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第五节　教育的负面影响

教育并非都是有益的，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但国内似乎还没有专门对此做过探讨。其实，笔者以为，探讨教育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要否认教育的巨大作用（因它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是公认的），而是要敦促教育工作者们直视教育的某些弱点，逐渐有目的地避重就轻或改正之。

笔者以为，自从有了正规学校教育以来，社会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有些国家从普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中大为获益，可以说，越是教育发达的国家，其经济、文化也必然越为发达。有时，我甚至会遐想，如果美国人或欧洲人不热衷于办学校或普及文化教育，他们或许还要落后中国数百年。他们可能还在黑暗的中世纪中苦苦挣扎着，并且可能会再出现许多像马可·波罗式的人物，在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着中国，说着对中国的恭维话，而且不断地向他们的国人夸耀着从中国带回去的丝绸品或陶制品。

有观点认为，社会经济的发达，首先要求文化教育的发达，即，是文化教育发展在先，社会经济发展在后。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不过，笔者认为，中国16世纪前的强盛，首先应归功于悠久的、深厚的文化教育底蕴，16世纪后的逐渐衰落，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如外来侵侮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可能也与教育有很大关联，尤其与我国没有形成正规的、普及型的学校教育制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十分庞杂，而且已超出了本书的内容，暂不赘述。但是，提到这些问题，主要在于说明教育的正面作用，要远远大于可能的负面影响。因此，下面的论述，并不是要有意贬低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恰恰相反，笔者的目的却在于：通过揭示教育的一些“短处”，使教育的经营与发展能够扬长避短，使它逐步走上更加健康和公正平等的轨道。

一、教育是引发社会不平等的主因

迄今为止，不管教育的普及程度如何，在受过教育的人口当中，总是存在层次、类别之分，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教育的人们之间，总是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从眼前看，并没有日渐缓和的迹象，相反，似有日趋严重之势。从事智力劳动的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宠儿，新的特权阶层因之而生。而这种特权阶层，与过去不同，他们挟掌握某种新兴技术之机，迅速攫取巨额财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追求和攫取行政权力。在这些高智商的人当中，他们拥有的知识量，并不一定比普通人多，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也并不一定超过别人，但他们却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巨富，变成百万或亿万富翁，社会财富也会极不正常地向他们滚滚而来，这势必形成极不平等的新的剥削阶层，即，以付出不多的代价，掠夺了社会大量的财富，受益的是极少数人，而受损的却是广大的民众。这一问题，迄今尚未引起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其后果，笔者以为，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决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这与传统的“劳动致富”观念已产生深深的抵触，付出少量劳动却能得到成千上万倍的利润，这已很难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加以阐释。这种现象势必导致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所谓的“高新技术”上，从而对社会的其他种种现象，漠然视之，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犯罪问题等。

显然，这种极不平等的现象，是由教育引起的，它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越来越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而把传统的所有为人美德统统弃置脑后；后果之二，就是由于社会越来越以财富为标准，划分出不同的象牙塔式的等级，处在塔尖的人总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人因拥有巨额的财富，往往能为所欲为。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可以雇用大批甚至比他智力更高的人为自己服务，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也可能以金钱和名望，获取其他种种特权，从而剥夺了他人的许多发展机会和权利。这是社会的不平等竞争。

有掠夺，就有不平等。社会的动荡和犯罪，也可能因之而骤增，行贿、受贿、经济诈骗、垄断等现象，可能泛滥成灾，其后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众所周知，社会越不平等，越容易滋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动乱与犯罪也可能随之增加，这一点对热衷于高层次教育的人，似乎是始料不及的，应该引起广泛关注。

西方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平等化，甚至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但是，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教育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因。因为教育会使受教育者之间的收益差距拉大，而任何国家所能提供的教育机会却总是有限的，这一规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不可能改变的。

