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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培训营成果

时间:2024-03-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滞留于马六甲的1979年12月中旬,非常幸运,正当那个时期,得以参观佛教青年会的培训营。这一活动名称,正确的说法是汉语“第二届南马区佛青培训营”。兼任马来西亚和马六甲各佛教会会长的释金明法师,在培训营中担任导师和讲师,还在开幕式上垂训。

南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培训营成果

四、南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培训营

在马来西亚,11、12两月正值中小学放假,那时会筹划各种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在此期间,年轻人也以团体或家族为单位,动身旅行。我滞留于马六甲的1979年12月中旬,非常幸运,正当那个时期,得以参观佛教青年会的培训营。

这一活动名称,正确的说法是汉语“第二届南马区佛青培训营”。主办者是“人文主义佛教中心马六甲支部”。

1.佛学中心和太虚大师

此中心名称,正确的说法是“人生佛学中心马六甲区”,英文称为Center of Humanistic Buddhism(Malacca Section),其设有礼拜堂的建筑物,位于马六甲(马拉卡)怡力街,门牌号177号(No.177,Jalan Bandar Hilir,Melaka)。

发行作为机关刊物的《莲花》(Lotus)。其入口门上还张贴着如下偈语:

抑止唯佛陀 完就在人格

人圆佛即成 是名真现实

以此作为中心的格言。这段偈语是著名的太虚大师所作。

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界首屈一指的巨匠,他在中华民国时代领导中国大陆佛教界,致力于人才培养,乃至将活动领域扩展到日本、印度、欧美。[37]有著作《太虚大师全书》64册。太虚大师1939年出访印度,据说此前他曾遍访东南亚华侨地区。论“青云亭”一节讲到的对联,或许就是此时所作。

从把太虚大师偈语作为格言来看,该中心“人生佛学中心”的名称,也必定是来源于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在名为《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的论文中,把全世界的佛学新运动分为四种[38]:

(1)人生佛学

(2)科学佛学

(3)实证佛学

(4)世界佛学

他解释“人生佛学”说:

作为现代人类共存共荣、东西各民族人生哲学的基础,首先实践大乘的十信而完成善行,其次修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建立有组织、纪律的大乘社会,使人性中潜在的德性发挥出来,达到圆满福慧的无上正觉。其中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修行,不用说,是指作为菩萨的修行阶段。就是说,此中心是以上述菩萨行为理想的。

2.培训营的日程

人文主义佛教中心主办的培训营的情况是这样的:

时间是从12月11日(星期二)举行开幕式到15日,共5天。会场在马六甲市内的培风中学。参加的学生人数约100人,如果算上相当于领导者的居士和来帮助料理杂务的华人女性等,共有约150人左右。培训营的全部课程如下:

12月11日(星期二)

7:00—11:00  接待培训营参加者,办理手续

11:00—12:30 进入室内,日常生活准备

12:00—12:30 午餐

13:30—15:00 教务主任对全部课程作说明

15:15—16:30 许来成讲演:佛青展望

17:30—18:00 晚课(傍晚的修行和授课)

18:00—18:30 晚餐

19:30—22:00 开幕式

22:30     熄灯

12月12日(星期三)

6:00      起床

6:45—7:15  早课(早晨的修行和授课)

7:15—7:45  早餐

8:00—9:00  蔡荣华:如何判别佛法的真伪

(一)

9:10—10:10  同上(二)

10:20—11:20  黎顺禧:如何培养善心(一) 12:00—12:30午餐

13:30—14:30  许来成:念佛和行善(一)

14:40—15:40  金明法师:六度法门(一)

15:50—16:50  黎顺禧:如何培养善心(二) 17:45—18:15晚课

18:15—18:45  晚餐

19:30—20:30  黎顺禧:如何培养善心(三)

20:40—21:40  福井文雅:日本佛教(的)点滴

22:30      熄灯

12月13日(星期四)

6:00       起床

6:45—7:15   早课

7:15—7:45   早餐

8:00—9:00   蔡荣华:善恶的分别(一)

