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及比例的因素

第三节　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因素

影响教育投资的因素与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因素，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王善迈教授在《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一书^[7]中，详细分析了影响教育投资的内外因素。他指出：“教育投资的多少，在社会总资源（或总投资）中占多大比重为合理，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最终是由一个国家一定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既决定着教育投资的需要量，也决定着教育投资的供给量。”

这一论述应该是恰如其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肯定的，但后者又具有灵活性或能动性，可以对前者起反作用。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比例到底以多少为合理，其实有许多因素，包括人为的主观影响、国家的教育规划、经济规划等影响。在一定时期，为了使教育超前，甚至可以减慢或牺牲经济发展速度，全力以赴发展教育事业，这在国外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始终把教育投资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日本在1905—1960年，教育投资增加了23倍，而物力投资仅增加了7倍。在1971年，日本的教育投资竟占公共支出的29％，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20.4％^[8]。印度在1969年的教育投资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20.0％，而我国1978年，此一数据仅为5.9％。可见，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因素，远非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项，其他许多因素也不容忽视。

首先谈谈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客观因素。

一、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直接影响教育投资的总量和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对学校教育而言，我国主要的受教年龄在6—18岁的青少年，19—22岁的青年为第二峰值，其三在23—28岁。按学历划分，第一块是小学到高中阶段，第二块为大学（本科、专科）阶段，第三块为博士、硕士阶段（见表5－6）。

从表5－6中可见，我国人口中文化程度构成极不合理，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竟占52.9％～66.33％，就是说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在小学文化程度之下，这与中国作为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在文化信息时代，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能从事非常简单的劳动行业，极难从事与高智力密切有关的技术行业。尽管从1964年到1990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下降了13.43％，但在这26年间，教育的发展还是相当缓慢的，每年平均仅减少0.5％，这点成绩根本不值得夸耀。

从我国国情出发，应大量培养初中以上劳动者。不仅应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应大力培养中等以上专业技术人才。因为现代企业走知识型企业之路，已是大势所趋，对于知识型企业来说，体力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从事脑力劳动者日益增多。在发达国家中，蓝领工人的比例已下降到30％以下，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1995年美国蓝领工人只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0％，专家预计：到2020年，美国这一数字将下降到2％，即相当于现在美国农业人口占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9]。

表5－6　中国人口普查的各种文化程度人口

资料来源：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根据王善迈教授提供的数据，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人以上，1987年学龄前人口（3—6岁）7793万人，占人口比重7.3％；学龄儿童（7—12岁）11874万人，占人口比重11.3％。这一庞大数字就注定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我国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投资。如果按每生每年增加100元教育经费计算，仅仅学龄儿童（7—12岁）国家每年就需要增加教育经费110多亿元。

图5－2为中国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图5－3为每年新增人口变化情况，图5－4为我国1981—1995年在校生数变化情况，其中的数据请参考本书第九章第六节的有关内容。

图5－2　中国农村人口状况图

图5－3　中国新增人口状况

我国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国实施这一关系国家民族素质的伟业。义务教育其实带有许多强制性，但我国因地域经济差异巨大，许多地方的家庭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教育经费开支，而全由国家承包下这笔经费，目前还有相当的难度。在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大多数是由国家承担的，个人仅支付极小部分。

图5－4　我国1981—1995年在校生数

如新西兰，在义务教育阶段，每生每年由家庭支付的学费平均仅为200新元左右，而国家每年每生要支付8000新元。在高福利国家，义务教育费用完全由国家承包下来的情形，屡见不鲜，如瑞典、瑞士等。

但我国1997年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547.74元（见表5－7），个人就要承担321.44元，约占58.68％；中学1204.14元，个人承担593.39元，约占49.28％，其中，初中生均教育经费1038.32元，个人承担528.51元，约占50.90％；而大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6834.93元，个人负担2769.89元，约占40.53％。如果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个人经费全由国家承担下来，国家单此项经费支出每生每年就达849.95元，若按1.5亿（7—15岁）人口计算，就需多支出1274.93亿元，相当于我国1997年教育经费总支出（2262.43亿元）的56.35％。这的确是非常巨大的支出，要国家一下子增加这么大一笔经费，还不很现实。但是，要真正实施义务教育，应大力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若按国家承担个人费用的50％计算，国家每年大约要多支付637亿元，这应该是较为可能的。或者可分阶段、分地域逐渐减轻负担，对不发达的地区，减负程度可大一些、步子可迈得大一点；而对发达地区，可稍缓。国家应下此决心，否则偏远山区学生辍学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而仅靠“希望工程”之类的捐款资助，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如此，提高我国民族素质，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结果几十年之后，我国仍然还是教育落后国，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也难以有较大提高。

