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铸锻工艺：发展及成果

中国古代通称金属为“金”。所谓“五金”，指的是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及其制品。中华铸锻工艺的成就，主要得之于对五金的驾驭。

金，最初指铜或铜器。人类用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所用的为天然红铜，故史称“红铜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传说，蚩尤曾冶铜造兵器；黄帝也曾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确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从甘肃、陕西、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福建诸省的出土遗物看，当时的铜质工具和装饰品多用天然红铜锻打成形。江苏宁元山镇等遗址中发现的铜渣，似为炼铜证据，至于当时是否用之铸器，却还不能充分肯定。

冶铜铸器工艺阶段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的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大概就是它的起点。

青铜，实为铜锡合金，因色呈灰青而得名。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的特点。铜锡原料不同比例的配合，会使铸器具有不同性能。所谓“金有六齐”，就是关于钟鼎、斧斤、戈戟、大刃、杀矢、鉴燧六类器物的不同的铜锡比例。在这方面，也包括熔温的控制，商周工匠是很有经验的。至于用炼好的铜液来浇注器物，其时的技术更是精湛高超。铸器工序有制模、翻范、合范、浇注和修饰等，其中以模范制作最为关键。三代铸器多用合范法，先将泥模翻成泥或陶质的外范和内范，再将它们拼合起来，然后往内外范之间的空隙中注入铜液，冷凝后即形成器壁。由模子转移到外范上的纹饰和文字，进而转印到铜器的外壁。这是古代中国具有文明特征性的一种技艺。

对古人而言，青铜器的人文政治意义远出于技艺价值。著名的“问鼎”故事，便是最好的说明。据古史记载，夏王朝把九州长官进贡的青铜铸成九鼎，其上刻有各地的神怪异物图像，象征拥有天下亦“使民知神奸”。以后，历经商周，都视之为传国之宝，得九鼎即受命得天下。春秋时，周王室衰微，楚庄王侍强势于洛邑向周王使者问九鼎大小轻重。面对别有用心的挑衅，使者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问鼎中原”，从此成为夺取政权的代称。显而易见，铜鼎是象征王权、揭示礼乐制度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它和其他青铜礼器统称为“彝器”，即意为“常宝之器”。超越日用的神圣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使这类铜器每每以超人的尺度、雄厚的造型、精繁的纹饰和严正的铭文傲立世间，令人感到一种神秘狞厉的威力和崇高峻峭的美。从殷商到西周，体重、形大、壁厚、饰繁的风格在青铜器上一以贯之。于安阳商代大墓出土的巨型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堪称中国青铜器之最。它是奴隶制时代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以及巫史文化精神的象征。

商周青铜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品种多样、形制丰富，功用区分明显。青铜纹饰气象万千，有拟兽式的饕餮、夔龙、夔凤、鸟、蛇、牛、虎、象、蝉、龟和鱼纹等；有几何式的云雷、四瓣、圆涡、方格、联珠、乳钉、窃曲、环带、重环、垂鳞和瓦纹；有拟人式的人面、饕餮食人纹；还有像牺首、兽形钮一类的立体装饰。商周青铜器装饰，秉承原始彩陶流动性、双关性的装饰精神，将商周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两分倾向转换为一种“中剖为二”“相接化一”的纹样格式。与原始时期的自由和两汉时期的飘逸相比，商周图案格式显得凝重拘谨。但它以变化统一的关系结构和回转交错的形态特征，初奠了那个充满中国文化精神以至于千古延续的“S”形的普遍结构范式。(www.xing528.com)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商周青铜艺术的演进可分为四期：滥觞期，青铜初兴，形粗纹简；勃古期，青铜成熟，器制厚重，纹饰奇丽，多雷纹饕餮；开放期，体饰趋简，雷纹饕餮衰落，窃曲重环见多；新式期，青铜流变为“堕落”和“精进”两式，堕落式袭古而益趋简陋，多无纹饰，精进式则开新风而轻灵奇构，纹饰浅细，夔纹巧化的蟠螭蟠虺和狩猎、攻战、宴乐纹兴起。

上述演进序列的后期，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理性精神和审美理想，日益冲淡了神秘凝重的原始宗教气氛，赋予青铜艺术以崭新的美学品质。浑铸、分铸和失蜡铸造法的综合使用，以及刻画、焊接、镶嵌、金银错、鎏金、镂空等新加工装饰技法的运用，使青铜器形制与装饰上的奇构巧思如虎添翼。面向日常实用的价值取向、针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趋于写实灵巧的造型形态、日益明快活泼的审美风格，是这时期青铜艺术的共同趋势。至于战国后期，奇巧华美的风格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得到特别的发展。金银丝及红铜和着松绿石、水晶、玛瑙、玉石等，填充或镶嵌在铜器花纹空隙处，呈现出异常的华彩。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和水陆攻战纹鉴等代表性作品，都是中华工艺史上的珍品。

除鎏器较华贵外，汉代青铜器多朴素无华，着重于日用器皿的发展，如灯、炉、奁、壶、洗、镜的产量都很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流行铜鼓。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鎏金嵌松石铜壶和规矩镜等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汉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由战国至汉代，铜镜工艺大大发展，装饰中可见高度的艺术意匠。被称为“幻镜”的西汉透光镜，尤显中国人的智慧。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相对的墙上便会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其原理曾是千古之谜。直到几年前，谜底才被中国研究人员揭开：铸造时产生的铸造应力和研磨时产生的压应力，使镜面产生与背面相应的曲率，从而引起“透光”效应。汉代青铜雕塑十分出色，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以三足腾空飞奔的优美姿态，展示了中国工匠精湛的铸造技术和浪漫的审美情怀。云南晋宁石寨山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铜雕饰，也具有卓异的美学品质和撼人的艺术魅力。

由汉而下，唐代极盛的铜镜，明代的宣德炉和景泰蓝，清代的铜胎画珐琅，都在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华铸锻工艺的发展。景泰蓝，也称“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在铜胎上做掐丝点釉装饰并经烧制而成的工艺品，有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底光和镀金等工序。明景泰年间的出品最为精良，现为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项传统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