9:10—10:10   许来成:念佛和行善(二)

10:20—11:20  金明法师:六度法门(二)

12:00—12:30  午餐

13:30—14:30  圆一法师讲义

14:40—15:40  同上(二)

15:50—16:50  蔡荣华:善恶的分别(二)

17:45—18:15  晚课

18:15—18:45  晚餐

19:30—22:00  佛法大会(金明法师和圆一法师主持)

22:30      熄灯

12月14日(星期五)

5:00       起床

5:45—6:15   早课

6:15—7:00   受八关斋戒

7:15—7:45   早餐

8:00—9:00   金星法师《八大人觉经》讲义

(一)

9:00—10:00   同上(二)

10:10—11:00  上供

11:30—12:00  午餐

13:30—14:30  圆一法师讲义(三)

14:40—15:40  蔡荣华:念佛的起源和意义及其实修方法(一)

15:50—16:50  金明法师:四无量心

17:45—18:15  晚课

18:15—18:45  晚餐

19:30—20:30  蔡荣华:念佛的起源和意义及

其实修方法(二)

20:40—21:40  同上(三)

22:30      熄灯

12月15日(星期六)

6:00      起床

6:45—7:15   早课(舍戒)

7:15—7:45   早餐

8:00—9:00   佛学常识考试(www.xing528.com)

9:10—11:00   讨论会(蔡荣华居士司会)

12:00—12:30  午餐

13:00—16:30  马六甲市内游览

17:30—18:00  晚课

18:00—18:30  晚餐

19:30—22:30  闭幕式,告别会

22:30      熄灯

开幕式在培风中学的大礼堂热闹地举行。政府教育部的高官专程出席,另外从香港来的东林念佛堂住持释圣怀师,台湾来的一位尼僧(未能听清姓名),也赶来参加。释圣怀师生长在中国东北,向我询问巢鸭的“清渡法师”近况如何。

兼任马来西亚和马六甲各佛教会会长的释金明法师,在培训营中担任导师和讲师,还在开幕式上垂训。师傅在1979年时64岁,与青云亭住持金星法师为师兄弟,共同师事香林法师,居住在因香林法师而得名的“香林学校”(马六甲)。

上面的日程表中所见演讲者,(除我之外)都是居士。其中蔡荣华是佛青的领导者,寓所在焦霍(178,Jalan Abdullah,Muar,Johor,Malaysia)。

我做演讲,完全是偶然。开幕式上,或许是因为沈慕羽向全体出席会员介绍了我,其后,马上就有几位学生干部到旅店找我,说希望第二天一定要讲些什么。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就接受了请求,答应讲讲。当时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的)点滴”。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有如下原因:

实际上,约两个月之前,在巴黎召开了“第二届法国日本学会议”,[39]我虽不是日本研究专家,由于发表过有关邻国中国的宗教(道教、佛教、儒教)的论文,与其他十二三位日本学者一起受到邀请,参加了会议。我担任了历史、宗教分组会的主持人,并作了题为《日本的特性和来自外国的影响》的报告(会议用语为法语)。我开场首先指出,将“日本佛教”概括化是危险的,然后叙述了自己作为天台宗僧人的亲身体验,通过访问越南、台湾、泰国等国佛教寺院的见闻和文献资料的知识和中国宗教史等归纳出的“日本佛教”的特性,这是对相应题目的回答。报告结束转入讨论后,也有法国研究者提出了“唐决”的问题,成了非常有趣的会议。[40]

幸运的是,有了这样的经验,佛青会突然委托演讲,好歹也就能够承担了。那天晚上,稍作思考并准备了报告提纲。当天,用中文作了如下开场白:“因为是即席讲话,不能全部用中文作演讲,所以请允许我用英文来报告。”然后用英文讲述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从滞留马六甲的原因说起,讲述了日本佛教戒律的特色(特别是结婚的问题)、日本佛青的状况、日本的佛教大学和宗教报纸的种类等,尽力使人们对日本佛教的特色有所了解(要点被翻译成中文)。

