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秋冬之际沿运河南返。在扬州建大涤堂，定居在那里，也开始了他卖画为生的生活。
石涛之所以选择扬州，绝非偶然。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因盐业而著称的繁华都市，它东连大海，西溯长江上游诸省，又处于运河入江之口，为南北唯一水上交通要道。虽然经过“扬州十日”的浩劫，但又很快走上繁荣。特别是两淮食盐由此转运入长江，盐商既垄断了食盐生产，又垄断了食盐的销售。不少盐商成为国内富豪。生活豪华连乾隆也自叹不如。
扬州自古即为文化发达之地，官僚地主和文人之家皆悬挂字画作为欣赏和装饰，盐商有巨大住宅，他们附庸风雅，更需要字画装饰他们的厅堂。一般商人和居民，群相效法，也用字画作为家庭装饰。扬州流行着这样的话：“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一般人家客厅中至少有一幅中堂，一幅对联，四屏条画，四屏条字，以一两万户计算，则需要字画量在十万幅以上，因而对字画有大量的需要。
繁荣的经济和对书画的市场需求吸引了大量的书画家选择扬州定居。据《扬州画苑录》统计，寓居扬州的书画家竟有559人之多。(41)新安四家中的查士标，往来于金陵、镇江、杭州、扬州之间，晚年则主要寓居于扬州。安徽名家中的程邃，一度活动于杭州，晚年亦侨居扬州。石涛在1692年后定居于扬州大涤堂。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也曾来扬。
如此众多的画家寓居扬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为书画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在“四王”一统画坛的时代，只有扬州才可能集中具有新鲜审美趣味的众多欣赏者，才有可能提供以画为业的画家为表现崭新的艺术所必需的生活条件和进行自由创作的条件。而市民对书画的趣味亦影响了艺术家的选材和创作，肖像画和花鸟画的盛行绝非偶然，是画家与市民风气影响的综合结果。石涛晚年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花鸟画很可能是基于该原因。
此外，扬州盐商对书画的繁荣也有不小贡献。扬州的盐商并非扬州人，他们主要来自山西、陕西和安徽。康熙《两淮盐法志》说：“淮扬滨海，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安徽商人逐步取代了山西商人成为盐商中的佼佼者，他们“虽为贾者”却“咸近士风”，（戴震《戴节妇家传》）具有“贾而好儒”的特色。远从明末之际，安徽商人便意识到：“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汪道昆《太函集》）“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42)
盐商的“贾而好儒”具体表现为按照文人士大夫的面貌来塑造自身形象，不满足于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还追求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收藏大量的图书、文物、书法、名画，同时从事鉴定与鉴赏，不但醉心于艺术鉴赏，而且能亲身投入书画创作。
盐商江春家就有不少擅长于此方面的专家，江士相善“鉴别书画古器”，江恂“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江春的内侄“古帖搜摩极富”。家族收藏风气的相互影响，不仅使金石收藏蔚然成风，而且也使许多盐商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董珏“所藏古今人诗文集殆备，能精别古画铜磁玉器金石钱刀。”(43)某些盐商本身就精于绘画，《扬州画苑录》记录“（黄至筠）素工绘事，有石刻山水花卉折扇面数十个，深得王（翚）、恽（寿平）旨趣。”(44)由于盐商在艺术上的修养和亦儒亦商的特色，他们礼贤下士，爱重人才，以各种形式资助文人与艺术家。尽管“贾而好儒”的初衷是以“以儒饰贾”，但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却培养了不少既懂得礼法又长于欣赏的儒商，这种商人与文人的混合体是扬州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了书画市场的兴起。
大体来说，商人与书画家呈现一种“互用”的关系：商人借助书画家、文士的名气提高自己的声望，文人书画家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谋求生存。他们除了提供一般玩赏性艺术作品或教授商人子弟外，还为盐商私家园林以及在园中的文化活动作图记盛。如叶震初为马氏兄弟主持的雅集创作的《行庵文宴图》，袁江为贺君召绘制的《东园图》。此外还为各盐商的园林书写匾额，甚至在造园中发挥作用。石涛就利用自己对山水的体验为余氏万石园叠石。《扬州画舫录》称“扬州以名园盛，名园以叠石盛。石涛兼工叠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余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45)除此之外，相传片石山房也是出自石涛之手。据《履园丛话》记载：“扬州新城花园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厅之后，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传为石涛大和尚手笔。”(46)
更令人称奇的是盐商与画家的关系，也有别于以往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这与先秦时的“士”与“势”之间的关系惊人的相似。盐商亦“礼贤下士”，以画家为“师”为“友”，而某些寓居盐商所的画家，对盐商的态度，也有类似于“士”的地方。马氏兄弟主动关心文人画家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钱塘范镇年长未婚，马氏兄弟为他们择配以完家室；厉鹗60岁无子，为其割宅蓄婢；全祖望染上恶疾，为其悬千金请医生治病。周海门对凡有一技之长的人士都加以接待。他家中食客竟达千人。为此专门在倚山建客宅百间。不少盐商集文化保护者、投资者、消费者为一身，不仅大量购买绘画作品，还为艺术家提供庇护。可以说这是在新的环境下历史的新的变体。
