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古汉文与汉语的关系

一、古汉文等于汉语吗?

我听到有这样的观点:“因为古汉文是汉语，所以按照汉语从前向后音读吧!从后向前反过来读的日本式训读是徒劳无益的!”作为一种理由，这种说法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所以最近越来越流行起来。这种看法过去也曾出现过，由于没有实际的影响力，最终消失了。但是，近来又出乎意料地似乎获得了赞同，甚至开始传言轻视高中的“古汉文教育”、废止训读法。^[1]在大学里，据说有的地方已停止了用训读法进行古汉文讲读。

其理由，除了“要停止用训读法读古汉文。古汉文是汉语，所以应该只按汉语的发音来读”之外，还有“古汉文内容陈旧，所以废止掉吧”的说辞。上述两种意见，本来是各自分开的，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发表看法，但现在两者微妙地缠绕在一起反映出来，结果导致了古汉文就要废止的态势。

但是，事态发展至此，不能置之不理。因为我认为，这些都是不能苟同的说辞，是会从根本上动摇日本文化的谬论。

从世界上来看，也是如此。法国的研究生院和日本相反，在正规的课程中进行古汉文的训读。

本文仅讨论上述“古汉文是汉语，所以应该只按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一意见，从大的方面划分，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古汉文就是汉语吗?”读者也许会对这一疑问感到吃惊，但是，一个对古汉文不是训读，而是按照现代汉语直读、音读的日本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吧。仅仅阅读一遍，不一定立刻明白其意义，就是说，古汉文并不就是汉语。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古汉文”，正确地说是古代汉语，相当于日本的“古文”(文言)，对于一般的中国人，也是不容易读懂的。其中的大部分，仅仅按照今天的现代汉语(口语。在中国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来阅读，是不能正确理解的。即使是中国人，如果没有接受一定的训练和高度的教育，也绝不能正确地理解。若非在大学受到专门教育者，首先不知道阅读方法。即使去阅读，总算能够发音了，但一碰到要理解内容，就又不是那么简单了。中国人自己去阅读，也同样不能正确地理解。

总之，“古汉文不是汉语”，具体地说，古汉文是古典汉语。所以，它并不是按现代汉语阅读，或者仅用耳朵听就能立刻明白的语言。毋宁说，认为“古汉文是日本古代的一种方言”，问题会更容易理解。

因为是日本古代方言的一种，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是必要的，也具有研究的价值。

与“古汉文是否汉语”这个问题相表里的，是“掌握汉语是否就能理解古汉文”这个问题。相当多的日本人，对此问题也像对前一个问题一样，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我认为，这也和前一问题一样，不过是在日本人中被视为当然而流传开的妄想而已。

这可通过下面三个例子来证明。

第一个例子，是我讲课中的体会。

某年，在大学东方哲学专业四年级的研究班课程上，阅读牟子《理惑论》。听讲学生中，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正规留学生和一位作为受中国政府资助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两年中国哲学的日本女学生。有一天，突然碰到《理惑论》的一部分，让他们用汉语阅读、解释，两人也完全没能做到。其原因之一，是古文中有很多难读(很难发音)的汉字和梵文音译字(在这一点上，佛教古汉文中频繁出现的梵文音译汉字，用日语阅读，比用现代汉语阅读更加容易理解)。

其原因之二是，即使努力发音、勉勉强强读出来了，最终也不能做到充分理解。因为其中有非常多的词汇和语法在现代语言中是见不到的。这里显示出汉语古代典籍的特征。

如果是欧美语言的文本，这种状况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不能阅读”(不能发音)或“不能解释”作为母语文本和自己的专业课程的古代典籍，在欧美是难以想象的。

举出上例，并不是要说两位学生学习不用功或能力不足。这位日本女学生作为赴中国留学的学生不用说是优秀的。即使如此，仍然不能阅读，就是因为“古汉文不是汉语”，“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能理解古汉文”。古汉文(古代汉语)就是这种性质的文献和语言，如果不提前作充足的准备，那就连发音也是困难的。为证明这一事实，我把用汉语阅读古汉文，与现代语言教育作了区分。用汉语阅读古汉文，虽然有“偶然的符合”，但无论哪个国家，对古文、古典语言的理解，都是需要一定训练的。

