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

一、石涛思想中的儒、释、道交融

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士人，反映在石涛身上的儒、释、道思想交融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这与他特殊的身世和人生背景是分不开的。

1645年，石涛之父朱亨嘉兵败被囚，石涛“为宫中仆臣负出，”由广西桂林逃难至全州，被迫出家为僧。当时年仅四岁。之后石涛与师兄喝涛漫游浙江，到达松江后，见到了当时著名的高僧旅庵本月，并拜他为师，成为临济宗第36代弟子。

1666年后，石涛云游至安徽宣城，游历了黄山美景，同时与当地的文人雅士相处融洽，意气相投。其中的施闰章、梅庚、江注和吴晴岩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文人。石涛离开宣城后，来到南京长干寺，并开堂说法。《五灯全书》记录了石涛说法的过程。⁽³¹⁾

此外，石涛还与多位文人名士唱和交往，并于第二年参加了由孔尚任发起的“秘园雅集”。从“绣佛从来属雅人，蒲团端和酬知己。”（《生平行》）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虽然还是出家人的身份，但更愿意作一位“谈笑有鸿儒”的文人画家。

到了晚年定居扬州后，从博尔都的诗“之子今黄冠，而我旧同调。”（《霁后怀清湘道士》）和石涛本人自己的诗歌“白石新煮润如玉，丹火出林红似霞。”（《清湘老人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石涛终于脱下僧衣，改着黄冠，成为“有冠有发之人”了。石涛的老友在《大涤子传》中也说“（石涛）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耻与之俦，遂自托于不佛不老间。”⁽³²⁾

“不佛不老”，对于思想和行为都颇为复杂的石涛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由于石涛先入佛门而后学道，生平交往的又多为文人雅士，因而在他身上儒、道、佛交融的特征表现得格外突出。难怪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www.xing528.com)

石涛“一画论”的来源，俞剑华、郑拙庐、温肇桐等学者都认为是受其师旅庵本月“一字不加画”的启发。由于石涛的大半生是在禅门中度过的，因此不少学者都试图从佛学的影响上来解释石涛的诸多概念。比如罗勇来、束景南、朱良志就认为“一画”中包含了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成分。又由于石涛“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等说法与老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有无的辩证关系颇为相似，因此韩林德、厄尔·杰罗姆·科尔曼、周怡等学者都从道家哲学的角度来解释“一画”。杨成寅则认为石涛的“一画论”主要吸收了老子《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和儒家对《周易》太极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

事实上，不论石涛是身着道袍还是僧服，都不过是身份上的一个标识罢了。与其说石涛是一位画僧或画道，不如说他是一位胸怀天下，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士人。在他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不仅如此，宋明以后士人精神的新的倾向在他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石涛的画论中，固然吸收了佛教和老庄的概念和部分思想，但他却没有把它们生硬地照搬进自己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加工整理，成为自己的“一画之法”。在这一点上，石涛真正做到了“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石涛所用的许多概念，借用了许多儒、道、佛的术语。比如石涛最常用的“一”，佛家有“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永嘉证道歌》）的说法；宋明理学中也提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邵雍《观物外篇》）；而《老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

在石涛的《画语录》中，他结合了诸家对“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辨证认识，将“一”与绘画规律结合起来，变成具有独立性的“一画”，这个“一画”，既具有上述三家“受之于远，得之最近；识之于近，役之于远”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具有“画者，从于心者也”的独特作用，它并非三家思想的堆积，而是三家思想的变通，所以石涛自豪地说：“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苦瓜和尚画语录·变化章第三》）

此外，石涛既说“一画之法”，也说“一画之理”，这个“法”和“理”的概念，佛家和儒家都曾使用过。佛学中的“法”具有多层含义，有作为性的“法”，也有作为相的“法”。万物都可以叫做“法”，人的思维明相活动也可以叫“法”。而新儒学更是将“理”提升到本体的高度。程颢、程颐将“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朱熹进一步发展了“理”的观念，认为它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在石涛的画论中，“一画之法”也是绘画的根本大法，而“一画之法”除了作为绘画的最高法则外，又借用了道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关系，它“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这也将三家的思想巧妙的融合起来。

总的来说，无论从思想还是行为上，在石涛身上都呈现出儒、道、佛融合的特征，这不仅因为他独特的身份和学识背景，也是宋明以后士人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