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间接收益：不可触及的好处

第四节　教育间接收益

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教育可以带来种种好处，有些好处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如受教育者就业后的工资收入），而有些好处是很难用货币来直接衡量的，如教育可以提高人的文化品位，使他更能欣赏或享受人类精神产品。所有这些不能用货币来直接衡量、但的确与教育有关的各种好处，就是教育的间接收益。如同教育的直接收益一样，教育的间接收益，也可被分为教育的个人间接收益和教育的社会间接收益两种。

一、个人教育间接收益

教育的个人间接收益，又可分为个人间接货币收益和个人间接非货币收益两种。所谓的教育间接货币收益，就是受教育者在其一生中得到的许多间接的货币上的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说明，甚至一目了然，但却无法加以具体度量。而教育间接非货币收益，即受教育者在其一生中获得的精神领域的各种好处，这种好处与货币没有任何关联。

1.个人教育间接货币收益

个人的这种因教育而得到的间接货币收益，包含广泛，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受过较高教育的父母，对子女在学业上可以提供的许多帮助，他们可以自己辅导孩子，而无需请家庭教师。尤其在贫困国家或地区，这种收益更加明显，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制定孩子的学业计划，自编教材或辅导材料等。

受过较高教育的父母，除了自己得到好处外，其家庭其他成员也能从中受益，如儿童的早期教育，包括在托儿所、幼儿园和初等学校等，整个家庭都可从中受益。假如孩子们都不去幼儿园或学校，那么，在父母两人当中，就可能要有一人留下来照顾他们或请保姆之类的人来帮忙，如此，整个家庭在经济上就要有所损失。孩子们在学校上学，他们所得到的也远远不止知识，还得到了各方面的照顾，使他们在身心等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如，更容易与人相处，在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他们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可能会更强等。当然，这种收益，对于孩子较多或孩子尚年幼的家庭来说，可能较不明显，因为这种情况有可能本来就得有人留下来照看他们，但对不太富裕、需要父母双双外出工作的家庭来说，其间接货币收益却十分显著，因为如果孩子们都去学校上学，家庭就可以多增加一个挣钱的人口。

笔者在1998—2004年的暑假期间，曾为成人和中小学孩子上过外语课，就我所知，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活动，的确需花费父母不少额外费用，有的学生每年需多花费上千元，见表6－5。

表6－5　课外补习外语的学费一览表（每期2—3个月）

除上述学费外，每人每次还须缴纳报名费6元—15元和书籍费约30元等。若晚上上课，许多家长还要陪读或接送。此外，有些孩子不但补习外语，他们还在上电脑班，每个电脑班的学费在350元—500元。因此，我以为，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许这些费用完全可以节省下来，即靠自己来辅导孩子，这样其间接货币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美国学者韦斯布罗德（B.A.Weisbrod）在1964年曾做过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初等学校提供给社会的照管儿童这一项服务，其价值足以抵得上1/4的办学投资，即整个社会因孩子到学校上学，可节省大量的费用。其实，他的计算还未考虑给那些因不需要照顾孩子而双双都外出工作的父母所带来的收益^[14]。这些问题揭示了发展幼儿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它不仅有利于孩子们增长知识和能力，还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间接货币收益，整个社会也可能因此而变得更为有序，如政府减轻了社会治安方面的压力等。试想，若孩子们都不去上学，他们的安全问题就会令家长们终日惶惶。不过，正如阿特金森所说，在高失业率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因孩子上学给家庭带来的间接货币上的好处，可能不那么明显，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可能失业而赋闲在家。但笔者以为，这在间接货币上可能没有什么收益，而在其他方面，如身心健康方面，却仍然会有相当大的收益。

还有一种间接货币收益，可以从失业角度加以阐释。由于受较高教育的人，它的知识面较广、能力较强，其职业适应能力也必然较强。因此，在失业的可能性和持续时间方面，受较高教育者与较低教育者相比，前者都要较为有利。