二、教育使人轻视体力劳动和低收入的工作

教育能够改变人们的劳动价值观念，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方国家已有许多学者持这种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把自己看成为“文化人”，属于斯文的白领，他们会越来越轻视体力劳动，其后果可能也是很严重的。因为随着政府日益重视教育，各层次的学校正规教育会逐渐普及，这就可能造成“教育过度”的现象。如果社会的发展而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速度，跟不上教育发展的速度，社会上就必然积聚大量的高层次、高智商的“失业文化人”。因为这种“文化人”只追求高报酬和舒适的工作，而对体力劳动和低收入的工作，不屑一顾，如此，他们必将成为高智商的待业或失业阶层。这种高水平的“文化人”组成的失业阶层，比低文化水平的失业者，对社会和国家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正如英国巴洛格和斯特里特所指出的，“在发展中国家，失业的文化人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形成一种轻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念”^[23]。

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确较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因为他们掌握较多知识，平时较关注政治，也较有思想，再加上失业等心理压力，很可能使他们以不公正的态度，来看待现政府的政策，从而发泄他们自身的各种怨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更具有鼓动性，他们的言辞较易于激起“比较无知的人”的积极响应，所以，其影响力和破坏力极大。

在经济方面，这些高智商的“文化人”，更有可能从事破坏性的经济犯罪活动，他们了解法律的漏洞、熟知投机钻营的种种技巧，以及精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种种环节和弊端，因此，他们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更隐蔽的犯罪手法，从而给国家或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破案率极低，又会纵容其他高水平的“文化人”广为效仿，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造成国家和人民更大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常说，没有文化的人可能仅做“小偷小摸”之事，而高智商的“文化人”却可能使一家大银行或大公司瞬间倒闭，甚至可能“杀人于无形”，或说犯下谋财害命的大罪而销声匿迹，这在国内外均屡见不鲜。如2000年5月4日传播开来的“爱虫”病毒（据说有I love you；Jok；See you in a bar；Mother’s day等变种），在四天内，使全世界4500万台电脑瘫痪，直接经济损失达26亿美元，间接损失无法估计。这就是高智商的“文化人”犯罪的可怕一例。

高水平“文化人”轻视体力劳动和低收入的工作，其危害可能远不止这些，如可能会引起社会许多工作无法开展或者只能处于低水平的延续和缓慢的发展之中，这对民族工业影响极大，尤其是在经济纳入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之后，势必会有许多民族工业，因得不到高水平的劳动力和技术支援，而纷纷关门倒闭，国家的财富也将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等。

以上这些问题，决不是笔者的杞人忧天，若国家没有相应的措施出台，由高智商的“文化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还要更大，信与否，我们可拭目以待。

当然，讨论教育的负面影响问题，非常复杂，其例子也远不止这些，但限于篇幅，笔者在此暂不多议。

【注释】

[1]〔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2]Mark Blaug，“Edu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73，PP27.

[3]G.Psacharopoulos，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OECD Countries，OECD，Paris，1975，PP165.

[4]〔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www.xing528.com)

[5]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6]王玉昆主编，《教育经济学》，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7]〔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8]I.Berg，Education and Job：the Great Training and Robbery，Beacon Press，1971.

[9]〔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10]G.Psacharopoulos，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OECD Countries，OECD，Paris，1975，PP165.

[11]E.Cohn，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Revised.，1979，PP47.

[12]〔美〕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13]〔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2页。

[14]〔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页。

[15]〔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页。

[16]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Robbins），HMSO，1963，Appendix 1，PP60.

[17]〔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1页。

[18]R.Davie，N.Butler ＆H.Goldstein，From Birth to Seven，Lingman，1972，PP36.

[19]〔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页。

[20]M.J.Lefcowitz，“Poverty and Health：a Reexamination”，Inquiry，March 1973，PP3－13.

[21]I.Ehrlich，“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Crime”，in Juster，F.T.，ed.，1973.

[22]〔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页。

[23]〔英〕阿特金森著，林荣日等译，《教育经济学引论》，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