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特征

二、士人精神的特征

“士人精神”有哪些特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孔子是怎样为“士”定义的。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又问：“敢问其次？”孔子答道：“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并进一步补充道：“言必信，行必果。”当子路问孔子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认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¹¹⁾

孔子对“士”的评价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通过担任官职来实现。其次，以知识和道德修养为己任，强调内在的修身。孔子对“士”的定义基本上可以概括“士人精神”的大体风貌。其后先秦诸子虽然从不同侧面对“士”的特征作了补充和修正，但总的来说并未逾越出孔子概括的范围。如曾子就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孟子的论述与孔子大致相同：“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从以上对“士”的讨论不难看出与“士”密切相连的，还有“道”这个概念。事实上，“士”与道，经常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士”以“道”作为理想与事君的准则。要实现“道”的理想，进入仕途是“士”的主要途径。当“道”无法借助“仕”来实现时，“士”通过内在知识道德的修养来保持对“道”的忠诚。这就是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¹²⁾

具体来讲，士人与"道"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主要构成条件不在于其归属的特定阶级，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第二，由于“道”源于古代礼乐传统和“道”的人间性。⁽¹³⁾使“士人”从一开始便关注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第三，“士”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尊于“势”，由此根据“道”的标准来参与批评政治、社会事务成为“士”的分内之事。理想的君臣关系是“以士为师”。第四，“士”彰显“道”的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社会“无道”的强烈的批判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士”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士”只有通过个人的自尊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因此“士”自始即注重个人修养的锤炼。孟子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就指出了士人维护“道”的另一种途径——修身。

闻达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建功立业，而是宣扬“道”的理想精神，将它变为现实。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士”与“道”的人间性。但在现实中，理想未必会得偿所愿。“士”为了坚守信仰，便只能选择修身，以道德人格的养成来影响政治和世道人心。进退之间，“士”为其人生选择了“穷不失义”的底线。

可以说，“修身”是儒、道、墨各家都共同强调的观念。《论语·宪问》提到：“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墨子·贵义》也说：“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老子》第五十四章亦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孟子为“士人”规定的修身固然是一种自完自足的精神冶炼行为，但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其终极目的在于借此完成与他人的沟通，由此产生客观业绩和社会效果,即“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士人”修身是为了平天下，正己是为了正物。因此，“士人”的“修身”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求之于心的过程，而是兼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精神。“士”通过修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由此看出。(www.xing528.com)

对“道”的追求不仅要求“士”时时以“道”自勉，维护传统的“道”的体系——道统，还包括在传统不符合“道”的核心规律、面临新问题时，对传统的批判和修正。这是“道”得以时时自新并且符合现有社会潮流的重要因素。也体现了“士”的独立性和创新性。

“士”对“道”的维护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一，“辩然否”，以“道”为价值依据对无道的社会加以批判。第二，通过制度化将批判变成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建立起具有批判功能的社会体系。毕竟，单纯依靠“士”的自我修养的提高来维护“道”的凭借还太薄弱，要长久的保持“道统”，还需要依靠社会体制的保障。

“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以不同的身份来构成批判人的角色，这是“士”的另一大特色。因此，表面看来构成“士人”价值取向两端的“穷”与“达”，在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对待问题上却不期而遇了。两者从不同的方向体现出同一种价值取向，即责无旁贷地担当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总的来说，无论是“兼善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士人的生存目的无非是站在个体的立场上关怀社会和群体，以个体服从于社会和群体普遍价值的“道”，为终极人生选择和价值归宿。

与中国士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产物。此前作为前导的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只是在精神和思想的渊源上与之保持着联系。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怀基点是从解释世界变为改造世界，使其理想依托从天国返回到人间。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以学有专长的特权和独立自主的力量，行使自己的理性批判精神。就士阶层的社会特性而言，似乎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十分接近，但其建构“社会良知”的文化品格则大相径庭。

由于西方学者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来不占重要地位，对士人来说，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始终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尽管他们在注重知识修养和社会批判方面类似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无本体和现象这两个世界的截然划分，因而不需要通过世俗化的运动来摆脱另一个异己的价值系统，但也因此而时时受到“出世”与“入世”矛盾的痛苦煎熬。另一方面，其所维护的道统思想无法建立起客观化、形式化的社会形态，而只能依赖于怀有“道统”的个体而存在，因此修身几乎成为每一个士人的必备素质。

总的来说，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士人精神既具备与他们相似的特征，又具有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在士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对“道”的理想追求和由此引发的对修身的重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西方现象与本体世界的截然划分，因而中国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俗世化”过程。而士人精神的传统由此也延绵不绝了两千年之久。当然士人精神的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断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本文将在下一节探讨宋明以后士人精神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