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如在英国，尼科尔（S.Nickell）在1979年曾分析了7000多名男性就业者的有关数据，其结论是，在一个人前12年的学校教育中，每一年的教育，都可使各个不同年龄组的失业可能性减少25％，并且使预期失业持续时间减少4％左右。持有普通级考试证书或更高级证书的人，其失业的可能性要比那些没有证书的人少1/3还多，其预期失业持续时间相应要减少12％^[15]。因其职业适应范围较广、适应能力较强，使受较高教育者有更大可能较快地找到新职业，当然，这种新职业有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临时性的。失业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收益，减少了失业持续时间和失业的可能性（如在工作单位需要裁员时，首先考虑到的可能就是把那些能力不强、知识缺乏之人裁掉），就等于给这些受较高教育的人增加了间接的货币收益，这也是很显然的。即使在同等失业的情况下，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接受新技术的培训机会也较多，而且掌握这些新技术的能力也会较强，这会使他在日后的再就业竞争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当然，在整个社会就业机会为定数的情况下，受较高教育的人得到就业机会，可能就意味着其他人的失业或持续失业，这对整个社会的收益方面可能影响不大，但对获得就业机会者来说，却是非常大的收益。

国外学者还曾大量研究妇女的失业问题。他们发现，受教育对妇女的影响非常大。一般而言，妇女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她们越有可能外出就业，越有可能少生优生孩子，也越有可能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得更好。虽然我们还很难用货币来衡量这些好处，但显然这种好处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如新加坡政府就曾规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生育期间，不许被解雇，不仅如此，这些妇女生育第一胎时，工资要上升5％，生第二胎时工资上升10％，第三胎时工资上涨15％，而这种优惠政策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却无效。显然，新加坡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妇女多受教育，这既利国也十分利民，而不应被看成是对受较低教育者的一种歧视（笔者曾见过一家报纸如此评述）。

还有些间接收益可以传递到下一代。根据英国罗宾斯（Robbins）教育委员会1963年的研究报告称，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所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是，如果父母中有一方的受教育时间持续到18岁或18岁以后，那么，其子女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为32％，如果父母都在16岁以前离开学校，则他们的子女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可能性只有2％^[16]。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富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一般都通过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把更重要的人类文化财产和有形的财富一起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却缺乏这种手段。显然，上流社会的家庭的子女有时也会由于娇宠和放纵的环境而变坏，或者由于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或个人的考虑而忽略了对其子女的教养，还可能设想其他各种情况。但总的说来，越是成功的家庭传给自己子女的人类文化或物质财富就越多。这可能说明一般观察到的父母和子女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最起码的关系。”^[17]

笔者以为，虽然我们可以说，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与子女的教育程度之间有正相关性，但我们还不能把这种相关性视为因果关系，因为仍有其他许多因素可对此产生影响，如家庭所处的地位、社会阶层、家庭人口数、孩子智力和体力等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综合发生影响，也可能单独起作用，但我们现在还无法加以区别。

此外，这种相关性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一般说来，受过较高教育的父母，其智力水平也较高，因此他们可能把这种智力因素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子女的智力也较高。这种观点迄今仍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得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但这种说法是广为流传的，即高智商的父母，其子女也有较高智商的可能性较大。据说，从遗传学角度讲，孩子出生时，父母的年龄较大或阅历较多，对孩子的智力也有影响，即年龄较大的父母，其阅历较多，智力水平也较高，此时他们所生的孩子，在智力上可能会有正面影响。但父母年龄过大时，所生的孩子在体质上却可能相当不利，可能体弱多病等，但这种说法，目前也缺乏实证的数据支持。

笔者在长沙求学（1979—1986）时，曾听过这样一个传说：长沙古时曾有一位老知府，在82岁时，其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有的说他老当益壮，十分了不起，有的却说不可能是他的亲生子。霎时，长沙内外，流言纷纷，莫衷一是。老知府在临终时留下遗诗一首，要求镌刻在他的墓碑上，其诗为：“八十有二得贵子，有人讥笑有人夸。若是老夫亲骨血，他年又是长沙府。”20多年后，其子果然年少有为，也当上了长沙知府。当然，这种传说，是真是假，不敢妄断，但笔者相信，父母的阅历或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智力肯定是有影响的。这方面问题着实值得我们进行调查研究一番。

