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影响所致的消极心理
改革开放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迁,社会阶层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高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入侵等社会性应激源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荷,使人们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由于社会急剧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失范,使个体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无所适从,其消极情绪如焦虑、恐惧、自卑、愤怒等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正迅速瓦解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虽在构建,却很薄弱,难以发挥心理保健的作用。
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种文化矛盾:
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
此外,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的产生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这种社会取向又可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然而“自我”又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又似乎出现鼓励个人奋斗的土壤,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产生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导致社会适应异常。
高职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但高职学历被社会认同的“低价值”性更促使他们产生消极的心理。
(一)拜金主义导致的价值观扭曲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金钱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前有了空前的提高;高校收费更使家境不良的学子们对贫穷有着切肤之痛!对“读书致富”有着更大的期望!然而,他们首先要经过“读书致穷”的痛苦过程,他们简直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当求学与挣钱发生冲突时,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污染”、“诚信污染”便成了他们对待学业的“法宝”……
实例7,刘某,男,19岁,基础医学系药学专业二年级学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入校后本想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好药师,一方面能进城工作,另一方面能使体弱的母亲通过好的药物和治疗健康起来。然而入校后,不光生活费用高,不好意思找家里要。更重要的是,“同学中城里人多,他们有吃有穿,有说有笑,瞧不起乡下人。”有几个“富家子弟”结成邦,根本不把身高1米77的他放在眼里,同住一寝室,经常下馆子也不邀请他(当然,即使邀请他,他也不会去),他们躲在寝室里抽烟时,从不给他递烟,只是把烟放在桌子上说:“要抽就自己拿吧!”他越来越受不了了,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东西,读书就是混个文凭”,“有钱才有朋友,穷朋友只能陪你说几句知心话,却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从一年二期起,他就开始白天上课,晚上到一家歌厅当招待员,到后来,干脆能逃课就逃课,只要能挣钱。自从他有了钱以后,那几个富家子弟也不敢小看他了,有时候还找他讨歌厅消费者遗弃的高档烟抽呢,他得意极了。有一次发了几百元奖金,他就请十几个同学到一家餐厅“狠狠地风光了一把”。可学业成绩怎么办呢?“好办。”他说,“这年头,社会上做什么假的都有,抄作业,考试舞弊算不了什么,混个及格并不难,万一被老师逮着了,检讨一番,再送点小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师看我家里也确实贫穷,我进一步撒谎说母亲住院吃药没钱,我没办法,只好多打工挣钱。老师也没工夫调查核实,哄哄老师也不犯法,有的老师还挺同情我呢”,“我也知道这样做并不好,没办法呀,就算毕业后找到个工作,一个高职大专生一个月最多也就千把来块钱吧,既难以帮家里脱贫,也还要考虑为自己准备一点成家的费用吧,毕业后当不当药师没关系,能大把挣钱就行”,“再去读专升本?不还是要钱吗?我还能找家里要吗?要也没有呀……”
在刘某看来,现实是残酷的,专业、事业甚至理想都是次要的!挣钱、挣钱、再挣钱!大把大把挣钱才有自尊,才有未来!虽然,和本科生一样,高职学生“边打工,边学习”已蔚然成风,但刘某的打工已不再是以前那种“勤工俭学”的性质了,他的人生价值观都因“社会污染”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而他的父母也许根本就不知内情,说不定还在向别人夸耀他儿子“有出息”呢!
