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佛教
关于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黄河流域以东的北部中国的时间，现有诸说，但无异议的是这样一件记事:永平八(公元65)年，在江苏省北部(与山东省交界附近)，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将浮屠(佛陀——印度语Buddha或Buddho的音译)与黄老一同祭祀。这是在距当时的都城洛阳很远的东方发生的事情，因而在洛阳或其西、南地区，应该已经知道佛教了，传入时间在此之前也是可以想象的。关于印度佛教的传入时间，除了这一《后汉书》的记载外，眼下再没有可以信赖的文献证据。
在中国，佛典的汉译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开始，而印度佛教逐渐在中国北部扎根，是4世纪上半叶的事情。其后，鸠摩罗什(kumārajīva)、释道安等高僧译出经论，乃至中国佛教(英文为Chinese Buddhism)发展至现在的状况。对此，读一读中国佛教史一类的书就可以了解。这里仅例举在印度所未见的中国佛教的几个特点。
1．宗派的形成
宗派的形成，其原因在于“教相判释”(亦称判教)这一中国独特的佛教理解方式。当时，形成于印度的经论，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时，与其形成的先后并无关系，结果汉人僧侣同时遇到许多不同性质的经论，因而，在理解上是非常困难的:佛陀的真意在哪里呢?何种经论讲说出最重要的教理呢?结果，以自认为最好的一种经论、一条教义为基准，将佛教分类、体系化的研究就兴盛起来，这种解释的方法就是判教。
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判教案，其中(据说是)天台大师智顗(538—597)所立“五时八教”的判教最为著名，他把释尊从开悟到圆寂的说法过程划分为“华严、鹿苑、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个时期，将当时汉译的佛典分别归入“五时”，还把教理的讲说方法分为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的“八教”，即八个种类。根据“五时”，《法华经》被定为宗教上最高、传达释尊真意的经典，《阿含经》是“鹿苑”时期的讲说，被赋予相对低级的价值。
这种“五时八教”的判教，作为在佛典分级上矛盾最少的观点受到欢迎，对后世，特别是对日本的影响极大。结果，在中、日两国，《法华经》最受尊崇，而由此建立的宗派也不断出现。
但是，在“五时八教”之外，还有采取其他判教的学僧。被他们视为根据的最重要经典、教理并非《法华经》，而是其他经典，所以诞生了新的宗派。以判教为划分依据，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各种宗派，这是印度所未见的中国佛教特有的情形。
不过，近代以来的欧洲佛教学者研究原典的结果认为:五时八教之判教是一种中国化的解释，不符合佛教形成的历史。《法华经》并非释尊的直接讲说;而在五时八教说中被定为最低等级的《阿含经》，倒可能是传达释尊真意的正统文献，等等。但是，中、日的佛教宗派团体，是在五时八教及其他判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如果原封不动地承认最近学术研究是正确的，就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宗教必须遵循学术上的正确吗?“学术上的正确”对于宗教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此点毕竟是现代中、日佛教界的一大问题。
2．从属于国家
基督教、伊斯兰教、古代印度佛教与政治权力几乎是对等的，甚或处于政治之上位的情况也不少见。在现代日本，是“政教分离”。但在中国，除去极罕见情况外，宗教常常处于政治权力的支配之下。描述蒙古王朝宗教史的《元史》释老传是这样开头的:“佛教和道教渐行于中国，历经千数百年，其盛衰常常决定于君主的心血来潮”，此言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宗教的命运。
3．居士佛教(www.xing528.com)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特点，那就是“居士佛教”。所谓“居士”，是指不当出家僧而持续从事佛教活动的信仰佛教人士。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教学和寺院经营，均由这些人支撑着。考察中国宗教时，要常常意识到，以蒙古族的元朝(1271—1368)为分界，其前后的状况为之一变的事实。众所周知，日本佛教之来源，基本上是唐至宋(元朝以前)中国佛教，与其传统相连。但是，现今的中国佛教，直接与(元朝以后)的明朝相连，因而与日本佛教相比有巨大的变化。
例如，现在中国的寺院，完全露出脐部、哈哈大笑的弥勒之像，伽蓝神等守护佛法的武神之像，祭祀于正殿入口附近，这里的“正殿”，在中国称为“大雄宝殿”。同为僧侣，中国与日本差别很大。比如，在中国不叫僧侣或和尚而称“法师”，没有蓄发、食肉、带妻的僧人，而且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布施制度。甚至，不只是读经的方法不同，用于伴奏的大鼓、钟、铃的形状和鸣响方式也有不同，诵读的经典本身也互异。这种状况，若探其变化的起源，大多要追溯到14世纪后期的明代。
其实，不仅是佛教，中国所有现存文物的实际面貌基本上只能追溯到明代。例如，中国最早的寺庙，有东汉的白马寺。现在位于洛阳的白马寺，据说是明代重建的。还有，关于祭祀孔子的“释奠”，尽管中国的儒学者想努力复原其仪式和服饰，实际上似乎只能回溯到明代。
换言之，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文物，创建于明代的14世纪末和15世纪前后，如北京之名是从燕京之旧称变化而来，定为帝国首都始于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之时。现在，中国有很多“某某禅寺”、“某某讲寺”等在日本几乎看不到的寺院，这些名称制度似乎也是始于明代。
《西游记》、《水浒传》、中国戏剧等现代中国人最喜爱的书籍和娱乐，也是明代开始向民间流传的。
现代中国佛教直接地是明代以后的产物，它把以前的形态抛弃掉了，典型的例子是密教。
唐代中国，出现了不空、金刚智、善无畏等密教巨匠，空海(真言宗)、最澄(天台宗)也将这种密教的法统传到日本，其后师资(师傅传弟子)相传，直至现代。
但是，中国佛教中密宗的传统据说在唐末即已绝迹，明代以后未有传承。密教中包含诵咒、结印(手结印契)、护摩(圣火)等修行方法，若不直接受教于师傅而只有书面知识，要修炼成功终究是不可能的，并且那种法统一旦中断则不能复原。日本真言宗僧侣权田雷斧，曾于大正十三(1924)年赴广东省传授密教修行法，也就是密教的再输入。
如果说现代中国有密教的话，那是来源于藏传佛教。
明代以后，支撑这种变化了的佛教的是在家居士。在近、现代中国，相对于僧人，杰出的人物多出自这些居士。所以，近、现代中国佛教有一别名，称为“居士佛教”。
除上述外，关于印度佛教带给中国社会的新思想和世界观，官吏、士大夫的佛教观等中国佛教诸方面，想讨论的内容甚多，但限于篇幅，本书仅举出中国佛教在近代以后的特点，余者只能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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