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效益测算及其特点

第三节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或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认识水平达到一个崭新阶段，具体讲，就是人类社会在认识“物质与人”的关系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它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时代的到来。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的生产性投资，仅看成是物质资本的投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主要视物质资本的投入质量、数量以及劳动力的数量而定，而忽视了劳动者的智力因素的巨大影响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中巨大作用的被认识，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方面，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比例越来越高，20世纪初为5％～10％，50年代上升到50％，90年代，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已达到90％以上。这些因素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有关经济学理论，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从而也促使人们把思考的焦点，从物质的因素转向人的因素，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诞生的社会基础。

一、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

现在，教育经济学的最主要理论基础就是人力资本理论，它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理论，到70年代，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是，人力资本作为概念的提出者，并不是舒尔茨，而应该是哈佛大学教授J·R·沃什（J.R.Wash），他在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一文中，已将人力资本纳入到资本概念范畴。他首次郑重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对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作了简单的测算。这一概念的更早的提出者，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他在1776年，“就把劳动者的技能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他的固定资本定义中，也包括了人力资本。”^[20]但是，在舒尔茨之前，并没有人把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成为较系统的科学理论，而只是简单地提及“人力资本”是不应被忽视的一种投资因素，尽管他们也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那么，什么是“人力资本”呢？简言之，人力资本是反映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的一种指标。舒尔茨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将有关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描述为“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总和”。依此，“人力资本”的概念可定义为：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21]。或说，“人力资本”就是，在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当作“资本”来运用或运作的人类素质。另外，人力资本的性质是私有性、竞争性和排他性，这是由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的。

众所周知，对一个人而言，其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与年龄、智力水平、经验、受教育培训程度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因而，可以这么说，根据本书第十一章教育层次论的观点及其“标的性人才”的概念可知，只有那些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即“标的性人才”中的人，才是生产劳动的载体，而生产能力作为一种资本存量，是可以通过对人的教育投资而提高的，所以，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倡导者们就从经济学角度，将所有在人身上所进行的旨在提高其生产能力的投资，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22]。

从“人力资本”的概念可知，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涵是指对人的智力投资，而纯物质上的投资（如给孩子物质享受等）却在其次，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使人们误解为金钱投入数量。

舒尔茨在1960年曾对“人力资本”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正规学校教育的支出，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一切开支。这项开支不仅包括全体教职员工的薪金、实验室仪器、设备、建筑物、固定资本的利息费、支付给教师和学生的奖教金、奖学金以及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一切费用（如保健费等），还包括学生在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舒尔茨认为，要估算学校费用的困难并不大，但要估算教育机会成本却是相当困难的。但这项成本又必须加以考虑，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均已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完全可以找到某种工作而得到一些收入，这项收入在美国或许是相当大的。根据他的估算，美国20％左右的高等教育成本，应归为学生所放弃的机会成本。在20世纪初，这项成本大约占美国各级教育总成本的1/4，而1952年升到大约2/5，其所占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这也是美国教育实际成本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2.职员在职培训费用。这些培训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训和企业内部开展的岗位培训。各国在职培训开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其费用大约是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每年投资在这些方面的费用大约为150亿美元^[23]。这项费用包括个人和单位支付的学费、交通费、在学期间的工资、师资、设备等费用，甚至对那些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培训的所有费用也应估算在内。

3.人员迁移费。舒尔茨认为，由于地区间工作性质、环境、待遇以及就业率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包括获得更高的工资收益或更能发挥自己工作特长的职业，哪怕工资比以前为低），他和家庭都有可能不断迁移。这笔费用也应计算在内。人员迁移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像中国这样受到户籍制等因素的制约而困难较大。人员的不断流动、迁移，既可以调剂劳动力市场，又可以使人才发挥较大效用，使学非所用或专业不对口现象尽可能减少，从而提高人才的利用率。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人员盲目迁移，可能使一个地区的就业前景更加黯淡、治安环境日益恶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变得更加难以落实等。更重要的一点是，人员盲目迁移还会使本来就因人才匮乏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或后劲疲软的地区雪上加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经验来看，这种人员的大量迁移，应该说，其优缺点兼具，因而并不能笼统而谈。