表5－7　1997年我国各级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元）

资料来源：《1997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因此，我认为，中国教育事业目前最重要的并不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每年应增加多少比例及多大数额的问题，而应当把减轻中等教育以下学生家庭的负担放在首位，真正做到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国家应该逐步增加大学生和研究生家庭教育经费负担比例。其原因如下：（1）现在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已进入独生子女的一代，能进入正规大学深造者极其有限（1997年仅占同年龄人口的4％左右，现在已增加到15％左右，这一比例仍属偏低，笔者以为，至少要达到30％以上才较合理，因篇幅所限，其理由另文叙述），作为父母必然视自己的子女能入大学而感到自豪，增加其个人负担，他们是心甘情愿的；（2）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已大为提高，在沿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2007年上海市这一数据已达到约35000元），因此，大学生和研究生家庭多负担此项教育费用，已完全有可能；（3）大学生和研究生均已为成年人，完全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筹措经费，包括勤工助学、贷学金等，教育机构也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资助贫困生，如助学金等。实行贷学金制度在世界各国是相当普遍的，这笔费用今后可以由父母偿还，也可以由学生个人在毕业之后按收入的某一百分比逐步扣还。1997年，我国大学生的个人教育经费负担约占40％，而小学生、初中生却要负担50％～58％（参见表5－7），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似乎是本末倒置，让人难以理解。

因此，我以为，国家可以把增加大学生个人经费的款额，一部分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另一部分用于支持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这可谓一举两得。

二、经济因素(www.xing528.com)

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对教育投资量具有巨大影响，对经济发展规模大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或地区，不但对技术熟练劳动力的结构和层次有较高要求，而且对其数量的要求也较大。此外，经济结构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如中国，要求人才的层次较低，教育投资总量相对较少；而以信息技术及服务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国家（如美国），人才层次要求较高，投资总量就大。因为经济发展规模大，尤其对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在该国或地区所占比重越大，对高层次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而培养高层次劳动力的教育费用远比低层次劳动力为高（如1997年，我国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大约需要6800元，而培养一个中学生仅1200元，前者大约是后者的5.7倍），因此，教育投资的总量必然增大。对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或国家来说，除经济总量增加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就业者外，新兴高技术行业也将不断涌现，为此，也不断需要大量增加较高层次的劳动力，这对教育机构（学校）的要求也必然更高，从而教育投资量也必然随之增加。

就是说，经济越发达，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就越大，层次就越高。如上海在全国来说，属经济发达地区，2007年，上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已达到7500美元，尽管到2007年底上海共有1845万居民，另有外来人口400多万人，但上海仍然缺乏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为此，自1999年开始，上海各高等院校和企业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现在，只要大学毕业生有单位愿意接收的，就可将户口迁入上海，对硕士以上毕业生，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将户口留在上海，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对外地高质量人才重金引进（有的年薪在10万—15万元以上，另加数万元或几十万元的住房补贴和数十万元科研经费等）。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教育投资量也随之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上，任何教育层次的结构调整或结构变化，均是为了适应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势，都是从农业、工业为主的结构向第三产业——信息服务业转变的，见表5－8。从该表可见，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变化趋势都是农业、工业在逐年减少，而服务业在不断增多。相应地，各国劳动力分布结构的变化也是如此，即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而第一、第二产业在减少（见表5－9）。以上海为例，1999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4035亿元）的比重已达49.6％，金融保险业和信息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从业人员的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着，如美国1900年白领工人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16.6％，1960年这一比例已达42.0％；而体力劳动者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已从1900年的71.4％下降到1960年的45.4％^[10]。

表5－8　部分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分布表

资料来源：《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50—151页。

表5－9　部分国家各部门劳动力分布表

资料来源：《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8—189页。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贸易、金融、保险、不动产、动产、商业等。相对而言，从事农业的人才层次可以较低些，而从事第三产业（如信息业）的人才层次要高些，就是说，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同，在教育培养的人才层次、类别、数量以及性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从而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和教育投资结构或投资比例。

三、科技因素

一国或一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也越大，而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费用较高，因而教育投资总量也必然越大。如美国属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科学技术水平居世界巅峰，因此每年需要大量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但美国国内高校的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所以利用高薪大批吸纳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前往美国工作，如1997年美国仅发出6.5万张H—1B签证，而1999年却发出11.5万张H—1B签证，其中来自印度的高水平人才就占了46％，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水平人才占10％，其他如中国台湾、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等也占相当比例。这些高层次人才一般在美国工作3年以上，若雇主满意，可无限期延长。H—1B签证的对象是具有特殊专长的外国人，有效期3年。由于美国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高科技公司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扩大H—1B签证名额，因此，美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放松限制，增加此类签证名额，以满足国内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11]。