要求用现代汉语表达，认为若能阅读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自然就能阅读、理解，我想再次重申，这种想法是妄想。从现代汉语出发接近古典文献，对于日本以外地区的人来说，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日本自古就存在训读这样一种日本特有的阅读方法，日本人若能活用这种古汉文的训读法，就不必走那条弯路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能说掌握一些汉语就能读懂古汉文，同样，不能说掌握一些训读就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但比较而言，后者并不是如此悲观。学习现代汉语两年时间，别说古汉文(古籍)，就连读懂近代的中国小说也没有把握。相反，进行训读练习一年(有些人是半年)后，就能借助前辈学者留下的训点，容易地读懂古代典籍，何况是大学生呢?

战后不久，日本人有着通过这种训读法读破许多中国古代典籍的实际成绩。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我班级里有位中国人，批判日本的汉文直读主义和反对训读的倾向，并直言:认为用汉语阅读古汉文(古代汉语)就能理解其意思的想法是“妄想”。这是十五岁之前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而又会说流利的日语，并且能以训读法阅读古汉文的中国裔学生的看法。他还说:“古汉文是古文(文言)，是用眼睛看而读懂的文字(仅仅用耳朵听是不明白的)”，“(现在学校所教授的)汉语是口语，是用耳朵听就明白的语言”。(www.xing528.com)

认为按照现代汉语发音就能直接理解古汉文(古代语言)的意义，这种想法的确是“妄想”。

第三个例子是这样的:

在巴黎大学研究生院留学时，在解释《古谣谚》及与之相关的《神仙通鉴》(不是那个《道藏》中著名的《历世神仙体道通鉴》)的某段文字时，我和斯塔恩先生产生了意见的对立，这是文字分段方法上的分歧。先生是一位中国学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越南被俘期间，他曾经做过汉语翻译，也能自如地进行越南语会话，还通俄语等其他几国语言。他认为:“如果按汉语发音，就不能在这里断句”，这种看法是我不易反驳的。他甚至说:“(在日本)是用训读等方法阅读的，所以是错误的。”这作为一般之论，应该承认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也并不会轻易作罢。我综合前后文的关系，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根据(这是阅读古籍的正确方法)，指出了先生依照现代汉语读法来断句的方法反倒是错误的。

当时的法国人同班学生中，也有曾在北京和台湾留学的。他们把现代汉语的知识勉强引入古代文献的阅读时，所犯的错误也不在少数。同班中也有中国学生，但他们未能例外。

举出以上事例，并不是为了要批评他们。上面讲到的斯塔恩先生，也只是偶尔有误读，已故京都大学教授川胜义雄在道教学会的报告中称他:“像先生这样能阅读道教文献的日本学者又有几人呢?”举斯塔恩先生的例子，是想说明这样的事实:就连这样的天才的中国学学者也会犯错误，所以，那种认为“掌握了现代汉语就能读懂古汉文(古代汉语)”的说法不过是妄想。这里不举中国学者的例子而提及斯塔恩教授，是因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与斯塔恩教授同为外国人，而易于比较(京都大学矢义高教授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学者句读错误也很多)。

这样，在法国的三年期间，由于进行古汉文的汉语音读而获益，^[2]我感觉到明白了训读和音读的功与过。本文就是基于这一体会写成的。

从上述三个例子足以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古汉文的汉语音读，与正确地理解文意没有直接的联系。”不，不需要举出这样的例子，只要是汉学专家或有按汉语发音阅读古汉文经验的人，当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但主张用汉语发音阅读古汉文的人，为什么不涉及这个事实而明言之呢?仍然热衷于中华思想吗?他们并非不知道，使用训读方法比学习汉语更加轻松，并且适合于阅读古代语言。

