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瓷器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白陶(如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就是“原始素烧瓷器”;商代创造了青釉,发展成“原始青瓷”。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熟的、真正的瓷器出现在东汉,即浙江上虞等地东汉窑址出土的青瓷器,而以前的带釉器是“高温釉陶”。两种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的瓷器定义”。其实,凡事都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两种观点不难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原始白陶是一定瓷器因素的确切端倪(如高岭土作胎,火候在1000℃以上),而东汉青瓷则是瓷器因素的全面实现。
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江浙一带始终是青釉器(或说原始青瓷)的主要产地。悠久的传统,于东汉的浙江上虞等地孕育出了成熟的瓷器。汉代的北方特别流行挂低温铅釉的釉陶,釉的熔点低(700~800℃),质地软,呈黄绿色。与铅釉陶相比较,南方早期青瓷的釉色,更显青绿光润。这种釉色效果与烧还原焰直接相关,而前者多为氧化焰烧成。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在北方,瓷窑发现虽不多,但出土的瓷器却不少。河北景县出土的莲花尊,已有很高的技艺水平。然而南北青瓷的风格差异却十分明显,业已形成两大生产体系。就釉色而言,北方青瓷青中泛黄,而南方青瓷则更加青翠。这一时期的浙江青瓷生产,有越窑、瓯窑、婺窑和德清窑四个窑系。其中德清窑还以出产黑釉瓷著称。黑釉与青釉属同一化学成分,只是铁含量较高。对青瓷工艺来说,铁含量的把握很重要,美丽的青翠色得之于1%~3%的比量,超过此量而逐级增加会由黄褐而深褐而终至黑色。黑釉的出现为后来的铁锈花和乌金釉等奠定了基础。
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陆龟蒙曾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谓“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由于长石釉的使用、配料和烧造气氛的卓越把握,越窑窑工终于在烧造上达到了理想的类玉效果。这正是“越泥似玉之瓯”。美丽的越窑器深得宫廷赏识,以至设官督造,并以“秘色瓷”相称。以后历代皆效此法,出现了官窑、御器厂等专为宫廷生产精美瓷器贡品的窑业机构。
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南青北白”的新格局。白瓷对烧造技术有很高的要求,需尽量减少原料中铁的成分,并要适当地把握火焰。
河北邢窑于初唐崛起,扶摇直上,以生产朴素大方的白瓷而与越窑齐名。白瓷给人以崭新的视觉感受,故成时尚。一时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是,陆羽却认为“邢不如越”,理由有三:“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深谙中国瓷艺的精微奥旨,以玉、冰、青这些“玉”的感性品质为圭臬,指出邢不如越的要害。在这点上,邢窑为“白如玉”的景德镇瓷后来居上留下了—个突破口。
除邢窑外,当时北方的平定、平阳、霍州、曲阳、巩县和南方的成都、临邛、景德镇等也烧造白瓷。杜甫曾诗赞临邛白瓷:“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另外,用颜色釉(如郏县、鲁山、禹县等)、釉下彩(如长沙、铜官、邛崃等)和绞釉纹胎(河南、陕西一带)来装饰瓷器,也是唐代的成就,它们为后来的陶瓷装饰开辟了新路。于汉代铅釉陶发展而来的“唐三彩”(因常用黄、绿、褐等色釉装饰且有斑斓变化,故名“三彩”),鲜明而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雍容博大、清新华灿的时代风貌。
