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士人精神及其兴起的社会条件

一、士阶层的形成

“士”的概念出现很早，最初的“士”指一种用来占卜的工具。高鸿缙就说：“士即筮之初文。周初始造，像筮筹纵横之形，故托以寄筮占之意。”⁽²⁾这说明早期的“士”为“筮”，而当时士人的主要职业为掌管祀礼的巫师。

西周时“士”已有自己的固定职业，但职业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军人。“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³⁾古代对男子的射御技巧要求相当高，但由于西周的教育多为贵族所垄断，故平民根本没有接受正规军事教育的机会，能射之男子多为贵族。而高级贵族主要从事战争的指挥工作，不必亲自参加战争，这样，从事军事战争的任务就落在低级贵族——“士”的身上了。受夏商教育重武轻文的影响，“士”在“庠、序、学、校”中接受军事训练，拥有军事素养和作战知识，随时可以投入战争。另有一类武士长期以武力为职业。《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提到的“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卒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⁴⁾指的就是这种武士。

第二，职事官。“士”学六艺，不仅习武，而且知文。除充任军人外，有相当一部分担任天子、诸侯的基层官员。其职责范围很广，如整理文书、典册、主持诉讼、礼乐和王室日常生活等。此外，周王和诸侯国的乡官邑史也主要由“士”来承担。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士”担当的职务有族师、比长、载师、司谏、里宰、旅师、土训、司稼等众多职务。⁽⁵⁾此外，退休的“士”还充当教师的责任。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中记载的：“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夫师，士为少师。”⁽⁶⁾

第三，庶民统领。按照宗法分封原则，卿大夫的支庶为“士”，卿大夫一般多任命他们担任采邑内各种官职。“士”有时也充当大夫的家臣。如《礼记·曲礼上》记载的：“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⁷⁾“士”与大夫的关系就与君臣的关系非常相似。《公羊传》隐公元年：“宰，士也。”《仪礼》郑玄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家相邑宰为公士，大夫之贵臣也。”⁽⁸⁾邑宰的主要职责，是为卿大夫守邑，负责督促生产，征收赋税。故《礼记·曲礼上》说：“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⁹⁾

在这种情况下，“士”的地位受到重重限制。这种限定性可以从三方面来说：以社会身份而言，“士”限定在低级贵族之内；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之学的范围内。在这三重限制之下，“士”自然不容易发展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使他们可以全面而系统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春秋以前的“士”还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www.xing528.com)

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变动极为剧烈的时代。政治、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很多不同，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郡县制的推行。政府直辖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的社会，渐变而为官僚统治的政府。宗法封建时代，军权未能超出宗族集团之上，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郡县制的国家，君权渐脱于宗法关系的束缚，而游士渐渐得势。第二，井田制的废弃。分封贵族的耕地取消后，直属国家的土地随之扩大，加之税收方法的改变，井田制随之取消。第三，农民军队的兴起。春秋时代军队与宗族有紧密联系。兵器制造，战马养育，都是贵族保持地位的重要方式，平民无力参与。战国时代贵族奢侈安逸，国间战争扩大时，农民军队成为主力，车战渐为步战取代，军队也以步兵为主。而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去往昔地位，加上军功得官制度，加速了宗法贵族的衰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改变。第四，工商业大都市的发展。春秋时，工商业都为贵族垄断，民间不能自由经营。贵族衰微后，自由经商渐渐兴起。旧贵族没落，商贾军人代之而兴。第五，文化上，私学兴起，打破了学术为贵族独有的特权。“道术将为天下裂。”⁽¹⁰⁾王官失学，昔日天子之学散在四方，“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以上政治、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变化,促成了“士”阶层崛起的重要条件：

在政治上，郡县制的推行和农民军队的兴起打破了世袭贵族对军事和政治的垄断，宗法封建的小国家转变为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这种军阀割据的非集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的自由观念和“士无定主”的状态。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沦为平民，平民子弟却可以通过学习和军功晋升为新兴贵族。这是“士”阶层兴起的社会条件。

从国家需要来看，军民渐趋分治加速了社会分工的进行，原本统一的武力和谋略在战国一分为二而成为两种职业。君主王侯需要大量有知识有谋略的“士”为自己出谋划策，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游士”的兴起。

在文化上，私学的兴起打破了贵族对文化艺术的垄断，王官之学流入寻常百姓家。这种巨大的变动造成了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的激变，许多曾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如军事战争、文化教育、官爵授予，在战国时期也能为庶民所染指，这也直接影响到“士”的容量扩大和内部成员的流动，促成了“士阶层”的兴起。

“士”不再囿于过去低级贵族的特定社会阶层，也不再有固定的官职级别，过去“三月无君，则吊”的士人，现在变为“士无定主”。这样，既怀有济世救国的理想，又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士人具有了身份和精神双重的独立性，他们游离与阶级之外，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