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区域,就出现了栽柱式地面建筑和栽桩架板的干栏式木构房屋。干栏式屋制出于对低洼、潮湿环境的适应,能起到与湿地隔开的效果。这种建筑的木构件之间,已普遍采用榫卯结合。这是中国木作工艺的开端,也是中国榫卯结构方法的起点。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木作工艺的诸多传统已基本确立。
就大木作而言,在这一时期,中国工匠通过营造实践,创造了抬梁式、穿科式和井干式三种主要构架形式;建构了宫殿、民居、寺庙、宗祠、楼台、亭阁、塔桥、园林等基本建筑类型;确立了台基、柱身和屋顶三分的建筑立面格局,和一堂二内双开间的建筑平面格局;形成了以木构为主,尚平面铺开和对称组合,重日常实用,适自然环境,巧内外修饰,富线性流动感和数学节奏感的基本艺术特征。总之,中国古代木架构建筑形式和结构体系的一些重要特点,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
三种木构架形式中,以抬梁式、穿科式影响最深远、意义最巨大。抬梁式,是沿房屋进深方向,在基础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重叠瓜柱和梁、顶梁上再立脊瓜柱而构成的一组木构架。这种应用范围最广的构架形式,在春秋时代已初步完备。穿科式,也是沿房屋进深方向立柱,但不用架空的抬梁,而以数层“穿”贯通各柱构成一组组木构架。它在汉代已经相当成熟了。
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古人一直保持“席地而坐”的原始习惯,故家具形制多为低矮型,其样式有床、几、案、箱、柜等。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大木床、漆案等,使我们一睹古老家具的风采。它们尽管“板”味颇重,但“架构”因素已在生长之中。尤其那张木床,清晰的结构,精细的做工,腿脚和边缘颇考究的装饰变化,以及髹漆、雕刻等装饰手法的运用,显然是后世作风的先导。东汉末年引进胡床,这是好尚垂足而坐和高足家具的预示。汉代家具除了继承战国式样之外,还出现了榻和屏风等,装饰手法则新出金银铜扣、镶嵌、金银箔贴花等;色彩以红、褐、黄为基调,形制风格显得浑厚粗犷、简洁大方,装饰趣味则趋于华丽精巧。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在民间使用渐多,并出现了椅、凳等高型坐具。这是中国古代家具史上的重大转折标志,从此,家具由低向高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床榻等家具的下部,有了“壶门装饰”。这种装饰形式与当时石窟艺术的佛龛颇为相似,显然,建筑与家具的联系是密切的。“壶门装饰”后演化成家具上的一种特殊结构——壶门式结构,并沿用了几百年,直至框架式结构出现为止。
隋唐至宋元,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趋于成熟。唐代工匠融合传统与外来因素,推出了古朴浑厚、气势雄伟的大唐建筑。《营造法式》的颁行和礼仪制度的发扬,促使宋代建筑在构造、格局、装饰形式上更定型化、制度化。庄园、园林、家庙、牌坊、楼阁等建筑类型,在宋代颇受重视、颇为发达。建筑的进步,直接影响到家具。(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具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垂足而坐的普遍习尚,促进着高型家具的发展。从当时的绘画和敦煌壁画上,我们能感觉到高型家具的普及。唐代《宫乐图》和五代《韩熙载夜宴图》所描绘的长桌、圆椅凳、床榻等,构形雄阔饱满,“流苏”“金属包角”等装饰十分华美精巧。包角既为装饰,又起护角强固作用,这种亦装饰亦结构的作风,是以后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家具艺术的审美特征和造型传统。
至于宋代,矮型家具随席地而坐生活习俗的彻底改变而淘汰,高型家具的品类样式已近完备和定型,并广泛流传民间。
受建筑作风和形制的影响,宋代家具出现了“梁柱”式的框架结构。这是传统家具向成熟方向迈出的极关键的一步,“架构”全面地在家具上生成。这种梁柱式框架结构形式符合力学原理,制作相对简便,以至很快就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壶门式”结构形式,成为一统天下的家具新模式。
宋代木构家具的细部处理很精到,起用了装饰性线脚、束腰、马蹄足以及交角处丰富多样的牙子。这些兼得结构和装饰的处理,将美和用有机统一,显然是先前“包角”一类卓越匠意的发扬光大。宋代家具造型装饰日益考究丰富,艺术风格日趋精致细巧,而功能结构则日臻合理完美。
作为中国传统家具史上重要转折期的宋代,以其突破性的变化为家具艺术高峰期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坚实的基础。
明清,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中国木作艺术特别是家具艺术迎来了辉煌。中国传统家具的两种主流风格样式——“明式”和“清式”,在这一时期奠定成熟。这种成熟,是“架构”的成熟,是框架式结构形式的最终定型和尽善尽美的再发扬。作为中国传统家具艺术的优秀定式和美学风范,它们对后世的家具制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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