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画合一：士人精神在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呈现

一、“三教合一”——儒、道、佛之间的吸收与融合

关于三教合一的问题，鲁迅先生曾有过精辟的概述。他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操持’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着谈资，并且常常作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作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兰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鸷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拜忏。”（《鲁迅全集》）由上可知，早在南北朝时，儒、释、道之间便已有相互融合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趋势到明清后更加明显而已。

事实上，自两汉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之始，三教之间既相互争雄，又相互吸收。宋代理学的产生就与三教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儒学学者明确意识到理学与佛教的关系。当王阳明的门人问儒学所谓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佛教之静有何区别时，他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辨矣。”（《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王畿以心性之学为标准来划分正统与异端，而不囿于三教门户，认为“学佛老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为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则亦儒之异端而已。”（《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七《三教堂集》）他甚至认为“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与禅学并无本质区别。

到了明代后期，这种融合更趋明显。徐渭就说：“大约佛之精，有学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粗，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学佛者反全之者。”⁽¹⁴⁾“卓吾李老（李贽）合和儒释。”（李中黄《逸楼四论·论禅》）焦竑更直接地指出：“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澹园集》卷十二《答耿师》）同时期的管志道、林兆恩、何心隐等学者，大多以儒家立场推崇三教合流的学说，受到了佛教人士的呼应，莲池大师所作的《儒释和会》（《竹窗随笔》）、《儒佛交非》、《儒佛配合》（《竹窗二笔》），其表述虽不像焦竑那样直接，但认为“禅宗与儒典和会”是“聪明人”所为。德清则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学要》）德清、智旭还对《四书》《易》《老》《庄》加以注释，直接继承了宋代智圆、契嵩等高僧的融通精神。

明清之际道教发展的总趋势逐渐走向衰弱，活动转向民间，世俗化特征明显。道教两大派系中的正一派，从贵盛的顶峰滑入低谷，一蹶不振；一度沉寂的全真派却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增大。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得道者和民间炼丹道者，纷纷著书立说，对内丹学理论进行阐述，内丹学成为这一时期道教理论的主流。在这一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明清之际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也成为主流中的主流，它反映在各派主要人物思想学说的内丹学著作中。

道教东派的创始人陆西星特别反对那种“佛教了性，道教了命”的观点，他认为：“无极，在人则至静无感，寂然不动者当之。而佛氏所谓真空，儒者所谓未发，亦不外是。”（《玄肤论》）他表达的“修性”，不仅是道教丹法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儒、释二家的主张。故他说：“三教圣人同一宗旨，但作用不同耳，故有三者之别耳。”（《悟真篇注》）在对《南华真经》和《道德经》进行注解时，陆西星无不以会同儒、释、道为旨要。例如，他在解释《道德经》第二章时，就认为老子所说的“不居”，即儒之毋固、毋我之意；佛教的度人不见所度之人，布施而不受所施之福，均与老子的“不居”同旨。在三教的关系问题上，他的主张是消除纷争，同证一道。将仙佛功夫合而为一，是伍守阳丹道理论的特色。他说：“大修者，学仙佛正道，谈仙佛正理，持仙佛正戒，行仙佛正行。”⁽¹⁵⁾其弟子柳华阳更是将佛教的漏尽、菩提、慧命、舍利、禅、牟尼、法轮、涅槃等含义，都与道教的丹道理论和儒家学说加以引证。

龙门派代表着全真教复兴的主流，由于一大批有文化的儒士投入全真门下，他们不仅纷纷撰书阐发全真修道理论，而且将其祖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如王常月以持戒为本、定、慧的修道思想，其基本构架是以佛教哲理为基础，其戒律的基本内容则是以世俗伦理观为核心，并将其与道教、佛教的宗教伦理思想加以融合，假神的权威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起到了强大的社会功用。刘一明则在阐释“道”这个概念时，把儒、释、道三教纳入它的体系，认为：“道者……在儒则名曰太极，在道则名曰金丹，在释则名曰圆觉。本无名字，强名曰道。”（《修真辩难》）闵一得更是鲜明地指出“性命之外无道，性命之外无教，三教同出一也。儒尽性以立命，释见性而度命，道成性以复命。”（《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原序》）其弟子薛阳桂继承了他的思想，在《梅华问答》开篇即提出“古今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教有三教，行之则一。所谓道者，一也。”⁽¹⁶⁾

