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负面反应导致创作退出

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默默无闻，也便引来了各种批判和打击。有趣的是，这些冲击并不来自于当时的主流文学界，而是来自科学界和科普阵营，这似乎是中国科幻文学特有的“待遇”。

一九八〇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这本来是个人观点，但钱学森在当时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地位，使得这一言论的杀伤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一九七九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出于对“艺术真实”这个基本文学规律的无知，这些批判大多围绕着小说中科学虚构是否成立来进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遗传”、“恐龙是否可以复活”、“克隆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结构”，等等。

迫于压力，科幻作家们逐一进行反驳，但由于被局限在科普话语的氛围里，作家们只能远离文学艺术规律，逐条去辩驳这些虚构在科学上的合理性。

后来，这一争论更是发展成为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既它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科幻创作体制中从五十年代便埋下的隐患在这时充分暴露出来。当时第一线的科幻作家几乎都认同它是一种文学类型。而参与争论的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分，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这场争论完全处在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视野之外，记载中几乎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仅仅是科幻作家和科学界、科普界某些个人的双边对垒。但仔细分析便可以知道，它仍然是当时文学大趋势的反映。“中国文学理论界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无疑是关于文学自主性、自律性观念。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与文学的他律性、工具论处于对抗、斗争状态，其消长起伏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主线。如果不作更加远久的追溯，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自律性诉求出现于一九七〇年代末、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自律性诉求在九十年代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得以合法化并延续下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陶东风著，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当年该事件的亲历者，很少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讨论这一事件。其实，科幻界当时面对的这场“姓科与姓文”的质疑是上述大背景里出现的小事件，是文学艺术追求自身价值，反对过分强调工具价值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对于主流文学家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反对将文学作品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科幻作家们则是不希望科幻小说被当成科学知识的宣传工具，希望挖掘和张扬其自身的美学价值。

这场争论发展到后来，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从具体情节、科技原理扩展到思想倾向。叶永烈的《黑影》、金涛的《月光岛》被指责为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被指责为色情小说，批判文章更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陕西日报》、《作品与争鸣》和《文艺报》等主流媒体上。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清除精神污染开始。对科幻小说这个文学类型本身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们集中火力，系统地发表批判文章，将科幻小说和“现代派文学”、“人性论”，等等，并列为精神污染在文学界的代表。

这次批判的结果便是中国科幻作家基本退出创作，科幻发表园地几乎完全消失。二〇〇九年《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陈洁的文章《二十七天决定中国科幻命运》，专门回顾了这段历史。

对待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类似的规律：支持者主要宣传它的理想状态和潜力。反对者主要攻击它的现实状态和缺陷。第二次科幻高潮虽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过短，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仅仅五六年时间。虽然许多作者在这以前便开始尝试科幻创作，虽然这些作者在短短几年里在把握科幻文学创作规律方面有着长足进步，但毕竟无法造成足够的突破。

于是，当时的科幻小说多套话、官话，想象力不足，模仿痕迹较重。在今天，除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等寥寥数种，其他大部分作品已经不再有阅读价值，只能被看成史料。这也是虽然同受政治冲击，当时主流文学能够坎坷过关，科幻文学却大起大落的内因。作品质量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汤哲声在《二十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中回顾这段历史，认为是“工具论”限制了中国科幻的发展。它让中国科幻局限在少儿科普的范畴内，难以承载更多的社会、人文内涵。作者所推荐的科幻榜样是英国科幻“新浪潮运动”，以及国外一些讨论人口危机等社会话题的科幻小说。

这种观点比较流行，但未必正确。回到前面介绍凡尔纳的那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凡尔纳难道不是以工具论为自己创作的原则吗？他的小说不就是以情节为线索介绍大量的科学知识吗？只是他把这条原则运用得很成熟罢了。七八十年代中国科幻作品现在看上去普通不成熟，只不过是作者创作时间过短的结果。如果这些已到中年的作家能够在科幻道路上创作十年八年，成熟的作品必然会出现。但历史不能假设，他们当年的科幻作品，即使对于他们自己的创作潜力来说也只能算是习作。

当年中国科幻之所以呈现泡沫化，并且迅速被外力捅破，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受众面的数量和层次均不足以支撑它“可持续性的发展”。要知道，流行音乐在同一时期所受的重压，邓丽君歌曲所受的全面批判，远比中国科幻大得多。但它们从来不绝于中国内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完全依赖于雄厚的受众基础。

评论界一定要知道，科幻文艺不是给所有人看的，它就是一个小众文化。这个小众就是受过理工科教育，或者虽然没有文凭，但热爱自然科学的一批人。一九八六年，笔者与五十多万名中国青年一起进入大学。到了二〇〇九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将近六百万，而大中学生恰恰是“正统科幻”的主力受众。

试想，把现在的科幻迷数量缩编十倍，我们就知道当年中国科幻是在怎样贫瘠的土壤上开花结果了。在当时，科幻作品发行数量虽大，但读者主要是尚未拥有话语权的青少年儿童。他们既不能宣传自己喜爱的作家，也无力推广自己喜欢的作品。如果不是挂着“少儿”、“科普”的形式，如果不是少儿社、科普社的助推，中国科幻可能连当年的盛况都不会有。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足够远，放到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当时中国科幻之所以没有基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并非世界科技中心，甚至在科技方面连二流都够不上。在远离世界科技中心的地方产生不了优秀科幻，因为作家吸收不到科技界最新、最先进的营养，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就体现在当时的中国科幻创作上。

就在这个科幻大潮兴起的时候，笔者正读中学。印象里当时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评论：今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又增加了几千万美元，不过几乎都是农产品和矿产，什么时候我们的制成品能够走出国门呢？

一位学者当年出访西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主办方在开幕式上放焰火。一位西德友人凑过来好意地赞美说：这些焰火是从你们中国进口的。这位中国学者当时很不尴尬，因为这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样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

当然，即使在这么一个远离世界科技前沿的时代里，中国科幻小说也经常出现“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中国科学家创造了……”的描写。笔者每每读到这样的文字，只是一笑了之。远离世界科技中心才是中国科幻创作的主要硬伤。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心知肚明：我们一时半会还发明不了什么领先全世界的东西，那种描写用今天的话讲只能算是意淫。

回顾当时中国科幻小说中流行的许多题材，如克隆人、机器人、时空变异、野人、恐龙等，均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幻题材。既然在科技上落后于世界，又能有多少原创性的科幻题材呢？而失去了原创性，便只能给人留下仿作、习作的印象。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科幻创作普遍的弱项，在当时中国科幻里尽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