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第二版）》关于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的问题

第七节　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的若干问题

一、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

所谓产品，是指某种社会活动（含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阶段性结果或最终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具有外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内在的价值性。在谈及教育成本分担问题时，人们往往先从教育产品的属性着手。因为教育产品（在此单指各层次教育的毕业生，下同）的属性，是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理性前提。如果某种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则从理性层面或学理层面上讲，生产这种产品的所有成本，应完全由公共社会或能代表公共社会的国家来承担；如果是私人产品，其成本则要由拥有这种产品的私人承担；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私人和公共社会应当按某种比例分别承担。

高等教育产品就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对于这一点，学界已无多大疑义。但是，对于其他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教育经济学界还未达成共识。不少学者认为，义务教育阶段或至少在某些特殊教育领域（如广播电视上的教育）的教育产品，应属于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而某些私立教育产品应该属于私人产品^[9]。笔者以前也一直持这些观点。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现在认为，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区分产品属性的关键在于，这些产品在被占有之后或被使用之时，它是否具有排他性或兼容性。私人产品是具有完全排他性的产品，即这种产品一旦被某人所拥有，其他人就不可能再占有它（如产权房）；公共产品却是具有完全的兼容性，即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共同所有或共同享用（如公园）；而所谓准公共产品却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即这种产品既有排他性的一面，又具有兼容性的一面。笔者认为，产品是否具有排他性或兼容性，既可从产品的产权归属角度来看待，也可从产品在被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社会结果来衡量。

我以为，任何层次的教育产品都应该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因为所有教育产品在社会活动中，既可获得私利，也可为社会其他成员带来好处或产生影响，即其社会活动结果，一部分可由个人所有，而另一部分则可由公共社会共同所有。因为毕业生这一教育产品是“人”，而“人”本身首先具有独立的人权，但他又是社会中的“人”，他不能脱离社会而获得完全的独立性，因此，其行为及其结果，必然兼具私人性和社会性。当然，毕业生这一教育产品，显然与人们所理解的物质产品不同，前者除自身可以创造新价值之外，其活动的直接结果还可与他人分享，而且这些直接结果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再者这种产品的自身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后者则没有这些特性，而且其价值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当然也有例外，如古董）。不过，不同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个人获利和社会获利之间的比例，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性多大，或者较高教育层次的这一比例，是否一定大于较低教育层次等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为地区分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只有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出发，才有实质意义，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实行义务教育，并确保其普及，是维持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二、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问题

一般而言，各层次教育的总培养成本如何在国家、社会和学生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摊，是教育管理当局和学校制订教育成本分担方案时，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事情，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成本分担的原则。确切地说，成本分担原则也是国家实施成本分担机制的根本依据。我们以为，教育成本分担有四个基本原则，即预期收益原则、成本—收入平衡原则、经济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

1.预期收益原则

这一原则，也可称之为收益结构原则，指成本分担的依据是国家、社会和学生个人的未来预期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三方的预期收益大者，成本分担的比例就应该大些，预期收益小者，可以分担较小的成本，如此才能体现“谁受益，谁支付；多受益，多支付”的经济原则。当然，人们在具体确定成本分担方案时，常常把国家和社会视为一方，而学生个人或其家庭作为另一方。

有关收益结构原则，浙江财经学院的王序坤老师有过较为精辟的分析^[10]，我基本赞同他的说法。他认为，社会和个人的投入与收入，应该是相对称的，具体可用公式来表示，即：

