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女权主义者看见女人与红酒的文字

另类・女权主义者

看见很多描写女人与红酒的文字。

字里行间，多是一个孤独的女人、一盏昏灯。

女人纤纤地掐着花朵一样的郁金香杯。

女人粉黛低眉。

红唇啜着鲜红的酒液。

尽显迷人悠然的色彩。

女人或许正在品味爱的滋味。

女人或许正在排遣失恋的痛楚。

女人或许正在追思悠远的过往。

文字中，女人啜酒永远代表着美丽、精致。

文字中，女人啜酒永远代表着超凡脱俗、时尚、品位。

文字外，女人喝酒的原因或许很多。

但最直接最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找寻一份宁静。

■ 红酒。

她们要以此舒缓身心的疲倦。

不过，她们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些另类。

女人啜酒倘若将自己喝成一个酒鬼，那就大大不妙了。

非但没有曼妙与宁静之美，反而会令人瞠目和反感。

尤其会让很多男人无法接受。

女作家杜拉斯便是这样的极品。

有人将她比为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

有人则把她视为坦荡、传奇、惊世骇俗的艺术家。

杜拉斯的人生充满了疯狂二字。

她会疯狂地饮酒，近乎酗酒。

她会疯狂地写作，让人惊叹她的精力。

她会疯狂地恋爱，有人甚至怀疑这是不是荷尔蒙分泌失调的缘故。

酒、男人、写作就是她生活中的全部。

几乎是三点一线。

三者又纠缠到了一起。

她说酒浸润着她的头脑。

她说酒精中浸泡着她同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情感故事。

她用文字刻画她同亲哥哥之间的乱伦。

她用文字记载她的罗曼史。

从第一个中国情人到最后一个小她40岁的情人柘。

这几乎成为她作品的全部。

她说过：“我不是为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因此，她的文字中就满是她、她的酒、她的情事。

她坦承自己酗酒。

她曾数次为此住进医院抢救。

但她就是戒不掉。

真的戒不掉。

她说没有酒，没有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说没有酒，没有男人，她将失去所有激情！

她不愿做行尸走肉。

■ 少女杜拉斯。

由此，她笔下的女人浑身都是酒气。

那些女人还会跟她自己一样在啜酒中恋爱。

比如《夏夜十点半钟》。

她在《物质生活》中曾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在诺弗勒城堡酗酒的情形。

“最近几年夏天我又一个人生活在诺弗勒，大量饮酒，饮酒是孤独发出的声音，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

“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才喝酒，开始是喝几杯红酒，后来喝威士忌一直喝到肝硬化、吐血。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女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

“我开始在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再后来早晨也喝，以后在夜里也喝上了，后来每两小时喝一次。我总是和几个男人一起喝，酒精一向是和性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在醉酒中写作，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但她在平时，为了有力量当众面对丑闻，比如夜里独自走进一间酒吧，……必须先喝上一点什么。”

喝酒与写作是杜拉斯生活中的全部。

喝酒与写作也让她成为文坛的另类、女人的另类。

与她一样另类的女酒徒还大有人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经济时代，搞经济的人都大打名人牌。

法国人更是深谙此道。(www.xing528.com)

■ 照片中的杜拉斯。

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家花神咖啡馆。

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的咖啡馆。

但这又是一间注定无法普通的咖啡馆。

如此矛盾全因为两个人。

笃定“婚姻是女人枷锁”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同她的情人法国大文豪萨特。

波伏娃与萨特时常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喝咖啡、品红酒。

一来二去，这里名声大噪，居然成为人们竞相光顾的去处。

在咖啡馆二层楼临近窗口处，摆放着他们的固定座位。

侍者常年都会将墨水瓶放置在他门的座位上，等待他们大驾光临。

据说波伏娃总是坐在情人对面。

她的情人有点斜视且总是叼着烟斗。

他们深思时，总是互不相扰。

他们只会静静地端详着对方。

咖啡馆的老板戏称波伏娃的情人是“裹着皮肉的墨水瓶”。

萨特便是在这个地方一边看着情人，一边喝着红酒，一边构思《存在与虚无》的。

他在这里写下了令他不朽的著作。

伴着爱人、伴着红酒、伴着心智降生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为萨特赢得了一生最大的荣光。

萨特在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却立即做出惊人之事。

他以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为由委婉拒绝领奖。

他仍旧待在这里，过着属于他自己的喝红酒、构思写作的平凡生活。

他不相信别人。

他更不相信作为权力的政府。

他果断地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所有荣誉。

由此，他还被誉为“人类20世纪的良心”。

波伏娃同萨特的关系很奇特。

他们可以说是白头偕老的典范。

他们被誉为哲学史上的美谈。

但波伏娃却另有情人。

萨特非但不怪，还与其中的两个人成了朋友。

或许这便是他们重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奇特思维。

或许哲学令他们有了更多的哲思。

或许红酒孕育了他们的浪漫情怀。

中国曾在1953年邀请二人来华。

但古板的中国人却无法接受二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在酒店住宿时，却因为二人没有结婚证明而不肯令他们同宿一室，为此，宾主双方都尴尬万分。

那时节，不啜红酒、不理解存在主义的中国人当然不理解他们。

■ 波伏娃著作封面。

现如今，时代进步了。

在中国喝红酒的大有人在。

了解存在主义的也大有人在。

但任谁也达不到波伏娃与萨特的那个境界。

萨特于1980年过世。

6万多巴黎市民走上街头，浩浩荡荡。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萨特送行。

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沉痛说道：“萨特的逝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

萨特去了，但他那位喜好红酒的情人却依旧在咖啡、红酒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6年。

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波伏娃称之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

她的小说《纽约客》有着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的美誉。

情人萨特称她完美到了极致——兼具男人的智慧与女人的敏感。

她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人。

她野心将文化重新洗牌。

她的经典名句是：“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

她的作品《第二性》被一致认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第二性》甚至被誉为“西方女性的圣经”。

她对自己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评价。

她说自己只是一名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