(二)低俗文化强化了低层次“需要”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受到世界的认可,他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主要指吃与性的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越低的需要,生物性越强,反之,社会性越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社会化,大学生应当有比一般人更强的社会性需要,尤其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然而,我们的许多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的靡靡之音、色情图文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妖女潘多拉一样,强化着人们的低层次需要,不动声色地将进入性活跃期不久的青少年拖进“美丽的陷阱”……
实例8,曾某,男,21岁,建筑工程系二年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读初二时就学会了上网,影响了学业成绩,受到父母,尤其是父亲的严惩——停止给零花钱。考上高中后,家中对他的管教也有所放松,他又“重操旧业”。开始上网了,但尚能控制自己。不过随着身体的发育,他对网上游戏已不太感兴趣,而对一些“男女之情”萌发了兴趣,学业成绩自然不尽如人意,爸妈质问他时,他也“从网上学会了对付爸妈的办法”——在家长面前做出一副老实巴交,可怜兮兮的样子。当小包工头的父亲以为他“就那样”,也没想让他复读,让他到高职院校学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希望他能“比自己文化高一些,将来接他的班,能承接大一些的工程”。入校后,曾某也曾想好好学习,将来能超过他爸,让爸还要请教他。但半年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逃脱了父亲的“势力范围”,他的上网等行为已经没有人来严管了!况且,一个“高职大专”的学历,不值得自己那么去发愤!于是他开始玩起了“网恋游戏”,在一些“女生”面前装成熟,瞎吹牛,觉得“挺开心,挺有成就感的”。有一次,班上几个男生恶作剧地在网络上冒充女生与他“网恋”,然后要求“约会”,见面后,被那几个男生弄得很狼狈,又不便发火,有个男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搞什么网恋嘛,婚外恋的人才搞网恋呢,咱们曾大哥那么帅,那么阳刚,又那么有钱,咱们学院的女生那么多,干吗要到网上去恋啊!”说者无意,听者留心,曾某觉得哥们说得是有道理。于是便在校园里“恋”起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恋”了多少个,一年多时间里,“谈是谈了七、八个吧,但我觉得好像多半成了单相思,不知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别人的心,钱也花了不少,读书也没用功,真是在用心找女朋友,想用心恋爱,却怎么就是不能成功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耽误了两年时光,我真想重新回到入学初的状态,认认真真的读好书……”
曾某的这一段“弯路”尽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说与社会的影响、诱惑有关,“网恋”、“拍拖”、“找妹妹”这些时髦的词儿,对青春发育期的青年无疑具有不小的诱惑力,很容易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我们的理想、志向、前途教育和性教育的薄弱、脆弱与落后,也应当是高职学生们产生消极心理的社会原因之一。
(三)应试教育的弊端所致的“厌学”、“仇师”心理(www.xing528.com)
正如前述,高职院校的生源多为社会所认可的“高考失败者”,而显然我们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智力低下者”。倒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达尔曼在上个世纪经过对1500多名智商在150以上的儿童所作的长达3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智商在成功中只起20%的作用,80%要靠“情商”,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最大差异是情感意志差异,前者自信、乐观、主动、孜孜以求,后者脆弱、消极、被动,缺乏恒心,等等。
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高职生源的学业成绩也许是要差一些,但正如日本学者中村和秀所指出的那样:“低下与贫乏的认知,是同低下与贫乏的情感与意志相对应的”。问题是:假定高职生源确实具有“低下与贫乏的情感和意志”,那这些情感与意志是从何而来的呢?
下面这个实例应当能让我们找到它的源头。
实例9,郑某,男,20岁,基础医学系二年级学生,实习前,全班同学出于感激送给某老师一本相册,老师打开相册看到郑某在相册中的留言:“我一直对老师这个职业很反感,总认为他们都是不好的,对老师总有抵触心理,上大学后,对待老师的态度也采取回避方式。但是您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您让我感受到还是会有认真负责、善良宽容的老师存在,我一直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想法,让自己更加接近老师,却迟迟地在接受到您一年的教诲后,才真正完成了自己心灵上的蜕变……”
事后,老师找到郑某与他交谈,问他为何曾经对老师会有那样糟糕的看法?沉吟良久后,他向老师敞开了心扉。