我们或许不必从智力因素来研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关问题，但有事实证明，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的确对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影响，英国学者R.Davie，N.Butler以及H.Goldstein等人，都曾对此做过研究，其结论也是肯定的^[18]。其原因是，受过较高教育的父母至少可以辅导子女的家庭作业，可以及时教给孩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纠正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习惯，而且受较高教育的父母，其工作环境、对孩子的学习态度、家庭的文化氛围等，都可能对其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可能较早地养成更热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也更懂得读书的好处，这对他们日后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必定会有所助益。

因此，根据上述，受到较高教育者可以使个人得到较高的收益，此外，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其子女受较高教育的可能性也较大，从这一意义上说，父母所受较高教育就有了长远的间接收益，包括长远的间接货币收益和间接非货币收益，即其子女也会从中得到较多的好处。

综上所述，受较高教育，的确有许多间接货币收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些收益只能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至今仍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把这些收益精确地计算出来。

2.个人教育间接非货币收益

在谈到教育的个人间接非货币收益时，人们往往会与精神享受联系在一起。的确，不同人的精神享受方式不可能一样，就算一个人在一生中，也会有许多经历，其享受方式也会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许多人都会用留恋和羡慕的口吻，提起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尤其是身处逆境之时，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所回忆起来的生活片段，几乎都是阳光满园、到处鲜花绿草。如此看来，童年的这种生活方式，似乎是最美好的精神享受。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肯定不会真正赞成“无知即是福”的说法，因为人类属于那种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的高级生物，只要神经正常，人们每天都要面对柴米油盐以及身份、地位、责任、义务等等事情，这就迫使人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真空世界里。而在现实的纷争中，人们要实现某种目标，往往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力求使自己拥有实现这些目标的真正实力或创造切实可行的条件，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技巧，而获得这种能力和技巧的捷径就是学习，就是受教育。

在西方教育经济学领域，常常把间接非货币收益称为“消费收益”，而把与货币有关的收益统称为“投资收益”。当然，在此应该首先指出，要精确区分这两种收益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许多收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的。一般说来，“投资设备”是用来生产制造产品的，这些产品在将来可以获得货币收益。而“消费品”或“消费服务”，则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满足，这种满足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就教育而言，它既可以被看成是“投资设备”，也可以被看成是“消费品”，因为教育能够生产出比一般物品更高级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在将来取得高额收益，但教育又能给人们得到及时甚至是终生的精神满足。

英国学者阿特金森认为，“由教育带来的消费收益，不同于由非教育的其他东西带来的消费收益，它具有特殊性。”^[19]其特殊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其持续的时间可能不同。由教育带来的消费收益，往往可持续多年，甚至终生，而一般物品所带来的消费收益，可能只是即时的，而不会持久；教育带来的消费收益可能改变人的兴趣爱好，甚至改变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一般物品则很难具备这种功能。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例外的情形也许也不少。(www.xing528.com)

由教育带来的消费收益，可与工作、休闲活动、身体健康状况等有关。与工作有关的教育消费收益，往往因人而异。对爱好学习的学生来说，其“工作”就是学习，这种“工作”就是消费收益；而对于讨厌上学的学生来说，其教育的即时消费收益可说为零，甚至是负值。因为这种人在上学期间，得不到来自教育的精神满足。如果他认为上学是一种痛苦经历，那么其消费收益至少在他上学期间应为负值。但从另一方面讲，更多人却能从学校教育中得到精神享受，尤其对校园内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大量同龄人共同生活、学习而发展起来的友情，是人们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所以，阿特金森认为，这种消费收益极大，“这或许是校友会普遍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在学生毕业后，也会得到与此有关的消费收益。由于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知识较多，能力较强，使这些人更能得到上司的器重和同行的敬仰，在单位里也会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或优待，如由单位出钱，让他们获得某种特殊享受等。像在国内外培训、考察、疗养、开会等，一般都可认为与受过较高教育有关的消费收益，这种收益，相对于受较低层次教育者来说，是相当巨大的。