这一公式，经转换，可为下式：

上面第二式的两边各乘以100％，则可大体视为教育收益率，因此王序坤认为，成本分担的原则是社会教育收益率等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其实，在这两个公式中，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应该都是指贴现后的终身纯收益，而教育成本也应该是经贴现后的成本现值。因为教育投入和教育收益之间，既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它们各自也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而在不同时期的货币真值并不可能完全相同。由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内，都多多少少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问题，或说货币总是存在贬值或升值问题。因此，在具体考虑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时，就应适当考虑贴现问题，尤其教育的收益期往往可以跨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若不考虑收益的贴现问题，其货币数值的意义是不大的。如，研究生培养期限一般为3年，而研究生收益期可从他们毕业之年算起，直至死亡。在具体计算时，可以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年为核算基年，以后两年的教育成本都要经过贴现后，再与基年的成本相加；而收益期内的所有收益都要经过多次贴现，才能累加其总收益值，即从第四年开始直到被核算者死亡为止，把各年贴现后的收益值相加起来。当然，每位研究生的终身纯收益，是指研究生毕业之后的终身总收益（贴现后）扣除其上一级教育的毕业生（指本科生）的终身总收益（也是经贴现后）所得的值，这一所得值，再减去研究生在3年教育期间所花费的成本现值（贴现后）。

笔者认为，只有据此理解，上面第二式才可说成是“社会收益率等于个人收益率”，同时，也只有如此，这一命题才能作为成本分担的逻辑依据。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这一命题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社会收益率很难等于个人收益率。此外，应该特别注意，王序坤的上述公式，并不能误解为成本分担原则是根据收益率的大小来决定，即，我们所说的成本分担原则是指，收益大者分担比例大，收益小者分担比例小，而并不是说收益率大者分担比例就大，收益率小者分担比例要小，因为收益与收益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从下式就可看出这两者的差异，即：

教育的社会纯收益＝贴现后教育的社会总收入－贴现后教育的社会总成本教育的个人纯收益＝贴现后教育的个人总收入－贴现后教育的个人总成本

从上式可见，虽然收益大者，其相应的收益率也比较大，收益小者，其相对应的收益率也比较小，但问题在于，收益和收益率大小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就是说，当教育成本为无穷小时，不管其收益有多大，其相应的收益率却趋向于无穷大。如果我们假设在高福利国家的义务教育阶段，其学生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此时，其学生的个人收益率将趋向于无穷大，但其收益却只能是有限值。如，我们假设贴现后教育的社会总收入A为110元，贴现后的社会教育总成本B为100元；贴现后教育的个人总收入C也为110元，贴现后的个人教育总成本D为1元。因此，教育的社会纯收益为：110－100＝10元，其社会收益率为：｛（110－100）/100｝×100％＝10％；教育的个人纯收益为（110－1）＝109元，其个人收益率为｛（110－1）/1｝×100％＝10900％。如此，个人纯收益与社会纯收益的比例为：109∶10＝10.9∶1，而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比为：10900％∶10％＝1090∶1。

从以上数据和上述收益结构原则可知，个人与社会的教育成本分担比例应该以10.9∶1为准，而不能以1090∶1为准。因此，王序坤老师的上述公式，应该调整为下式：

2.成本—收入平衡原则

成本—收入平衡原则是指，国家或学校在确定教育成本分担比例时，应该综合考虑培养成本和毕业生的年度工资性收入水平。尽管上述预期收益原则是确定成本分担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原则很难得到贯彻和体现，因此，严格说来，收益原则只能是在学理层面上加以考虑，才有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所提的收益，是指经过贴现后的终身纯收益，这在实际估算时，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如何计算贴现后的终身纯收益，一直是教育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但是，成本—收入平衡原则并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而只需根据教育经济学的有关方法，首先估算出教育人均年度培养成本（可按专业类别），再通过实际调查，获得毕业生的年均工资性收入。我们以为，对于培养成本比较高、工资性收入又比较低的专业（如现时的某些医学专业，或某些工科类专业），学生个人负担的成本比例应相对小些，即国家或学校应承担较高比例的培养成本；对于培养成本比较低、工资性收入又比较高的专业（如金融专业或经济管理等专业），学生个人应负担较高的培养成本；至于培养成本比较高、工资性收入也较高，或培养成本较低、工资性收入也较低的专业，则可按各专业平均比例分担培养成本，或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灵活掌握。