进入演讲后的回答问题时间,听众提出了,僧人结婚是否由于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的意向,是否可以仅仅看作是戒律的日本式变化,日本政府现在是否致力于佛教的振兴,是否存在宗派意识作用下的分派活动等问题。

虽被邀请参加培训营的全部日程,但因为我预先有其他的安排,所以不能实现了。授予八关斋戒的仪式和舍戒仪式在预定表中是有的,因故未能参加实在是遗憾。上已述及,“八关斋”不仅在这里,在槟城佛学院也在举行。关于八关斋(在家信徒守八戒一昼夜的仪式)的现状,想重新调查。

出席开幕式,与同座的僧人打招呼,想说“那位僧人……”,但又觉得惭愧,用中文应该怎么表达呢?一时间突然困惑了。其实无需多虑,称呼“法师”就可以了。但是回国后查阅日本的中文词典,有不少词典并没有“法师”这一条,令人吃惊。最近出版的大连外国语学院编《新日汉词典》(1979)中也没有出现。日本的中文教育怎么了?

3.华人与马来西亚社会

说到“中文教育”,据刘果因说,马六甲有许多巴巴(Baba,马来化的华人),说汉语“普通话”的人也很多,在马来西亚国内也是著名的。沈慕羽倡导拥护汉字文化的重要性,为使汉语获准成为马来西亚公共语言,不断地向政府递上请愿书。

我看到,佛青培训营也显示出华人同伴团结,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社会中坚守自己立场的姿态。上面讲到的“佛教文艺复兴”一词,北加里曼丹所见佛教寺院的新建筑等,不是显示了他们的这种自觉意识吗?

巴塞尔(Victor Purcell)在其所著《马来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一书的序言中甚至断言:“现代马来亚的出现,是英国人和中国人协力的产物。”尽管如此(或者应该说是正因为如此),华人的权益被压制在马来人之下。

伊斯兰教和华人传统信仰之间的摩擦不断。据已多次提及的黄存桑《节令研究》,马来西亚也发生了伊斯兰信徒破坏位于槟榔屿的大伯公神像的事件。最近,加拿大约克大学那达塔(Judith Nagata)副教授,在名为《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变化——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复兴》(Religious T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The Islamic Revival in Malaysia)的论文中,[41]揭示了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涉及其与华人的关系。日本的报纸上,也时常报道伊斯兰教徒袭击华人事件和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激烈冲突情况。

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也逐渐显示出进一步接触并趋向融合的态势。这类例子,黄存桑在上述书中第178~180页列举了一些。如伊斯兰的拉玛丹(Ramadan)斋期与华人的“斋会”,定于9月份同时举行的情形即是如此。两者都是以禁食、抑制肉欲、抑制享乐为目的的,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所以就在同月同时举行。

在书中第176~177页,作者感慨,马来亚的学校教育中,华人的传统文化教授不足。上面说到的、仅仅依赖英佛词典的华人青年等就是例子。

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华人的马来化即所谓巴巴化是否不可避免,这种危机感,在华人领导者中是非常强烈的。如佛青的培训营中的华人试图扩大影响(邀请和接待政府高官和国外有影响的僧侣)的愿望,开幕式上沈慕羽论说佛教精神重要性的热情演讲,我做演讲后,提问日本政府是否帮助振兴佛教的青年的态度等——想起这一切,最终能感受到生活在“异国”的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焦虑和困境。佛青总会的会报冠以马来语Berita[42],也是华人的折中方案之一。

总而言之,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马来西亚中国系佛教,不能单纯、孤立地去看,而必须联系伊斯兰教、兴都教等来考虑,将其放在相互的、社会、文化的作用关系中,即系统的来看待,否则,就会忽略存在着的重要问题,结果成为非学术研究性的简单的见闻录了。