王善迈教授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教育投资需求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对教育程度结构有影响；②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影响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物质技术条件。其实，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和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才层次和数量的影响。在各级各类人才的人均培养费用不变的前提下，人才层次越高，数量越大，教育投资量必然增大。比如，1996年我国普通中学毕业生204.9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当年招生96.58万人，如果在此暂不考虑非应届普通中学毕业生、中等技校、职业中学毕业生考取普通高校的因素，而仅考虑普通中学毕业生考取高校的情况，那么，假设1996年普通中学毕业生中考取高校的比例提高5％，即增加约10万人，达到106万人，若按1997年高校学生人均年教育费用6800元计算，则1996年需增加教育投资6.8亿元。而培养同样人数（即10万）的普通中学毕业生（按1997年的生均费用1205元计算），则仅需增加约1.2亿元，两种层次的人才培养费用相差5.6亿元。也就是说，用6.8亿元能培养10万名大学生，同样一笔费用，却可以培养57万名中学生。

四、传统文化因素

对古老的文明古国而言，如印度、中国、埃及等，或许值得挖掘和整理的古文化遗产太过繁多，因此，在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中，修辞、考古、哲学、逻辑、文学等，都有极深的功底和杰出的成就，从而吸引了半数以上的科研人员为此终生奋斗着，这些国家的教育结构也大多偏重文科方面。而文科人员的培养费用，相对而言，要比理工科人员低得多。中国现今的科研人员中，60％左右为文科人员；印度在1976—1990年，工科类的毕业生比重仅为2.55％～3.5％，而70％以上属文科人员，如神学、文学等领域的人员比重极高。因此，从教育投资的角度讲，注重文科的国家，其教育投资总量相对会低些，教育投资结构也偏重文科。

五、其他主观因素

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因素，除上述客观因素外，笔者以为，可能还有其他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人为因素、计划因素等。

1.人为因素

如何确定一国或一地区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其实极为复杂，远不止上述几种客观因素所能决定的，有时人为因素可起极大作用。

事实上，教育投资总量以及占国家预算支出比例的多寡，反映的远远不是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规模相适应，而是该国或地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凡是对教育越重视的国家或地区，最终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必然较高，如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历届政府对教育均十分重视，历届日本首相均亲任文部相，对教育投资始终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因此，教育投资增长速度比物力投资常常高出许多。因此，日本从重视教育投资中早就尝到了甜头，如1930—1955年的25年间，约有25％的国民收入是由教育投资获得的。而在此25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尤其战后10年中，日本经济极端困难，因此，并不能说，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允许如此高比例的教育投资。其实，这是日本政府能够高瞻远瞩，能够认识到教育的巨大作用，“立国必从重视教育始”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口号，先牺牲一点经济发展速度，而加大教育的发展步伐，最终的结果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全民族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这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辩证法，即教育的发展虽说离不开经济作基础，但教育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十分巨大，而且必须先有教育，而后才有后来真正的经济腾飞，否则，本末倒置，先大力投资经济，虽然在经济总量较低的情况下，似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因教育的落后而出现的人才匮乏，终归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最后两败俱伤，国家和民族仍然会停滞不前，也难有灿烂光明的前途。

再比如，1999年我国教育部决定重点选择中国的12所大学，采取教育部和省、市政府共建的办法，给这12所大学投入巨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2000—2002年3年内分别获得18亿元。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决定共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校3年分别获得12亿元（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各投资6亿元）。其实，这笔经费反映的就不是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因素，而是政府对这几所大学的重视程度。这就属于人为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巨大，对受到重点扶持的高校，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复旦大学1997年的教育经费总支出是196158千元，最近3年每年又额外多获4亿元，这对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必将大有助益。这些个别院校如此，如果全国各地政府均如此重视教育，那么，我国教育水平也必将迅速提高，就这一意义上说，牺牲一点经济发展速度是十分值得的，最终也将如同日本一样，获得丰厚的回报。

当然，重点扶持这几所高校，也有客观因素在内，如这几所大学在我国均属顶尖大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作用可能较大等，但其主观因素十分明显，就是要在若干年内，在中国建设成几所世界知名的大学甚至世界一流大学。

2.计划因素

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等，尤其是某些远期规划，对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一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教育发展规划适中或有意扩大些，教育投资量及其比例必然较大。而制定规划，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比如，某地区规划在今后10年内增加中学20所，增加大学5所，或规划每年递增扩招学生比例10％，那么，其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就将有显著提高。再比如，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国家将在今后的若干年内，逐步增加经济和教育投资，有计划、有意识地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这些都属于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对欠发达地区今后经济和教育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