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得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摹的审美风范。“宋瓷”几乎成了“玉”义的转换。(www.xing528.com)
五窑之中,汝窑、官窑和哥窑都是继越窑衰微后而一贯青瓷传统的官家窑场。汝窑(河南临汝)瓷多为素器,土脉细润如同胴体,釉质莹泽,厚若堆脂,棕眼(釉中的微气孔)并巧露铜色胎骨最佳,以粉青为标准色。官窑在汝窑影响下脱颖而出,所指有三:北宋官窑(河南开封)、南宋修内司窑(浙江杭州凤凰山下)和南宋官窑(杭州郊坛下)。北宋官瓷承汝器之青,薄胎厚釉,新出月下白、天青等若玉美色,形制高古浑雅。修内司官瓷澄泥为范、体薄如纸,色泽粉青莹澈,酷似龙泉窑器。郊坛下官瓷,胎骨多铁,色近褐黑,釉色或入透胎骨,浑雅含蓄,或光泽显亮,呈翠青以至蟹壳青,润泽美丽。官瓷共同之特征:釉厚过胎,釉层有微小如珠之气泡攒聚(素称“聚沫攒珠”),釉面有自然天成之裂纹(素称“蟹爪纹”);器口或棱线处釉薄而微露泛紫之胎色,器足无釉呈铁红或铁褐色(素称“紫口铁足”)。哥窑,窑址迄今未发现。据传,南宋时有章氏兄弟均善烧窑,生一生二同在浙江龙泉各主一窑。生一所造,即为哥窑。传世哥瓷一般呈“紫口铁足”之象,釉厚失透,釉面润泽如酥,有网状开片或重叠如冰裂纹或呈细密之“百圾碎”,裂纹多呈红黄色(俗称“金铁线”)或黑紫色。龙泉窑(亦称“弟窑”)虽未在五大名窑之列,却以几抵厚釉极限的“梅子青”等,穷尽碧玉般釉色之美。
钧窑(河南禹县)亦属青瓷系,其出品特别发挥了原料内铜元素借还原气氛的随机变化,生出亦青亦红的“夕阳紫翠忽成岚”的天成之美。钧窑的突出成就在于以多色釉的创造,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由于釉中磷酸作用,钧瓷釉面呈现乳浊状态,隐露棕眼和气泡,产生失透效果,使釉色不仅绚烂瑰丽,且有玉质般含蓄沉凝的意趣。
定窑(河北曲阳)以烧造白瓷为主,称为“白定”,兼烧色釉及白釉剔花器,依颜色有红定、紫定、绿定和墨定等色釉器。苏轼“定州花瓷琢红玉”之诗句,就是对红定瓷器的赞美。定窑的成就以刻、剔、印的装饰最为突出,使素白瓷的单调品质为之一变。另外,镶铜或金银于器物“芒口”(因扣烧而形成的粗涩的口沿),有美用兼得之巧妙。白定釉色乳白,比邢白瓷更有类玉感。
宋代是名窑美器辈出,官场民窑相竞的时代。耀州窑那青中微黄、刻纹隐现的青瓷,磁州窑那铁锈花装饰的黑、白釉瓷,建窑的黑釉中显“兔毫”“鹧鸪斑”或“油滴”似褐色纹象的天目釉瓷,吉州窑巧用木叶、剪纸痕迹为装饰的各色釉瓷……虽都是民间窑场之出品,但其闻名遐迩,遗风悠远,启迪后进。
宋室南迁,窑业良工随之南下,中国瓷业中心移定南国。一部分窑工定居景德镇仿制定器,胎骨釉色纯自如粉,称为粉定。然而,当时最有成就和特色的,是湖田窑的出品。这种瓷器的胎骨上多有“半刀泥”刻纹装饰,覆透明青白釉汁,显出深浅纹迹的影调变化,幽趣无穷,被称为“影青”。中国白瓷体系随宋代影青出世,形成南北二系。北系以白中泛黄的定瓷为代表;南系则以白里泛青、青中见白的景德镇瓷为代表。青白瓷体现了白瓷领域卓越的类玉追求,它不仅使素器“白如玉”,亦把这种釉色品质广泛地带入后来各种彩绘瓷中。
蒙元统治者崇尚白瓷,青瓷逐渐衰落。白瓷的突飞猛进,引出了元明清彩绘瓷日占上风的新格局。首先是釉下彩绘青花瓷的猛然崛起,它在明宣德时期达到空前高度。继之,明成化的青花斗彩和填彩、清康熙的古彩、雍正的粉彩和乾隆的珐琅彩等一一登场。颜色釉一路,以元代釉里红为开启,随后,祭红、郎红、胭脂水、碧玉釉以及乾隆时期的无数色釉鱼贯而出,宛若彩练横空,气象绚丽。
由宋至元,由元而明清,景德镇以“天下瓷宗”之尊垄断了中国瓷业。人们称赞景德镇白瓷:“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形象而贴切。这种赞誉所表露的对制瓷技艺的高度肯定,可以推及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方方面面。除景德镇外,山西珐花器、宜兴紫砂陶器、石湾泥钧陶器、德化象牙白瓷、广州织金彩瓷等,都取得了特殊的成就。20世纪中叶以来,唐山、醴陵两个新兴瓷区蓬勃发展,与瓷都景德镇势呈鼎足。一些传统产瓷区,如龙泉、禹县、邯郸、耀州等仍持续生产,多有美用一体、意匠别致的窑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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