在古汉文的阅读上，“训读”和“汉语音读”是对立的，但遗憾的是，精通两者而了解其优劣的论者很少。而且，在重视训读的人中，往往有头脑顽固者，抱有“不学习古汉文就无以为人”的论调。这就不过是中华思想信奉者的言论了，只能被纯粹且客观地讨论古汉文之价值的“研究者”蔑视为落后于时代。^[3]

如果通过训读能够充分地理解中国古籍，那么关于中国古籍的知识，用训读阅读古汉文就足够了。中学、高中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大学本科阶段，为了阅读古汉文(古代汉语)而特意辛苦地学习现代汉语(有志成为专家的姑且不论，对于一般学生来说)，只不过是走弯路罢了。

如果要阅读现代汉语，必须从头学起，一个一个地记住字的四声。这样，时间就都被语言学习占用了，就没有时间进行古代文献研究了。就是说，时间都花在了“手段”上，就没有时间去实现重要的“目的”了。而如果首先熟练地学习通过加训点的古汉文阅读原文的基本方法，在古文的阅读上就能(有时比中国人更)加倍快速、正确地熟练掌握。如果再花时间去记忆现代汉语的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住发音和四声(而日本人是从孩提时代就能够阅读汉字的)，那么在这期间用训读法多读一本中国古籍就是明智的。对于中国哲学和东洋史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专业的水平都取决于古代典籍知识的多少，无论多么熟练地掌握现代语言，若不能阅读古籍也无济于事。

对于反对训读的倾向，大家马上都会想到，江户至明治时期汉学家的学力。他们中大部分人，不用说是汉语会话，就连汉语的音读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现代的学者借重于他们这些前辈学者留下的训读和注释的地方很多。在不少情况下，他们完成了比我们这些掌握现代汉语的人远为有效的工作。

在主张废止训读论、提倡古汉文采用汉语音读论的人中间，引用江户时代以来注释和研究的也不少。这种情况，(虽然提出了各种理由)在我看来，不得不认为实在是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言论。

即使如此也仍然否定训读作用的人，岂不是要全盘否定包括江户儒学在内直至现代的日本学者的成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必要首先展示这些“仅仅凭借现代汉语”而超过前辈学者的成绩。

即使在对居留日本的中国人进行汉语教育的人中，也有否定训读方法的。但是，仅仅会说汉语，在中国古籍方面自己又能够取得多少可观的创造性成果呢?一问到这个问题，则其中有很多人抱有极大的疑问。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古汉文的汉语音读，而是想说:在大学本科阶段强制性地要求直读、音读，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等，是无益的。志愿学习中国学的人或欧美人姑且不论，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是时间的浪费，是“事倍功半”。掌握了古汉文之后，若有余力和必要，我并不否定勤奋的人在汉语学习上继续上进。

这里只是反对一知半解的古汉文汉语音读论者，并不是反对古汉文音读论本身。否则，就成了否定中国人的言论了。毋宁说，作为一位日本的汉学家，应该掌握汉语音读和训读两种方法。偏于一方，不能说是一位日本的研究者。

另外，对于古汉文(中国古典语言)以外的文献，如果使用训读法就不合适了。如近代兴起的“词”。我窃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词就不能用训读法来读，即使按训读法读了，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文学韵味。

明朝以后的小说类作品也是一样，因为不是中国古典语言，所以用训读法(虽然要读也能读出一些内容但)不能正确地读解。

从古汉文废止论者同等看待古汉文(中国古典语言)和汉语看来，他们似乎不了解上述的差别。“词”的美好等，在高中的教科书中是没有反映的。这难道不是教育上的偏颇吗?这又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不能详论。

在以上论述了关于日本人古汉文音读论缺陷的问题之后，为了表明我不是单纯地反对古汉文音读论，还想就音读的优点谈点拙见。因为，虽然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古汉文是汉语，所以用汉语去读吧。”但是，用汉语阅读有什么作用呢?与古汉文训读比较，有什么优点，即有什么益处呢?关于这个问题，却意外地没有被讨论过。或许有过讨论，但讨论的印象极为淡薄，让人觉得似乎未曾讨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