4.移民的支出或节省。对一国而言，移民有移入和移出两类。对移入国来说，显然是有利的，而对移出国则是一项重大损失。因此，对一国而言，从教育费用的角度看，的确应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尽可能不使人员移居他国。如美国每年可从外来移民中，节约教育费用超过300亿美元，这是相当庞大的数据。在发达国家，由于报酬优厚，工作条件优越，社会福利较好以及其他因素等，往往每年能够吸引大量的人员移入，而且这些国家常常设立较为苛刻的移民条件（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移民计分法中，就设立有许多“霸王条款”，包括高学历、较高职称或拥有巨额财富等），致使大部分移入者都是具有一定技能的成年劳动者，如此，这些国家每年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教育费用，而且这些移入人员大多是可以即时作出社会贡献的人才，这对移入国真的是极为合算的。即使是未成年者，也可以节省大量的养育费和入境之前的教育、福利、医疗等费用，这些费用累加起来也是非常巨大的，对移入国也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在考虑移入国的总教育成本中，如果可能，都应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并适当加以扣除。换句话说，就是移入国的教育收益显然要比移民未移入时的效益高些。反之，对移出国来说，人才的流失，却是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在教育总成本中附加进去，如此，移出国的教育效益显然就要低些。

5.其他与教育有关的各种费用。如教育当局或学校教员出国考察、培训、出席国内外有关会议的费用；为了维持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行而专门设置的保健、咨询及其他服务性开支；为农业人员举办的有关推广教育、人员培训等活动费用。这些费用也是相当巨大的。

但是，在此应该说明的是，以上所提及的这些费用或成本，从理论上讲，都应加以考虑，否则，所计算的结果，必然含有很大的水分，也很难令人信服。不过，在现有条件下，在计算教育收益时，上述许多费用或成本是难以估算的，如移民的成本、国内迁移费等。所以，教育经济学在进行效益计算与分析时，得到的结果必须加以修正，但其修正参数很难确定，有的可能是根据经验或估计而得，而有的却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如美国学者丹尼森用60％作为修正参数，就是根据经验得出的，但这一参数是否可靠，却无人能予证明，也很难加以证明。这也是许多学者，尤其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颇有微词的原因所在。

随着国家统计技术的进步和国家有关制度的日臻完善，获取教育和经济方面的信息、数据越来越容易，因此，教育经济学的有关计算结果也必将越来越精确，它也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重视，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倡导者们，应该说，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修正了人们过去的传统观念，把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因为从重农主义时代开始的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物质，尤其土地，看作是决定人类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生产要素。即使20世纪初以来的许多经济增长理论，都同样极端地看待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理论核心都是以物质资本的运作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劳动者智力这一极端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素质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而物质资源（包括可再生性资源和不可再生性资源）却在其次。因此，这一新理论的核心，就是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人力资本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更大，舒尔茨认为，这一点是现代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特征。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人类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不断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可以导致新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如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核能的发现与利用、太阳能的利用等。如此，经济增长将不因该国或地区的土地资源匮乏等物质上的原因而中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资源匮乏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口的素质，使科学技术不断得到进步，以及使这些技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应用，从而弥补其他方面的种种缺陷，如日本和德国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能从废墟中迅速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大国，主要依靠的就是对人的潜能的挖掘，这是“人力资本理论”正确性的极有力的佐证。

因此说，只要不断提高人口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由高水平的人才推动的科学技术进步及其有效应用，就会成为经济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动力。这已为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如根据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初，在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靠科学技术知识增长的只占5％～10％，20世纪中叶，上升为50％左右，到20世纪80年代已上升到60％～80％，90年代有些部门已达到90％以上。”^[24]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投资越大，个人接受教育的层次就越高。比如，贫穷的多子女家庭，因无力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其子女的受教育层次多半不高，而低层次的人才往往意味着只能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因此，多子女的贫穷家庭本来指望“子女多，挣钱养家的人手多，从而尽早脱贫致富”的愿望，往往落空甚或事与愿违，其结果却使自己和孩子代代疲于奔命。概而述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要点如下：

1.人们在教育方面的花费并不单纯是一种消费行为，它还具有投资行为的特点。教育方面的花费是相当巨大的，人们可能不遗余力地把有限的积蓄，甚至不惜举债筹款来支付本人和子女的教育费用，其原因“并不是单纯为了眼前的享乐，而是为了未来在金钱和非金钱方面的回报”（Mark Blaug，1967）^[25]。如对健康有更好的认识，可能对人们的健康长寿有助益；可以在未来自主地获得其他方面的教育；可以对人生的意义有更好的认识，并更有目的性地参与社会活动；可以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或得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以及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的信息，并随时可能转换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上等。这些都足以说明教育的确具有投资行为的特点，而不单纯是消费行为。

