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知，教育收益率可用式（7.3.4）计算而得，而教育内部回收率可用式（7.3.3）算出。前面我们已经澄清了用式（7.3.3）计算出来的r值只不过是内部回收贴现率（简称内部回收率），而完全不是什么“教育收益率”，更不是什么“运用精确法计算的教育收益率”。那么，用式（7.3.3）计算出来的教育内部回收率，有何作用呢？
严格说来，教育内部回收率，只能用作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各层次教育投资优劣的参评指标，其值越高，其投资行为可能越为可行或越有利可图，此其一。其二，这一教育内部回收率可与其他物质投资的内部回收率进行对比，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投资行为的内部回收率高低，可间接反映投资的效果好坏，即，在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投资期、政策、通货膨胀率等相同），内部回收率高的投资项目，可能较为有利；反之，则反是。但是，不同投资类型，其外部条件是不大可能完全相同的，因此，教育内部回收率与其他物质投资的内部回收率，其实，是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的。其三，各国之间的教育政策、制度、历史、学制、观念、水平以及办学条件等等，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各国之间的教育内部回收率是完全不能简单地加以比较的，即使教育年份、学制、层次等相同，也不能加以简单类比。因此，我们只从教育内部回收率的数据，并不能武断地说，哪一个国家的内部回收率高，其教育效果就好，而内部回收率低，其教育效果就差，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因为国内不少学者有这种错误倾向，这也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如有些学者把它分成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等，然后分析一通“教育收益率”（实为教育内部回收率）孰高、孰低，效果孰好、孰坏等，既搞错了教育收益率的概念，又牵强附会地胡乱加以比较，这是极不应该的。
表7－3为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教育内部回收贴现率表。从表中可见，我国台湾省在1972年的私人教育内部回收率：小学为50.0％，中学为12.7％，大学为15.8％；社会教育内部回收率：小学为27.0％，中学为12.3％，大学为17.7％。从上述“内部回收率法”的理论可知，在我国台湾省，不管从私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投资于小学教育，可能都是最为合算的，而大学次之，中学较差。如果我们所选取的贴现率为12％以下（如果在没有可比的贴现率时，可用相同期间内银行的平均利息率作为参比指标），那么从私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说，在1972年，我国台湾省投资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等三级教育，均是合算的（从经济意义上讲）；如果所选取的贴现率达到18％（如假设我国台湾省在相同的比较期间内，通胀率极高），则从经济意义上讲，只有投资于小学教育才是合算的，而投资于中学和大学却不合算。
表7－3 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教育内部回收率
续 表
续 表
资料来源：赖德胜著，《教育与收入分配》，“表4.2运用精确法估算的教育收益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30页。
在此，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投资是否合算，是纯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的，至于教育还有许多其他非货币收益，因很难衡量，在此是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计量或分析教育收益时，如果不进行某种修正，所得的收益数据或分析投资效果的好坏方面，都应该是偏低或低估的，即其结论肯定是比较保守的。
从表中还可见，其他国家如乌拉圭、前南斯拉夫、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菲律宾、尼日利亚、索马里等，与我国台湾省的内部回收率分布情形大体相似，就它们各自国家而言，可能投资于小学较为合算，大学次之，而中学较差。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趋势是，小学最为合算，中学次之，而大学较差，如日本、印度、泰国、委内瑞拉等国。其原因可能是，小学的教育费用相对要低得多，有些国家的小学教育费用，可能完全由国家承担下来，因此，其个人的教育内部回收率可能极高（如泰国达到56.0％、博茨瓦纳达到99.0％、利比亚也达到99.0％、多米尼加国为85.1％、索马里为59.9％等），而高层次教育个人和社会的教育费用均十分高昂，而且还应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所以，高层次教育的内部回收率一般都比较低。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即教育层次越高，其内部回收率也越高，说明高层次教育可能较为合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荷兰、英国（个人教育方面）、联邦德国、美国等，情况就是如此，这或许可用受教育层次越高，所获得的收入也越高的原因来加以解释。(www.xing528.com)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我国教育内部回收率的分布情况尚不清楚，因此，我国各层次教育的经济效果好坏，也无从分析和比较，这是我国教育经济问题研究的一大空白。
此外，我国学者李实和李文彬，曾利用前苏联学者杰科布·明瑟（Jacob Mincer）在1957年提出的公式，对中国部分城市的教育边际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其结果为小学（1—6年）教育边际收益率为2.667％，初中（7—9年）为3.378％，大学（13年以上）为4.484％。由于明瑟计算公式的考虑参数太多，其结果和可靠性如何，不得而知。笔者对此公式也未作过深入研究，在此不想多述，读者若有兴趣，可参阅其他有关“教育经济学”的教材。
【注释】
[1]〔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2]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27页。王玉昆，《教育经济学》，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13页。〔美〕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3页。
[3]〔美〕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4]〔美〕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5]〔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6]赖德胜著，《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