因此，各类学校如果要科学地制定教育成本分担方案，都应进行教育培养成本的估算和毕业生工作情况调查，否则，任何分担方案，都将受到来自社会和学生个人的非难或质疑，也不利于制止或避免学校乱收费现象。或者我们建议国家要定期（如5年）对各专业毕业生（可按大类进行）的工作情况进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并且定期对各专业的教育培养成本加以估算（可以课题形式交由教育经济学者进行），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入平衡原则，制定全国性各类专业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比例的指导性方案，各校可参照这一方案，再结合本校的实际教育培养成本，制定出较符合本校实际的、较为科学的成本分担方案。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各校所制定的成本分担方案，大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如所有硕士生每年人均负担1万元、博士生人均负担1.5万元等，或以学校领导主观臆断的数据收取费用。所有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极不公平的。

根据成本—收入平衡原则来设计成本分担方案，既可以体现公平原则，也可以减轻某些热门专业的招生压力，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使社会的人才资源进入有序的市场调节状态，以避免人才的隐性浪费。比如，从近几年高校研究生招生情况来看，有些专业的招生压力巨大，其报考人数与实招人数之比达到10∶1以上，而有些专业的这一比例甚至达不到1∶1，从而造成某些专业的优秀考生屡考不中，而另外一些专业却生源质量低下或招不到学生，如此，最终将导致社会人才结构严重失衡。

3.经济能力原则

这一原则，也可称之为经济承担能力原则或能力结构原则，它是指教育成本的分担比例，是根据社会和个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经济能力强者，多分担成本，经济能力弱者，少分担一些成本。对于这一原则，国内学者已分析得比较透彻^[11]，即从理论上讲，这一原则可用下式来衡量：

但这一成本分担原则的实质问题在于，社会经济承担能力和个人经济承担能力如何确定或如何衡量？在此，我们单就个人经济能力来说，先不讲如何确定其经济能力水平，就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对于接受相同学校和相同专业的学生，是否可以说，有钱者应多出培养成本，而没钱者可以少出或不出培养成本呢？显然，单纯考虑经济能力原则，而忽略预期收益原则或成本—收入平衡原则，是极不现实和极不公平的，而且根据这一原则来制定教育成本分担方案，也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是做不到的，因为个人的经济承担能力千差万别，学校不可能考虑到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

因此，如果要把经济承担能力作为成本分担的原则之一，笔者建议国家或学校采取如下做法：①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确定，仍然按照成本—收入平衡原则和预期收益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和具体的估算成本，确定各专业大类的人均成本分担数据。②根据居民年度人均收入或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把全国划分成四类地区，如，年人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者为发达地区；1.5万—2万元者为较发达地区；1万—1.5万元者为中等发达地区；1万元以下者为欠发达地区。③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可按其所读专业培养成本的不同比例收取学费。如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收取年度培养成本的40％；来自较发达地区者，收取30％；来自中等发达地区者，收取20％；而来自欠发达地区者，仅收取10％。当然，对于学校所处地区的不同，上述收取比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调整。④在寄发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应该告知学生及其家长，其所读专业的培养成本数据，而收取的学费占了这一成本数据的比例多大等。如假设某学生来自欠发达地区，其录取专业的人均年度培养成本为3万元，学校收取比例为10％，则通知学生每年需缴纳学费3万元×10％＝3000元；如果该生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收取学费3万元×40％＝12000元。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既体现公平原则和经济承担能力原则，又可以杜绝学校乱收费现象，同时可以让学生及其家长心服口服。⑤对于来自不同地区（包括发达地区）的特别贫困家庭的学生（需有当地有关部门的证明），学校收取的培养成本比例可以适当调整。

4.公平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应该尽可能不影响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尤其应该让绝大多数有才的学生能够继续获得深造的机会。因此，实施成本分担机制时，国家和学校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要充分考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现实情况与需要，尤其应该重视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的教育机会问题。当然，公平原则与“唯才是用”或“选才以能”原则并不矛盾。在此，我们所说的教育机会均等，是指在现有国情之下，以学生的智力或努力程度（在现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法依然是而且只能是以考试成绩为参照指标）为基准，而不能以学生的财力为基准。如果实行成本分担之后，学校选择学生的基准，已转变而成为学生的财力，那么，体现这种机会均等的原则，就不符合公平原则。