附 记

想对关于照片中出现的我加以说明。出国时,无论去哪个国家,我都采取“当地主义”的原则。即尽可能地采取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在马来西亚地区和新加坡期间,如您所看到的,我穿着印花布(Batik)服装,留着嘴上边的胡子。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易被认为是“生于新加坡的中国人”。最严重的一次,是回国时乘飞机从吉隆坡机场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华人女性,生来第一次出国,所以因不知道如何办理手续而陷入困境。我为她引了引路,而此后直到抵达香港,她就显出把我当成华侨的样子。

特意写下这段说明,是有原因的。无论在吉隆坡市的旅馆或马六甲的某旅馆,都遇到当地居住的日本人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在教这里的同伴学日语问候语呢”等。虽说是偶然,但听到的说法几乎相同,却也令人吃惊。虽然是作为“客人”生活在当地的,却不愿去学习当地语言,强行要求(不愿学习日语的)马来人学习日语,会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遭厌恶的原因之一吗?即使作为“研究者”,也不例外。想要研究东南亚,却以为自始至终片言只语的英文就足够了,这种人决不少见。在这些人看来,我的衣着打扮等或许只有成为笑料了吧?

网罗性地、彻底地调查外国的现状,即便是其中一个部门,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是个“梦”。如果认为那是可能的,不过是错觉,如果有当地人这样对我说,那也不过是对“客人”的恭维话而已。如果结合调查日本佛教现状的外国学者的情况来考虑,反过来马上就会明白。至于我,也不可能了解僧侣以外的事情。

那么,实地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第一是(从外部)记录现状。实地的调查者,对记录修行等日常宗教仪式不是很有兴趣。正因为如此,留下记录的工作,自有其价值。关于马来西亚佛教,已经有在当地居住的华人和欧洲人的先行研究,所以,作为后来研究者的我们,首先必须从阅读大量的记录并与现状作比较开始。否则,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记录。

第二,是把实地所得的见闻有效利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即因此而获得启发。如在对比唐代以前中国各宗教时,马来西亚佛教的现状就成为珍贵的资料。或者当研究严重偏离历史的干流、转向脱离历史的理论一边倒的状况时,实地体验有修正轨道的作用。

换言之,在把调查当作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时,实地调查就能发挥正确的作用。如果把手段目的化,以单纯的“报告”终结,就不能成为研究的基础了。

本文试图带着上述问题意识,披露出行新加坡、马来西亚所得成果的一部分。打算写下从当地见闻和能够搜集的文献等,所只能讲的这些内容。同时,也向在此次调查中给予协助的所有当地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

完稿之际,体会最深的是,明代佛教在近、现代中国系佛教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和研究它的重要性。我懂得了,其他如儒教和道教在礼仪(如释尊和道士的正装)实际上也只能追溯到明代,而在中国学研究领域,最滞后的是明代的研究。但是如果认为佛教史也是如此,那么与现代中国发生越来越多关联的我们,就不应当轻视明代。

有许多日本佛教学者误认为,因为佛教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现在的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现状相同。这种先入之见,对于正视中国佛教的实况,按其本来面目正确地理解它,是会造成阻碍的。

没有关于马来社会和华侨社会的知识,就不能谈论马来西亚佛教。对此也想尽量涉及,[43]由于学识浅薄,只能是一种“管见”。[44]

在记录马来生活、文化的种种学术书籍中,最好的是金子光晴的《马来荷属印度纪行》。大概还没有文学作品对马来的生活、氛围做如此程度描写。为其所吸引的我,虽然是从马六甲去往新加坡,却在一个叫做巴德·帕哈(Batu Pahat)的小镇专门乘坐了巴士。

现在,感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比欧洲更具有魅力。这并不是因为长期在欧洲生活而厌恶了,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与近于“烂熟”的欧洲相比,在显著发展的马来西亚的生活,充满生气和人性的温暖中,能够有一种“清新”之感。

【注释】

[1]由于参加了昭和五十四年度文部省特别研究课题“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文化摩擦研究”的实地调查班,所以依靠其资助经费,于1979年在当地调查了一个月。非常幸运能够单独行动。在国外的研究中,最好是单独的自由行动。调查结果已经以《当地实况调查报告书》形式,1980年7月由东大教养部国际关系论研究室刊行。这是调查的要旨,详细的报告已以其他的形式出版。因此在这里,将上述报告中省略的事项和说明也加进来,汇总为不同的体裁。

