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零零）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下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下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八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www.xing528.com)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葱。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幸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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