除了各教派的代表人物外，不少民间论丹道的理论家也通过不同的论证手法，表达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如赵长玄所说的：“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脉望》）“三氏一圣，三圣一人，三圣一道也。”（《读脉望跋》）(www.xing528.com)

从以上明清道家讨论的三教关系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家表现多样，有的是从戒律方面来论述，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内容，将世俗道德与道教、佛教的宗教伦理道德相融合；有的从性理学方面，将三家关于性理的理论融为一体，以阐发“三教合一”；有的将三家修养工夫，尤其是以道教和佛教的修炼功夫相互印证，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三教合一”的趋势。从总体上看，明清之际道教的这种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全面，已经深入到道教的各个方面，而成为道教徒言行、理论著述的指导思想。

明清以来三教合一的明显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统治者对三教的态度分不开的。开国之初，明太祖针对“贤士多隐岩穴”的情况，广招天下人才，在利用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工具的同时，对佛教、道教也采取笼络态度。首先是儒家思想成为明王朝钦定的学说。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对大臣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¹⁷⁾为了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明王朝还确立了八股取试的考试制度。

此外，统治者还利用道教为其服务。洪武元年，龙虎山的正一派道士张正常来朝，朱元璋封他为“真人”，正二品，世袭。成化中，道士被封为“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等道官的，多达123人，表明道教受到皇家的重视。

佛教也受到同样的礼遇。洪武元年，立善世院；15年，在中央，设僧录司，置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在各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在各洲，设僧正司、置僧正一人。在各县，设僧会司，置僧会一人。虽然朝廷明文规定限制僧人出家的年龄和数量，但僧侣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不仅如此，从法令中所说的：“在京、在外僧道衙门，务要恪守戒律，专一简束僧道，阐扬教法。如有不守戒律及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从侧面也可看出僧道衙门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清王朝建立政权之后，取法于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提倡尊孔、读经，并且也开科取士。入关伊始，便“以孔子65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间，“更定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宣先师孔子’。”（《东华录》卷八，顺治十四年条）康熙朝，“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志一》）而且，“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著》，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哨亭杂录》卷一《崇理学》）康熙还曾亲至曲阜，“诣先师庙”，“瞻先圣像”，“行九叩礼”，书“万世师表”额。（《东华录》卷二五，雍正元年条）乾隆朝，高宗“特命辑《四库全书》……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志一》）从康熙朝的“彬彬向风”，到乾隆年间的“学术斯昌”，表明在清世之初，儒家学说已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同时，皇朝统治者还提倡道家与佛教思想。顺治曾于十三年亲自批注《御注道德经》两卷。顺治八年（1651年），“授张应京正一嗣教大真人，掌道教。”雍正九年（1731年），“嘉法官娄近垣忠诚，授四品提点，寻封妙正真人。”乾隆元年（1736年），“授正一真人光禄大夫，秒正通议大夫。”（《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志二》）而且，与佛教一样，从地方到中央，政府也分别设立了各级道教衙门，掌管道教事宜。由于顺治、康熙、乾隆三位帝王的“好佛”风尚和对高僧的特殊礼遇，使这一时期的佛教稳定发展。特别是乾隆年间度牒制度的废除，使僧尼出家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从相互竞争走向融合。特别是在儒教成为统治思想后，佛道试图通过提倡三教同源以维持生存。这样的演变，由宋而明，日盛一日。其中儒释的融合更具深远意义。早在宋代，新儒家面对唐、五代后佛教兴盛，许多士大夫都纷纷谈禅的现象，一方面从禅宗中继承了出世的精神，将着眼点从人道转移到更广阔的天道；另一方面则针对佛家缺乏的伦理意识，为社会提供了内圣之教，注重道德人格的培养。使儒学焕发出新的生机。而佛教亦从儒学中汲取了入世精神。因而儒释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宋明以来士人精神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