三、教育成本分担的难点问题

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难点可能不少，下面我们仅谈三方面：一是成本核算难；二是配套政策难；三是观念转变难。(www.xing528.com)

1.成本核算难

对实际教育成本的核算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北京大学丁小浩教授所说，我们迫切需要设计出合理的教育成本核算方法，以遏止相关部门的乱收费（《新华网》，2004年2月4日）。教育成本核算，不同于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核算，它不能根据现有财会准则进行简单核算，其主要原因是，教育成本的内涵较为复杂，许多成本要素尚存在广泛争议，而且很难获得较为准确的估算所需数据。如，离退休职工的工资、福利津贴和住宅等，是否应计入教育成本之列，还未达成共识；学校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以及固定资产潜在租金损失、在读学生的社会机会成本等数据如何加以估算，这些在理论上都未完全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教育成本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学校当年度经常性经费总支出、科研经费总支出（按一定比例折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固定资产潜在租金总损失、社会机会成本（学生因上学而未工作可能造成的社会纯收入的减少）、国家有关部门给学校优惠贷款的利息节约额等。在这些数据中，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固定资产潜在租金总损失和社会机会成本等，是核算的难点所在，这不仅涉及固定资产的普查、折旧率或折旧期限以及潜在租金率的选择，还涉及社会机会成本的估算问题。一般而言，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等，土地可以假设无折旧，建筑物的折旧率可参照本地区办公大楼的折旧率（一般为2％～3％），仪器设备的折旧率可用8％～10％，而土地、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等的潜在租金率，也可参照本地区相关数据。因此，只要普查得出学校固定资产总存量，上述数据还是不难算出的。当然，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和固定资产潜在租金损失方面，我们或可参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方法（参见第三章相关内容），但他的方法是否适合我国的情形，还须有关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2.配套政策难

我们以为，实行研究生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是扩大研究生教育供给和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的重大政策选择。一般而言，采取教育成本多元分担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教育供给，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学校的财政状况，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改善教学条件。

但是，如果国家和学校没有实施相应的配套政策，其后果可能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单纯实行成本分担方案，首当其冲的影响将是有才无钱的学子，他们出于经济能力考量，将可能永远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从而，近者说，可使学校的生源质量受到较大冲击，进而影响其培养质量，远者而言，将影响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如此，对实行成本分担的真正有利人群，将局限于有钱的学生，因为在教育机会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将获得更多的深造机会，而对贫穷的学生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如学费增加1000美元时，处于最低收入水平家庭的黑人学生的入学率将下降8.5％，白人学生下降4.6％；而对最高收入组别的白人学生入学率的影响接近于零，对最高收入组别的黑人学生入学率的影响则仍然较大，其原因是，与白人家庭相比，黑人家庭拥有的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财产较少^[12]。

因此，国家和学校如何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实施成本分担方案的难点所在，因为一方面学校要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又要确保生源质量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其实，笔者以为，我国现时的教育资助体系已比较完善，如我国早已建立起了奖、助、减、免、贷、勤等体系，只是其数据和规模还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学生需要。就以贷学金制度为例，我国现时提供给学生的贷学金数量偏少，而且要求学生的还贷时间也太短，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求学问题。比如，个别地区给每位研究生的贷款总额控制在6000元以下，而还贷时间规定为学生毕业后4年内。如此，在实行研究生成本分担机制之后，这点贷款额度可能仅够学生半年的学费，而他们的其他所有学费及生活费仍将无从着落，因此还不能体现贷学金制度的好处；再者，学生还贷时间应参考某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如毕业后10年或15年内还清。

