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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与经济增长

时间:2024-03-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笔者试着从理论上分析一些对经济增长可能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时期,国家经济的主导因素就是劳动者人数和土地数量。所有这一切,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

教育经济学与经济增长

第三节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其实,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极多,而且许多因素都是掺杂在一起的,我们很难把它们单独剥离出来,或者说,很难具体分析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影响。下面笔者试着从理论上分析一些对经济增长可能有较大影响的因素。

一、劳动力和土地数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劳动力和土地数量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尤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土地和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时期,国家经济的主导因素就是劳动者人数和土地数量。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以及技术越落后,劳动力和可耕土地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越大。除数量而外,劳动力的构成对经济发展可能也有较大影响。因为一般而言,老人和小孩不能或较少参加生产性劳动,因此,老人和小孩比例较高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其困难肯定较大,尤其老龄化国家更为如此。

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法国维希举行的一次题为“老龄化问题对科学和政策的挑战”的世界性大会上,老龄化问题被置于非常显著的地位。一般认为,当年龄在65岁(含65岁)以上的人口数,达到国家总人口的7%(含7%)以上时,这个国家就被列入老龄化国家之列。到1970年左右,世界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成了这样的老龄化国家,这些国家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经济增长都十分缓慢。到90年代中期,65岁以上的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3%的真正的老龄化社会,都出现在西北欧。8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有15.6%,奥地利、瑞典、联邦德国和法国达到13.4%或更高,英格兰和威尔士达到13.3%,苏格兰达到12.3%,北爱尔兰达到10.8%,美国为9.9%。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小孩比例高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比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大。因为有这样一条经济原则:抚养率——不能挣钱生活的人依靠能挣钱养家的人的程度——在我们这样的更为老龄化的社会里,比在发展中世界的较年轻社会里要有利一些,因为大量的尚需抚养的孩子与一定数量的不能工作的老年人相比,前者更是个负担。

此外,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常常会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那些至今对妇女仍有严重歧视的国家(如印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这些限制更为明显,如此,达到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中,能直接参加社会工作经济建设的劳动力人数,就要大打折扣,这对经济增长显然具有相当大的不良影响。妇女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时会起着很大的作用,如英国学者阿特金森就认为,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就是解放了妇女劳动者,使大批妇女出来参加工作。如果没有大量妇女劳动力的参与,二战期间,参战国的经济状况将更为糟糕。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劳动力人数越多越好。在经济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过大,却有可能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一台机器只要2人操作即可正常生产,但是如果安排了10人,这台机器所生产的数量不一定会有所增加,而人数过多,所消耗掉的消费资料却要多得多,这无疑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这其中就涉及劳动生产率问题。再说,在技术和资源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持续增加,的确会导致劳动报酬的递减,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劳动力质量

在现今的经济社会中,尤其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水平。显然,提高劳动力质量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教育活动,因此,“教育经济学”在涉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时,其实质就是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素质,而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财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教育对劳动者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教育能增长人们的知识、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使人们更能适应周围环境;教育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视角,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教育对人们的信仰也可能产生极大影响,教育可以消除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树立科学的信仰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

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授基本知识、处世态度、价值观念和技术,赋予人们把握人生机遇的能力;二是指导人们进行合理规划,充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三是教育本身在发展之中,通过培训熟练工人,推动知识进步,让每一个人加入到文化变迁的过程,从而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建设性角色,支持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5]

三、资本和自然资源

资本的质量和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这是广为所知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尽力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其目的就是通过资本投入,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结构,以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样地,一国或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占有量,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对其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笔者以为,在分析资本或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用人均占有资本或人均占有资源的数量指标,可能更为准确些。比如,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国土面积,略优于澳大利亚,但因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就远远低于澳大利亚。而人均占有资源低,就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潜力较差或发展后劲不足,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诸多限制,因为自然资源往往是有限的,人口众多就要耗费更多的资源,这样就会加速资源危机。而资源短缺,势必极大地制约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政府制定资源开发政策等。此外,人均占有资源高低也会影响国家的投资机会,如海湾国家在发现石油之前普遍十分贫穷,无边无际的沙漠吸引不了外商的眼光。但在发现其地下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之后,其投资机会大为增加,外资也滚滚而来,这无疑对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四、制度和政策

这里所讲的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开明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国内外学者中恐怕已无异议。但是,一直以来,却有许多人认为,越接近人类本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

把满足私欲或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类最大的本性是不正确的,人类的最大本性应该是善良和爱心。所谓爱心,小而言之,是爱自己、爱家庭,大而言之,却是爱国家、爱民族、爱集体。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感情上,而不是枯燥的政治说教。(www.xing528.com)

我以为,自私自利,往往意味着伤害别人。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6]

这种满足私欲至上的社会,必然充满了邪恶,如果没有相当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这种邪恶力量必然迅速膨胀,这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乃至经济的增长,都将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或许,这种过分崇尚私利的社会,由于法律的健全,对其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所助益,但却可能会祸及别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掠夺、欺压别国人民,如实行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等,别国的贫困与灾难(如战争),可能因之而起,但是有时,也有可能使战争等灾难的导火线引到本国,使自己和别人两败俱伤,经济也可能受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在现今世界上是屡见不鲜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以及如今的美国等,就是明证。

另外,管理制度、法律制度、政府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等,对经济增长也会有很大影响,如管理制度的改善,可能极大地提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五、新知识和新技术

新的知识、发明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如蒸汽机内燃机火车、飞机和计算机等的发明与应用,核能的发现、开发与应用等,使世界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在当今世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源泉。但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与高层次人才有关,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只能通过教育来完成,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这也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除上述主要因素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还有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气候条件、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与观念等。如英国学者阿特金森就指出:“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勤劳的人民、杰出的文化、创造的智慧(如火药的发明等),然而,经历了许多世纪以后,这个国家仍然很贫穷。无疑,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其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学者对于知识的技术意义不感兴趣和社会中那些善于赚钱的人却地位低下”[7]。这可能就与传统观念有关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是“重农轻商”,有了钱就购买土地或宁愿把钱窖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投资,如李鸿章一家共有白银四千多万两,就是窖存起来,而不是用来搞经济投资[8]。因此,传统观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时也会十分巨大,这一因素也应该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89年版,第864页。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89年版,第868页。

[3]同上。

[4]同上。

[5]〔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7页。

[7]〔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8]林荣日,“论人文精神特征及其对高教管理的若干启示”,《高教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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