太虚大师。1989年12月，他特地撰写了论文《缅怀行师，继承人本遗业——亲近太虚大师的因缘》，参加了由香港法住学会举办的“太虚大师诞生100周年国际会议”，文中高度肯定了太虚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其一，太虚大师一生举办僧学，培养僧才，为人本佛教做干部准备。其二，太虚大师一生倡导佛教服务社会，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遵循‘问政不干治’的原则。其三，太虚大师一生立足佛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四，太虚大师一生弘法以人为中心，破除封建迷信和鬼神色彩。太虚大师其行其为，其思其想，对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对今天乃至今后，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间社会，适应于人间社会，服务于人间社会，贡献于人间社会，爱国爱教，发扬优良传统，才能与社会共同兴旺，永世昌隆。”^[45]昌明法师这里阐述的是他个人真切体会，重要的是，他能把这些体会付诸实施，他担任了武汉市慈善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残疾人基金会常务理事等职，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达1000余万元。他把“人间”的词义解读为社会，也是很精当的。是否能在实践中坚持人间佛教的方向，确乎关系到中国佛教的未来。今年1月28日，昌明法师以年迈病重，在武昌安详示寂。他一生戒行精严，在多方面足为表率。(www.xing528.com)

注释：

[1]巨赞：《巨赞自述》。

[2]惟贤：《松柏经冬更青翠一生业绩仗心坚：悼念正果法师》，《法音》1998年第1期。

[3]郑立新：《怀念正果法师》，《法音》1988年第2期。

[4]惟贤：《松柏经冬更青翠一生业绩仗心坚：悼念正果法师》。

[5]胡晓光：《浅谈正果法师的佛学思想》，《法音》1998年第1期。

[6]参见正果《佛教基本知识》。

[7]太虚：《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太虚大师全书》第49册。

[8]净因：《一代高僧——正果法师》，《法音》1998年第1期。

[9]胡晓光：《浅谈正果法师的佛学思想》。因正果本人有关论述已佚，在此只能转引其入门弟子的见解。

[10]即提倡一种思想，发挥三个传统。参见本书第五章。

[11]参见本书第三章。

[12]胡绍皆：《构建和谐社会应重视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论文汇编》（上海玉佛寺觉群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编印，2006年9月）。

[13]惟贤：《松柏经冬更青翠一生业绩仗心坚：悼念正果法师》。

[14]赵朴初：《在正果法师示寂回向法会上致词》，《法音》1988年第1期。

[15]净因：《一代高僧——正果法师》。

[16]《惟贤法师访谈录》，《觉群》2003年第1期。

[17]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18]《惟贤法师访谈录》，《觉群》2003年第1期。

[19]《惟贤法师访谈录》，《觉群》2003年第1期。

[20]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265、274页。

[21]正根：《出水莲花自清净：记著名高僧惟贤长老》，《中国宗教》2006年第6期。

[22]正根：《出水莲花自清净：记著名高僧惟贤长老》。

[23]释惟贤：《般若与人生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24]《惟贤法师访谈录》，《觉群》2003年第1期。

[25]正根：《出水莲花自清净：记著名高僧惟贤长老》。

[26]释惟贤：《般若与人生佛教》，第27页。

[27]释惟贤：《般若与人生佛教》，第35页。

[28]释惟贤：《般若与人生佛教》，第84页。

[29]正根：《出水莲花自清净：记著名高僧惟贤长老》。

[30]《惟贤法师访谈录》，《觉群》2003年第1期。

[31]《昌明方丈法偈选》第138页。

[32]《昌明法师访谈录》，《觉群》2005年第2期。

[33]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34]《法音·编后语》，《法音》1992年第11期。

[35]宫哲兵：《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湖北宗教现状考察》，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36]《昌明方丈法偈选》第238页。

[37]太虚：《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太虚大师全书》第49册。

[38]《昌明方丈法偈选》第220页。

[39]宫哲兵：《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湖北宗教现状考察》，第257、258页。

[40]太虚：《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

[41]《昌明法师访谈录》，《觉群》2005年第2期。

[42]《昌明方丈法偈选》第238页。

[43]一尘：《昌明法师与玉泉寺》，《一音》2006年第2期。

[44]《昌明法师访谈录》。

[45]《昌明法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