我们以为，我国的贷学金额度应至少提高到全额学费水平，并根据学习时间的长短，给予真正有困难的学生每年提供全额贷款，而学生的还贷时间也应至少延长到毕业后10年。当然，客观地讲，限于国情，要国家马上采取这些贷学金制度，的确存在较大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的财政并不十分宽裕，二是我国公民诚信理念或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受理银行出于风险考量，都极不情愿把钱贷给学生。虽然，国家对贷学金受理银行采取核消呆死账和适当补贴利息差额的做法，但银行出于对复杂的追缴程序和过高的追缴成本等因素考虑，都对贷学金制度持冷漠态度。我国地域广阔，人员流动性大，以及制度存在缺陷等方面原因，给一些诚信较差的毕业生拖延还贷甚至逃避还贷，提供了有利机会。因此，国家要实行更加完善的贷学金制度，应尽量通过法制建设和宣传教育等手段，建立起国民的诚信体系，如建立更加先进的身份证体系和信用证制度、实行家属或朋友的联保制度、与业主实行连带责任制等。不过，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直至真正树立起国民的诚信理念，并不是一时半刻之事，而是要国家花费大量时间、财力和物力才能做到的。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国家要实行配套政策，的确是比较困难的。此外，对学校而言，由于经费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要建立起奖、助、减、免等完善的资助体系，以确保优秀生源不致流失，也是困难重重的。

3.观念转变难

对研究生教育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福利性的教育政策。我国现时的研究生类别可分为四种，即计划内统招生、计划内定向生、计划外委培生和计划外自筹生等，其中计划内统招生占了绝大比例。对于计划内统招生，我国至今不但实行免缴学费的做法，国家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额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金。若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学校、社会和学生个人（或其家长）可能在观念上都一时难以转变。

例如，某些学校的领导认为，实行成本分担后，研究生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不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还可以得到适当改善。其理由是，通过学校的配套政策，将使学生所获得的各种资助总额平均起来超过所交学费。笔者以为，这是学校领导对实行成本分担机制的曲解，因为学校之所以要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主要是要提高学校的财力和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从而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准。如果我们不仅把所有学费通过奖、助等途径，全部返还给学生，而且还要学校额外增加投入，这将违背国家实行成本分担机制的初衷，而且对改善教育质量也不会有多大助益。

对社会而言，在观念上的普遍误解是，所谓缴纳学费上学，就是“全自费”上学，或者认为免缴学费上学，就是“免费”上学。其实，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已很清楚地说明了，任何层次的教育，其培养费用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某一方（如国家或学生个人）来承担，国家或学生（家长）都或多或少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教育费用或教育代价。如对于免缴学费上学的计划内研究生来说，他们除了要承担部分直接成本（如住宿费、纸笔费等）外，更大部分就是承担了间接成本，或说付出了间接代价（即机会成本），因为研究生均已成人，他们若不上学，也会获得相当数额的工作收入。如我们通过对江、浙、沪三地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得知，2003年研究生的机会成本达到35857元（在此已考虑到了失业因素）。另外，根据我们的实证测算，对于缴纳学费上学的研究生，其所缴学费总额仅达到学校培养成本的24％。因此，所谓“全自费”或“免费”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

此外，对学生个人或其家长而言，也存在某些观念上的偏差，如我们从江、浙、沪的实际调查中得知，不少学生认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读研究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所有教育成本，即不同意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或说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只有国家全部承担培养成本，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有研究生甚至认为，以前读研究生都是“免费”的，而实行成本分担后，对后来的学生不公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学生对市场经济规则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曲解或误解。

当然，我们认为，转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国家和学校应该通过新闻媒体等，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如此，在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时，才有可能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

【注释】

[1]赵德营，“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模式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第68—70页。

[2]王晓光，“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财会改革”，《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06—106页。

[3]赵德营，“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模式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第68—70页。

[4]同上。

[5]王卫星、宋晔，“高等院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初探”，《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22—26页。

[6]同上。

[7]赵德营，“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模式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第68—70页。

[8]王卫星、宋晔，“高等院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初探”，《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22—26页。

[9]厉以宁，“读《教育产业论》”，《教育研究》，1998年第9期，第74—75页。

[10]王序坤，“教育成本的分担原则及其选择”，《经济发展研究》，1999年第5期，第57—60页。

[11]王序坤，“教育成本的分担原则及其选择”，《经济发展研究》，1999年第5期，第57—60页。

[12]钟宇平、陆根书，“西方学者论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公平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8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