[2]大部分是英文的成果。现将所见文献按出版时间列于下:
Ivor H.N.Evans,Studies in Religion,Folk-Lore,Custom in British North Borneo and the Malay Peninsula(Frank Cass&Co.Ltd.,London,1923,New Impr.1970)
Victor Purcell,ChineseReligion in Malaya:in“the Chinese in Malaya”(Oxford Univ.Press,1948,Reprint 2nd 1975)
R.O.Winstedt,A History of Malaysia(Singapore,1962)
TeohEngSoon,Malayan Buddhism:acriticalexamination(Eastern Univ.Press,Singapore,1963)
J.Bastin&R.Roolvink(ed.),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essays presented to Siir RichardWinstedt(Oxford:1964)
C.S.Wang,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Malaysia Pubulishing House,Singapore,1967)
John Blofied,Mahayan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Asia Pacific Press,Singapore,1971)
Choo Chin Tow(朱金涛),Some sociological aspect of Chinese Temples in Kuala Lumpur(未刊,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藏)
不过,观察和分析都是表面性、常识性的。如关于佛教仪式举行时的顺序和诵读经典的系统等,看不到学术性的论述。对此,有镰田茂雄博士《中国的佛教礼仪》(宗教研究238号,1979)、《东南亚的佛教礼仪》(1)(《大法轮》,1972年3月号)为代表的一系列报告。不过仅限于中国系佛教,还没有涉及锡兰系和泰系佛教。

[3]关于马来西亚的文献资料和至今的研究,请参照平凡社刊《东洋史料集成》(昭和三十七年)“第五篇东南亚”的相应部分,以及《大英百科全书》(旧版)“参考文献”卷的博尔奈奥·马来、马来西亚、马来人等词条。汉文资料,石田干之助《关于南海的支那史料》(生活社、昭和二十年)非常著名,其后出现了山本达郎《有关南方诸国汉文史料集编》(青陵书房,昭和三十二年)、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第10期,昭和四十四年)、日比野丈夫《东南亚汉文碑刻》(《南方文化》创刊号,昭和四十九年)等。另据马拉亚大学弗朗克教授(W.Franke)说,他已完成了东马来西亚古晋市中国人墓地碑文的调查、记录工作,现正准备出版。关于阿拉伯语资料,上述参考文献也有记述,其后,最近的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同时出版了以下两册英译资料集,两种资料都是集结起来的,很方便,后者还包括汉文、英文资料的精选。G.R.Tibbetts,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E.J.Brill/Leiden&London,1979; J.Bastin&R.W.Winks(compiled),MALAYSIA Selected Historical Readings,KTOPress,Nendeln/Lichtenstein,1979.

[4]引自格斯林(L.A.Peter Gosling)“加里曼丹岛”条解释(《大英百科全书》18卷,第583页上段)。

[5]同上解说。

[6]引自《大英百科全书》18卷,第804页中段,温斯泰德执笔的“马来西亚”历史的解说。

[7]温斯泰德所说的“575年”,或为“515年”之误。

[8]大正大藏经卷49,第312页a。

[9]引自注[4]、[6]所引解说。只是为易懂起见语句稍有变动。

[10]参照注[3]所举Tibbetts的《有关东南亚的阿拉伯文献资料集》第255页。

[11]参照同上书第195、225、232、255页。

[12]同上书第255页。

[13]引自哈里逊(TomHarrison)关于加里曼丹岛气候的解说(《大英百科全书》卷18,第581页上段)。

[14]详见帕塞尔(Victor Purcell)上引书第123页。另参照黄存桑《节令研究》(英文)第56页aa和第57页ab。日本洼德忠在其《道教史》(山川出版社,1977)第375页中说,“在加里曼丹的古晋,称土地公为大伯公,当作与土地公不同的另一个神”,持分别看待的观点。关于“大伯公”的起源,黄存桑指出,在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南洋学报Vol.i,Dec,1940;Vol.vii,1951;Vol.viii,1952;Vol.xiii,1957刊载有大量专门研究论文。

[15]帕塞尔上引书第123页。

[16]帕塞尔上引书第294页。

[17]黄存桑上引书第152页以后,帕塞尔上引书第124页。

[18]关于马六甲的历史,详细且新近的研究是K.S.Sandhu&Paul Wheatley(eds.),MELAKA: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c.1400-1978,2 Vols.1980,Oxford.