在讨论了扬州为画家提供的书画商业市场后，让我们来具体考察石涛在扬州寓居时书画的商业走向。郑为在《论石涛生活行经、思想递变及艺术成就》一文中摘引了几封重要的信札，可以为我们研究石涛晚年在扬州的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弟昨来见先生，因有话说。见客众不能进言，故退也。先生向知弟画原不与众列，不当写屏。只因家口众，老病渐渐日深一日矣！世之宣纸、罗纹搜尽，鉴赏家不能多得，清湘书画因而写绫写绢，写绢之后写屏。得屏一架，画有十二，首尾无用，中间有十幅好画，拆开成幅，故画之，不可做屏画之也。弟知诸公物力，皆非从前顺手，以二十四金为一架。或要通景者，此是架上棚上，伸手仰面以倚，高高下下，通常或走或立，此等作画，故要五十两一架。老年精力不如，舞笔难转动，即使成架也无用。此中或损去一幅，此十一幅皆无用矣，不如只写十二者是。向来吴、许、方、黄、程诸公，数年皆是此等，即依。闻兄手中写有五架，皆是如此。今年正月写一架，亦是如此。昨先生所命之屏，黄府上人云，是令东床所画。昨见二世兄云，是先生送亲眷者。不然先生非他人，乃我知心之友，为我生我之友即无一纹也画。世上闻风影而入者，十有八九，弟所安生立命者，在一管笔。故弟不得不向知己全道破也。或令亲不出钱，或分开与众画转妙。绢矾来将有一半，因先早走请教行止如何？此中俗语俗言，容当请罪，不宣。所赐金尚未敢动。岱翁老长兄先生。朽弟极顿首。(47)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问题。首先，石涛卖画出于很多复杂原因，但主要是为生计所迫。诚如他所言“只因家口众，老病渐渐日深一日矣！”生活的困顿和老来多病，带给石涛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老来贫病的画家而言，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卖画了。因而他说：“弟所安生立命者，在一管笔。”
其次，虽然石涛的画有一定的价格，但这个价格是隐性的。我们可从信中许多地方看出：“弟昨来见先生，因有话说。见客众不能进言。”本来要说的话因为客人多而不能言，那么这些话是什么呢？“（屏画）以二十四金为一架。或要通景者……要五十两一架……此中俗语俗言，容当请罪，不宣。”画屏的价格竟不愿与外人道，可见石涛不愿为人所知。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石涛与这个屡屡提及的“岱瞻先生”的关系。石涛虽与此人称兄道弟，时而又引以为“知己”，但从他信中诚惶诚恐的语气看，绝不像信中所言那般亲密。他为什么先说明自己的润金价格，然后得知先前所买画的为岱瞻先生的亲属后又说“或令亲不出钱”，然后又提到“弟所安生立命者，在一管笔。”，如此曲折反复，无非还是想要画钱，可见石涛对此人是很怕得罪的。
石涛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向日先生过我，我又他出。人来取画，我又不能作字，因有事客在座故也。岁内一向畏寒，不大下楼。开正与友人来奉访，恭贺新禧是荷。外有宣纸一幅，今挥就山水，命门人化九送上，一者问路，二者向后好往来得便。岱瞻先生知己。济顿首。”从这封信的语气看，两人的关系还不是很熟，写信的时间应早于前一封。而石涛写信的目的则是为了“问路”和“继续往来”，这个“往来”显然不是普通交往那么简单，很可能是为了打通将来的卖画之路。
文人是清高的，但是他们生活窘迫时，不得不间或出售自己的字画，借以糊口。起初，他们并不直接出售自己的作品，而是以一种被雇佣的身份出现，称为佣书。早在《后汉书·般超传》中，便已提到这种身份。佣书到唐代也有，王绍宗少时居扬州，就过了30年佣书生涯。鬻书比佣书更进了一层，它可以说直接以作品为商品而换取银两。但鬻书常以两种形式出售，有隐形和公开的。隐形的属于第二种职业，但书画家向社会提供作品是讲报酬的。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涛属于隐性鬻书的卖画方式。他的画虽有定价，但不是直接向市场出售，而是通过这位“岱瞻先生”经手买卖，那么“岱瞻先生”的真实身份应当是一位从事书画买卖多年的中间人。另外从“向来吴、许、方、黄、程诸公，数年皆是此等”可以看出他不止为石涛一人“问路”，手中的画家很多，可见他的书画买卖经营是已有一定规模。他本人亦懂得鉴赏字画，不然石涛也不会将他称为“知己”。而且他的势力很大，即使像石涛这样知名的画家也不例外，要想在书画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得不讨好他。这几封信写得婉转卑微，跟石涛写给八大山人的书信一经对照，便可发觉画家与同道朋友和商人“知己”的区别，其间自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凄苦。
综上所述，石涛晚年定居扬州并以鬻卖字画为生绝非偶然。从环境背景来看，扬州经济特别是盐业的繁荣发展和市民对书画的大量需求为画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从盐商与画家的关系来看，不少盐商雅好文艺，精于收藏古董，他们与画家亦师亦友，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画家不至于为生计所迫而疲于奔命，可以安定下来创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石涛骨子里不灭的士气，他既不能“好从宝绘论知遇”，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抱负，便追随着明清之际盛行的“士商融合”的风气而“独善其身”，所以他对自己卖画的行为慨然说：“我不会谈禅，亦不敢妄求布施，惟闲写青山买耳！”(48)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2)周法高：《金文诂林》，第一册卷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07页。
(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0页。