与闲暇活动有关的消费收益，其性质和价值是很难加以确定的，但必定是存在的。比如说，通过教育，能够提高学生完成较高和较复杂任务的能力，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其收益不小。受过教育，使人能够欣赏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产品，如名著、名画、名曲等，这也是可观的消费收益。此外，通过教育，使人的思维更为缜密，知识更为丰富，他们既可以得到更多的有益机会，又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或描述周围的事件，使他们获得成功或其他各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也可算是消费收益范畴。当然，目前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教育只会带来正面的消费收益，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这种改变，是好还是坏，或许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更能享受生活，更能欣赏周围的世界，他可能并不会因未受教育而感到丝毫的遗憾，这也未可知的。

此外，与身体健康有关的消费收益，在国外已早有研究。如M.J.Lefcowitz就认为，“受过教育的人的身体状况，相对来说要更好一些。”^[20]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具有更多的保健知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良习惯对健康的影响、营养调配等方面，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这无疑对自己的健康长寿有助益。当然，这些说法也只是理论上的，迄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能够加以证明。比如，我国的某些情形甚至与此相违背。笔者曾在某报上读过这样的报道，大意是：1997年深圳市有关部门曾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3岁左右，比我国平均预期寿命（75岁）低得多。因此，教育与健康之间到底有多大关联性，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

综上所述，教育的个人间接非货币收益肯定是存在的，但由于这种收益很难衡量，并没有一定之规，这就限制了对这些问题深加研究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只能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而已，也许这种阐述是站不住脚的、荒谬的，正因如此，这一收益问题才更值得人们加以研究和探讨。

二、社会教育间接收益

迄今，有关社会教育间接收益的调查研究和探讨极少，许多都是推测性的。这方面的收益可能十分巨大，但仍然无法加以度量。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国内学者在描述这些收益时，似乎都限于如下几点：①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劳动技能；②教育能够提高人的文化素养；③教育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④教育可以促进社会进步；⑤教育能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非常空洞，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如此感慨一番。

英国罗宾斯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64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关于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用上述种种方法来度量。教育更深层次的收益，恐怕在于提高人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和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些方面的收益将会比那些运用相对价格来度量的收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国外有关教育对社会的贡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教育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教育对犯罪的影响；教育对有效使用避孕措施的影响；教育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以及教育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等。而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肯定远不止这些，只不过人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不能妄断而已。下面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略加分析。

1.教育与犯罪

教育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在国外早已有过研究，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一般认为，教育的作用之一，或说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之一，就是能够预防和减少犯罪。美国学者I.Ehrlich曾根据美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其结论就是“校外青少年的犯罪率要比在校学生高得多”^[21]。为此，他提出的假设之一是，较高教育程度能够增强法律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其实，笔者以为，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如在校学生较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犯罪之事，或他们更专注于课业学习，而较少受社会上不良利益的诱惑，或者在校学生过的是群体生活，他们更会关注于来自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评价，这种约束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受教育者离开学校之后，其犯罪率也比较低。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也有许多，在国内报刊杂志上，也常常有关于失业或无业人员犯罪的报道。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

（1）教育提高了人的自尊心，他们对犯罪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不良影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

（2）教育提高了人的就业机会，或减少了失业的可能性。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他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而没有必要进行冒险。英国学者Alexander通过研究也得出结论：通过对社会暴乱参与者的综合考察发现，低文化程度和低就业率，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四个最主要因素中的两个。

（3）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即能够使人的价值趋向更符合社会公德，因此，他可能具有较强的羞耻心和荣辱感，也可能具有较强的自制力等。

（4）受教育者对国家的法律知识了解较多，这对他们可能具有较大的震慑作用。

当然，对于受较高教育者的犯罪率比较低的原因，国外学者仍有众多的解释，如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比较了解国家法律，能够找出法律上的漏洞，因而，较易逃避法律的制裁。提出这一看法的论据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所犯罪行，较少倾向于暴力方面，而是倾向于经济犯罪，因为经济犯罪隐蔽性较强，比较难以破案，因此，被警方逮住的可能性较小。也就是说，受较高教育者，他们逃避法律制裁的手法更为高明。