[19]迪贝茨前引书第230页。

[20]G.Ferrand,Malaka,le Malayu et Malayur(Journal Asiatique,Ⅱeserie,tomeⅡ,1981)

[21]参照第90、114、125、205、239页。

[22]参照本文第一章。亦论及郑和的远征。

[23]关于“焰口”和“添油”等礼仪和华人特有习俗的调查研究,在至此引用的文献中已多少有所论及,相对于此现状,若更想了解其过去的话,《节令研究》(1967)的文献目录(英文)作了汇编,便于查阅。

[24]在外国文化的研究中,必然要运用比较、对比的方法,其方法是严密而非简单的。详见拙文《什么是比较思想——从实证性的观点看》(载小泉他编《比较思想推介》密涅瓦书房,1979年)。

[25]关于涌泉寺,参见本文“青云亭”部分和《大法轮》1980年5月号镰田论文第97页。

[26]关于古晋佛教界,参见本文“在州首府古晋的生活”以后部分。

[27]根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79年11月25日号所载云飞海著《历尽沧桑的青云亭》中的谈话记录。

[28]1981年6月13日(星期六),在国立剧院小剧场,按照顺序观看了黄檗宗万福寺举行的巡照板、鱼柳、庆事七五三打降、三通木鱼、绕佛、焰口、六供养、三归依、开枕。另参见《大法轮》杂志1980年8月号镰田论文第84页。

[29]注[33]所引云飞海的观点。

[30]在本文“青云亭”部分引用。

[31]船越昭生《古地图中出现的见马拉卡》(《东南亚研究》6—4,1969.3,第151页注35)。

[32]日比野丈夫《马拉卡的中国人·卡皮坦的系谱》(同上杂志所收)。

[33]同上第99、107页。

[34]详见拙文《般若心经》(1984年刊,大东出版社《讲座敦煌》卷七所载)。

[35]参见《望月佛教大辞典》卷一,第125页“韦驮天”条。

[36]道瑞良秀《中国佛教史(修订版)》第29章第252页。

[37]有关太虚大师的介绍、研究很多。请参见《亚洲历史词典》卷六,第18页,《望月佛教大辞典》卷十,第576~578页“太虚”条。

[38]据贺民范编《太虚大师佛学选读本》(1930)所收本。

[39]关于此次会议,参照比较思想学会机关刊物《比较思想研究》第7号(1980.10)转载的芳贺彻的报告《法国的日本研究——从1979年秋季巴黎会议看》。

[40]报告的要点和回答提问的内容已作为法语的会议议事录公开发表。Les Etudes Japonaises en france:compte rendu du colloque tenu a Paris,8-13 octobre 1979 sous le patronsge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de Tokyo et avec l'aide de la foundation du Japon 1980.imprime par Reproffset,11.rue du Bouloi,75001,Paris.

[41]Pacific Affairs,Vol.53,No.3,Fall 1980,pp.405-439.

[42]关于华人使用的福建话和马来语的关系,参考上引巴塞尔著作的附录“巴巴语言”(Baba Language)章。

[43]华、欧文资料之外,参照阿部利夫编《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特别是第1章、第4章)。

[44]还应该涉及曾为马来西亚联邦一员的新加坡的佛教和在马来西亚也居中心地位的槟榔屿的佛教,镰田博士已有充分的记录报告,故省略。另外,看看新加坡的九鲤洞,就会进一步理解它与福建省莆田的深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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