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汉文音读的优点和条件
那么,古汉文音读的作用和优点体现于何处呢?我认为,一言以蔽之,与训读相比较,用汉语来阅读古汉文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很好地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要点和中心”。按古汉文词序直读时,在阅读气息停歇的地方有文意的断开(反之亦然),在要强调论旨的地方(如果能继续直读)文句渐呈上升音调,所以容易把握论旨的重点。即使有外来语和引文混杂其中,由于在此处韵律被破坏了,所以也明白是外来语和引文。
按原文词序直读的优点,并不限于汉语。直读时,在阅读气息停歇的地方有文意的断开(反之亦然),在要强调论旨的地方文句呈上升音调,这是各国语言共同的现象。用日语译文来阅读欧美语言,往往难以抓住论旨,是因为文章语序相反,作者所要强调的部分转移到了与原文不同的地方,显得文意模糊。
虽然如此,不能仅仅依据韵律简单地判定文意,这是“解释古籍”的困难之处。由于文体因时代和编者而改变,所以,认为仅通过音读就能正确把握文意,就成了纯粹的牵强附会,就成了未曾郑重地阅读过古代典籍的人的言论了。
根据以上拙见,古汉文直读、汉语音读论者必须满足下列前提条件:
①“必须是能流畅地用现代汉语阅读古汉文(古典汉语)的人”这一条件。若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没有谈论音读的资格。
②在此之前还要求满足一个条件:“能用现代汉语自由地讨论、辩论。”这对于任何外国语言学习都可说是必要的。进行乘车、购物之类程度上的日常会话,不能说是掌握了该国语言,因为即使不能自由地会话,卖主定会察知并进行推销。没有形成交流(意思的沟通),是不会有真正的“会话”的。
在日本,乘车、购物程度上的会话能力,即使只限于会说“你好”、“再见”的水平,也认为是“能够会话”,当事人也自以为如此。但是,如果不能顺畅地“讨论、辩论”,是不能说“能够会话”的(在此意义上,关于现代汉语,我完全失去了谈论的资格)。
那么,满足这一条件的人,在日本又有几个呢?我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导师斯塔恩先生曾说:“不能(用汉语音)泛读并理解,就不是真正的研究者。”事实上,欧美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即使日本的中国学学者无疑也是泛读,或即使是古汉文的汉语音读主义者,实际上不都是在用日语阅读吗?即使是自称“把古汉文当作现代汉语阅读”的人,也不是泛读,实际上不就是一字一字仔细阅读的所谓“颗粒阅读”吗?
这里必须重申,我并不是要责备“颗粒阅读”这种阅读方法,而是怀着一个疑问:如果“训读”能够快速且足以正确地阅读理解,还有没有必要特意辛苦地进行颗粒阅读、用现代汉语阅读古汉文呢?
我诵读过很多佛典,也尝试过用汉语诵读。不用说,用日语阅读显然更快,在用眼追随字句默读时就更是如此。不采用日语默读而用汉语阅读,是过于老实了。因为通过“训读”取得与汉语“直读”同样的效果,也并非难事。
在以古典汉语为文献资料的专家中,训读时也不是一字一字反反复复地阅读古汉文,而是以直读方式阅读下去。与汉语直读的差别,仅在于不按汉语发音。这样,只要采用训读方法,就能比现代汉语的直读更大量地、而且正确且快速地阅读与自己专业直接相关的资料。这是要经过逐步训练才能达到的,但这样就不需要专门学习汉语了。上面反复说过,只掌握现代汉语还不能读懂古籍,如同只掌握现代日语还读不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和江户时代的戏剧作品等一样。
以上列举的两个条件,是对专家或有志成为专家的人而言的。[4](包括我在内的)这一类人是这种情况。而要求本科学生流畅地阅读汉语,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音读、直读的方式阅读古籍,甚至连本科学生也被强行要求这样做。据说其中有的教师,让连汉语“你好”、“再见”都说不好的学生,相互用(不标准的)汉语吟诵汉诗而进行模仿。但是,这些论者没有揭示和具体说明,用汉语发音时和用训读发音时,解释和效果的差异。这样的话,阅读原文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吗?
以笔者之见,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对“虚词”的解释,换言之,就是对语感的理解程度,不过汉语若不达到娴熟,这种说明是很困难的。
中级水平的汉语语言能力,一般情况是,仅仅用汉语进行音读,而在头脑中,则或进行训读,或完全不能理解。特别是本科学生,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毕业以后就忘掉了发音的四声等。所以,为了不以“口舌之徒”而告终,不是去学习、记忆四声,而是通过古汉文训读,大量并快速地阅读古籍,从长远来看,这对当事人是有益的。
我当然不是说,“没有必要学习现代汉语”或者“不要去记忆四声”,而是说,如果是攻读中国学的研究生或专家,自然另当别论,但不能对除此以外的其他一般日本人强行要求学习。
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一般的本科学生,将至少四年的长时间都花费在记忆四声上面了。况且,中国古代文献具有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词汇和结构,所以,仅仅在学习现代汉语上下工夫,在很多情况下会以徒劳无功而告终。
只是能够读出古汉文“是以”、“所以”等的汉语发音,而不掌握传统训读的方法(“是以”,日语训读为“ここをもって”,意为“因此”。“所以”,日语训读为“ゆえん”,意为“原因”——译者)就毕业了,这也是当事人的损失。因为他们眼看着不能利用日本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总之,仅作为“业余爱好者”,以训读法来阅读中国文献即可,想成为“专家”的学生,若有必要可以学习汉语。在究竟要训读还是汉语的争论中,是缺乏这种区分的。说二者必居其一,这不是专业的用语,因为专家应当是两种方法都具备的。
如果从利用日本的“训读法”,以及前辈学者运用它而形成的卓越成绩(日本的文化遗产)的层次起步,那么只要是日本人,基本上都能进到比这更高水平的中国学研究。但是,若从汉语入门开始,或因为多半时间花在学习发音上,脱离了古籍的阅读,即使好不容易进入到阅读古籍的阶段,最多也只能是中国中学生的水平。这就以追随中国人而告终,最终(至少在古籍研究上)不能成为“专家”。因为“专家”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在掌握了汉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见。
有不少日本人,虽然不会讲汉语,但在学术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作为日本人的我们的前辈,毋宁说大多都是如此。
上面,由于最近常常听到“古汉文是汉语,故应采用自上而下的音读”这种易为一般人接受的观点,所以首先揭示了其成立的前提条件。这种观点虽然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其音读、直读(在本科学生的水平上)对研究并没有多大作用。欧美人和中国人,除了音读、直读的方法之外,没有其他的解读方法,所以是无奈的选择。而我们却有先祖代代相传下来的解读古代典籍的秘传——古汉文训读这种便利之极的方法。难道要毫不吝惜地舍弃这种特殊技术,而去做没有必要的劳动(古汉文的汉语音读)吗?
研究者的目的,不在于用汉语来阅读中国古典语言(古汉文),而在于如何快速且正确地把握文意。只用汉语来发音,不过是自我满足罢了。就是说,在我看来,那些主张用现代汉语来阅读古汉文完全是想当然之人,对古汉文与现代汉语间质的差异全然不知,进而把阅读古汉文的“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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