所以，教育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无法肯定，学者们的观点众说纷纭，但大多倾向于教育有助于降低社会犯罪率，至少在学生就学期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而这也是教育的间接社会收益之一。

2.教育与公众政治态度

这一点在国外研究得最多。一般认为，教育能够普遍影响人的行为，它能够塑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管什么国家或什么社会制度，都希望通过大规模和广泛的教育，把国家的政治信仰和观念传输给下一代，以期能够使现政府认为正确的信仰和观念延续下去。正如E.Durkheim所说：“教育是使社会不断地创造出让现有的事物得以继续存留的条件的最好办法”^[22]。

在任何国家中，学校都在极力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比如我国许多学校在上午举行升国旗、唱国歌等活动，其目的正在于此。学校学生，一般都比较年轻，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还未定型，即还未形成明确的世界观，而且大批同龄人生活、学习在一起，也比较容易集中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其成效也较大。通过教育，使人民爱祖国、忠于祖国，这是教育巨大的社会责任，也是教育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受教育者毕业后，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或国内或异邦，他们往往都会不知不觉地情牵祖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可能做出较大的贡献（甚至献身）。这事实上也是教育的间接社会收益之一。比如，笔者在加拿大访学期间，尤其是胡锦涛主席一行访问多伦多期间，对“中国”和“五星红旗”等与祖国有关的字眼，就有特别浓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我受到胡主席接见时似乎达到了顶点，手中的“五星红旗”会让我莫名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我甚至认为，若国家需要，我完全可以赴汤蹈火、以身报国。但这种感受，以前在国内时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许，这就是教育的作用之一吧。

在国外学者中，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教育能够推进社会民主进程。受教育者更懂得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因而他们更易于献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唤醒民众的民主和自由意识。其理由之一是，无知的人较容易受到控制和错误引导，较容易墨守成规和难以接受新生事物等。而对于受教育者，尤其受较高层次教育的人，他们往往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见解，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现象，较有能力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他们也较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或据理力争，或自寻答案。因此，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具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正因如此，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据说，在美国内战之前有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教会奴隶读书识字是有罪的，因为奴隶们受过教育之后，就难以进行奴役和约束，他们会有更高的智慧来判断自己的处境，因而更容易认识到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和歧视，并因此激起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之情。

此外，笔者以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活跃分子和政治领袖，他们较容易参加各种政治性集会，并热衷于探讨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社会的改良措施，这对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或许是有助益的。

当然，教育与民众政治态度的关系，可能也有许多反面的例子，如受过较高教育的人较易抨击政弊、制造政治混乱和社会动乱、散布一些对现政府不利的言论等。因为根据国外许多社会学者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众多政治暴乱的领袖人物，基本上都是受过较高教育的高智商者，尽管参加暴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受教育层次较低的人。不过，这种政治暴乱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有些暴乱或许对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或改革时弊，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暴乱对现政府、对社会和人民来说，大多是灾难性的。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讲，教育对社会的间接收益，似乎是起负面效果或作用。

因此，教育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我们实难一言定鼎，可能好坏兼备，这主要应该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总的说来，正面的好影响还是居多，不知此说然否？

事实上，教育的社会间接收益还有许多例子，如教育对学校所在地区的周围民众，就有巨大影响：提供就业机会、享受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照顾孩子就近入学等等，只是这些影响的一部分。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国良教授就认为，办高等学校是推动和发展社区经济与文化的最好办法。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分析任何教育的社会间接收益时，都应该考虑到它的负面影响问题，如上述教育对学校周围民众也有不利影响，如可能噪声太大、受到歧视、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等。在现今国内教育经济学者中，几乎很少有人对教育的社会负面效益，进行过研究与探讨，似乎一讲到教育，都是好的收益和绝对没错的事情，这种态度，其实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也是相当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