原来,郑某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童年时父母十分疼爱他,经常带他到公园、儿童乐园玩耍,养成了好动爱玩的习惯。上学读书后,他也学得很开心,成绩也很好。但三年级时,碰到了一位要求严格的班主任老师,她总是不能容忍他由于贪玩而写得比较潦草的作业。曾经好多次不但罚他重抄作业,而且罚他抄写课文,使他“少玩了好多”,“更可恶的是”:老师不仅经常在班上批评他,而且多次向他爸爸妈妈“告状”,从而使爸爸妈妈“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疼我了”,还被爸爸妈妈打过好几次,从此,他就恨老师了,并老是和老师对着干,挑老师的小毛病,给老师取“外号”等等。上初中以后,课程多了,作业多了,玩的时间更少了,他“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可老师只重视那些听话的、成绩好的学生,对我们总是另眼相待”!初二时,有一次老师把他和另两个“调皮学生”留下来批评他们时,严厉逼问他们是否偷了一个学生书包里的50元钱,他委屈极了,忍不住和老师吵了两句,老师十分气愤,居然把他的书包从四楼教室的窗口丢了下去,吼着叫他别来读书了,他捧着摔烂的文具盒放进书包回到家,忍不住大哭了一场,跟爸爸妈妈说无论如何不去读书了。爸妈又是哄他,又是骂他,又是劝他,第二天爸爸买了礼品到校长家里“说好话”,经过一番“活动”,他没被开除,换到了另一个班,爸妈则给他订了许多条纪律,“左不准、右不准、这不准、那不准,我伤心透了,更加认定老师没一个是好东西!但从此我换了个办法:上课时或睡觉或看课外书,保持绝对安静,不让老师有状告,下课就玩,尤其是到学校外面去玩,就这样算是安定地混完了初中。”到高中以后,郑某也懂事些了,开始感到“狼来了”,学习成绩曾一度有了进步,但对老师还是很有成见,挑老师毛病的积习未改。有一次周末,公共汽车上人很多,班主任没注意到他在车后面,正和另一位老师抱怨工资太少,好不容易攒了几个私房钱只打了一个晚上的麻将,却输掉了一千多元钱等等。“我把这次‘奇遇’说给好几个同学听了,不知是谁告了密,老师开始找我的茬。我本来篮球打得好,老师借口说我成绩没达标,纪律性差,硬是不让我参加篮球队,处处压制我,我对老师是彻底丧失了信任!到高职院来了以后,我对老师是敬而远之,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老师,所以只是应付性地读书,想混到自己长大,混到一张文凭算了,现在想来真感到后悔,却……”
郑某的成长经历也许缺乏代表性,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心理学早就揭示过的规律:在人的意识活动中,情绪和情感一直会悄悄地参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对人的行为具有肯定强化或否定强化的功能。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人的认知行为的发源地是在大脑皮层系统,而情感情绪的发源地是在脑干系统的杏仁核,但两者之间不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重要的是:情绪反应的速度比思维的速度要快3~4倍!所以,认知(理智)对情绪情感的影响力常常不及情绪情感对认知思维的影响力,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不良情绪情感因素的作用下,脑干系统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来干扰皮层系统,使人的注意涣散,记忆屏蔽,思维混乱;相反,良好的情绪情感则使人思维活跃,参与积极,记忆力、理解力增强。
毫无疑问,郑某的“厌学”、“仇师”心理与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情感伤害密切相关,而我们不愿看到的是,郑某的情感伤害居然主要来自于中小学校,来自于以育人为天职的教师!难道我们的教师就拿不出智慧和人格魅力来使“中游学生”变为“上游学生”吗?
人的心理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后天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人际小环境等。后天环境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系统,它对人的心理行为产生的影响常常是明显的、持久的,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国文化中薄弱的心理学背景极易使人,尤其是使涉世不深的学生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而且转型的社会生活,从而产生消极心理,同时,我国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中又同样缺乏心理学的力量,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人格培养的过程之中,人格的缺陷和扭曲更加重了消极心理的顽固程度,在当今“学历本位”的惯性思维中,高职学生更易于产生消极心理。
近几年迅速在全球传播的“积极心理学”思潮强调指出:一个人不管处于何种状态,都必然存在着积极的心理力量,只要我们善于开启他的心扉来唤醒他的积极力量和品质,就可以制止他的“错乱”、甚至是“疯狂”!一个极端的真实故事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一个妇女,因其3岁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而精神失常,住院三天后她从精神病医院跑了出来,闯进了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乡镇鞭炮厂的生产车间,顺手抓住一个装有火药的小铁箱就要往下砸!一场大灾难即将发生!工人们大叫:“那是火药,摔下来,你和大家都会没命的!”但疯女人反而看着工人们慌乱的样子“咯咯”大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追寻着病人的医生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别摔坏了你的孩子!”疯女人顿时愣住了,医生又大声而和蔼地说了一句:“你手上举的是你的孩子!”疯女人立即安静下来,把小铁箱紧紧抱在怀里,低头打量怀里的东西,工人们乘机冲了上去……
一场重大灾难就这样避免了。医生说的尽管是“谎话”,却唤醒了疯女人母性中的积极力量!一个精神病人的积极力量都能被唤醒,何况是正常人呢?何况是高职大学生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说,高职教育对学生的消极心里就无所作为,只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深入到学生中去观察、去发现、去沟通、去思考、去干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
本章仅仅根据一些典型实例,揭示了高职学生中的一些特征性消极心理,现实中的消极心理“品种”更多,程度不一,还需我们去努力“开采”,进而去寻找解决高职学生消极心理的干预措施,方能让高职学生走上健康成才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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