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新儒家宗教观的转变

第二节　宗教观的转变

佛教和基督教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宗教，熊十力对佛教有过深入地研究，但对西方的基督教，却没有专门地探讨。尽管如此，熊十力在其著作中却经常论及基督教，这是因为他把基督教的立论依据也看作是将本体与现象相分离的一种本体论模式。但是在《新唯识论》问世的前后，他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从熊十力对基督教的态度来看，《新唯识论》问世之前，他对宗教还是多有溢美之辞的。在1918年为张纯一的《存藁》一书所作的序中，他对基督教所显露出来的平等和民主的精神表示了称赞：“耶稣自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专以服役利他为训，此耶教精神也。……故耶教屈己利物之精神，非儒家所及也。”^[8]熊十力对基督教的这种赞美之情，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为民主而斗争的志士而言，西方的民主政治正是其心所向往的政治理想之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基督教在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以其能明基督之道，有裨世道人心……”^[9]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教化功能也是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稍早一辈的思想家肯定宗教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对基督教的这种认识，熊十力称赞张纯一皈依基督教是“知本”的表现。当然，这一时期熊十力对于宗教的认识，突出了宗教的政治功能，主要基于个人的社会和人生体验，并未把握住基督教的理论核心，而只是用以表达他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社会的一种欣羡而已。

《新唯识论》问世之前，熊十力对于佛教也是深怀礼敬之情。1912年他曾拜访同乡的月霞法师。1916年，他钻研《船山遗书》，正当他叹其“道器一元，幽明一物”、“衡阳之宝伐，洙泗之薪传”^[10]时，又读到章太炎所著的《建立宗教论》，“闻三性三无义”，“始知船山甚浅”^[11]。所以，当第二年月霞法师再度回到湖北时，熊十力又去拜谒他。熊十力虽然逐渐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但还没有皈依之愿，而只是借之以探索安身立命之道。(www.xing528.com)

但是，《新唯识论》问世以后，随着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宗旨的确立，他不但对基督教予以否定，而且与佛教也决裂了。他虽然对空宗扫相见体的方法是颇为赞赏，但《新唯识论》的主要宗旨是方便显体或者说是重在见体，因而否定了佛教出世的宗教旨向。从这时起，熊十力在理论上与宗教划清界限了。正如熊十力自己所指出的：“宗教是由情感的虔信而皈依宇宙的真宰。（这个真宰完全是他底意想所妄构）哲学则是由明智即最高的理性作用，对于真理的证解。实则，这种理性的证解就是真理自身的呈露，故无能所可分，故离意想猜度。故真理不是妄构的境界。”^[12]在这里，虽然他对宗教的情感还不无肯定之义，但对其认知上的根源，如“意想所妄构”等，已开始作客观地剖析了；而且在此也显现出他对宗教和哲学的价值判断，即哲学是高于宗教的。这与冯友兰对宗教和哲学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且判断的依据都是宗教含有迷信、神话的虚构成分；而哲学由于具有理性的精神，更能认识真理。当然，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的原因，还主要是熊十力所理解的传统宗教观与科学主义的宗教观相似：宗教作为一种对超自然世界的信仰，不能为人们提供客观有效的知识；传统宗教所提供的一套解释宇宙世界的模式，伴随科学的不断发展，也日益丧失有效性。中国近代对于宗教的否定主要是从认识论的层面出发，把宗教看作是科学的对立面、是一种错误地认知世界的方式，而忽略了宗教对于价值领域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知道，在早期现代新儒家中，冯友兰和熊十力由于对本体的不同理解，因而在新儒学的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是，他们新儒学的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宗教，尤其是反对在中国通过宗教来实现人们的终极关怀，而是主张通过儒家哲学的重建来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