(5)［汉］郑玄：《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73页。
(6)郭家齐：《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8页。
(7)［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1页。
(8)［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页。
(10)庄子：《庄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2页。
(11)《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3页。
(1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
(13)道的人间性，是指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存在的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14)［明］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2页。(www.xing528.com)
(15)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6)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7)［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页。
(18)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9)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页。
(20)［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21)［清］陈旉：《农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22)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2页。
(23)［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24)［清］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0页。
(2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26)［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全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
(27)［明］何心隐：《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
(28)［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页。
(29)［明］汪道昆：《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146页。
(30)据寺田隆信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见，明清时代已出现大批“商业书”，有《一统路程图记》八卷、《商程一览》二卷、《士商要览》三卷、《示我周刊》全三卷附续集、《三台万用正宗》、《商贾便览》等。
(31)《五灯全书》卷九十四记录道：“金陵一枝石涛济禅师，示众：举世尊初生云门一棒话毕。”转引自韩林德：《石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32)关于石涛晚年出佛入道的情况，朱良志在《石涛研究》中作了大量工作，以详尽的史料确证了这一事实。
(33)周时奋：《石涛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34)周时奋：《石涛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5)石涛为博尔都所画作品，现传世的有《众爵齐鸣图卷》《摹宋内宫监造蓬莱仙境图卷》《仿宋刻丝德辉丹集图卷》《宋人百花图长卷》《摹仇英百美图》《石竹图（王原祁补坡石）》《明皇出游图》。
(36)孙世昌：《石涛艺术世界》，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37)郑拙庐：《石涛研究》，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
(38)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39)朱良志：《石涛晚年出佛入道问题研究》，引自《美术观察》2005年第5期，第86页。
(40)孙世昌：《石涛艺术世界》，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1)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页。
(42)薛永年，薛锋：《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43)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44)同②，第209页。
(45)［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6)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47)《文物》，1962年第12期，第47页。
(48)［清］张潮：《幽梦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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