舒尔茨曾指出：“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作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作出贡献。”^[26]这就说明，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性的投资，它并不一定能获得即时回报，而是在未来的社会活动中逐渐显现其内在价值和意义。而且与物质资本投资不同的是，通过教育投资而提高了的人力资本，并不是一次性回报的，而是可以获得长期的、终身的益处，即获得的能力，始终蕴藏在人的体内，在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下，就可发挥其作用，并取得回报。

我个人认为，判断一种花费是消费行为还是投资行为，主要是从花费行动的初始动机和实际结果或效果来衡量的，而且主要是看后者。如果人们的花费行动，其动机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其实际结果或效果也是如此，并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则这种花费就应该是消费行为，而如果这种花费行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以金钱或物质利益为目的，而其实际结果或效果也真正实现了这一目的，那么，这种花费就应该是投资行为。比如，人们购买了一部汽车，如果其动机是为了载客赚钱以养家糊口，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则这种购车行动方面的花费就应该属于投资行为，但是，如果购买的车是为了充当交通工具或获得其他精神方面的享受，其实际情况也真是如此，那么，这种购车行动方面的花费就应该是消费行为。因此，根据这一标准来衡量，很显然，教育投资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有消费行为的特点，也具有投资行为的特点。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笔者将放在第五章的相关章节中进行。

2.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这一点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立论要点，舒尔茨曾用大量证据证明人口的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人口素质主要指人在后天培育起来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一生中的社会活动，包括改造自然、创造财富以及改造社会等方面，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绝大多数是靠后天的教育来实现的，包括父母的家庭教育、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学校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在现代社会，衡量人口素质指标主要是受教育的层次和程度，一国或一地区受教育者的教育层次和教育程度越高，数量越大，说明其素质越高。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受高等教育人数已占同年龄段人口的60％以上，日本也已达到35％左右，这么高的人口素质，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近几十年内，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由于现代社会大生产的技术要素含量越来越高，技术性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因此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低层次的劳动力根本无法接受、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的复杂的高新技术知识，他们只能从事较简单的劳动，并获得较低的报酬。从长远来看，这种低层次人才，不但根本无力承担发展经济的重任，甚至还可能给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从而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因为他们所耗费的生活资料与高素质人才相比，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他们的贡献是无法跟后者相提并论的。

两百多年前，著名的马尔萨斯（T.R.Malthus）“馅饼”理论以及古典经济学派的有关理论都是强调物质，尤其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素质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尔萨斯甚至断言，由于土地的局限性和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世界必将陷入饥饿之中，世界各国必将因粮食问题而展开殊死争斗甚至进行残酷的战争。

国外一些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如美国学者布朗就曾指出，全世界将因中国的粮食和肉类消费，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使全世界都可能变成贫困或受饿^[27]。但近代各国的发展事实表明，世界并未真正陷入饥饿穷困之中（除某些国家的天灾人祸之外），而是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各国的经济水平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国家和个人也越来越富裕，中国就是这一方面的最好例证。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口素质越来越高，现在中国不但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人民的富裕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因此说，我认为，土地资源等因素决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高素质的人才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克服制约经济发展的几乎一切障碍。拥有高素质人口才是国家的真正希望所在。

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表明，各国或地区儿童的智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各国或地区的人的智力水平却差距拉大，其原因，显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教育水平的差异引起的。当然，这种教育水平的差异可能主要反映在教育观念、制度、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中国教育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曾联合发出禁止中小学生出国留学的通知，其依据之一，就是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水平并不比国外低，在基础理论知识等方面，甚至还高于其他国家，我们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差的可能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可以通过改革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来加以改进的；另一依据主要是我国中小学生的生活独立性较差，但这种能力也是与教育方式相关的。

所以，人口素质是最为重要的，提高人口素质靠的只能是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人口素质就会水涨船高。目前，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其原因就是要全面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非常有必要和重要的。

3.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比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更大。舒尔茨认为，社会越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将越为显著。在19世纪之前，物质资本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时90％以上的经济增长有赖于物质资本投资，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机械生产逐步取代手工作业，而机械生产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都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因此，对劳动者的智力要求也较高。(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以来，尤其以信息技术、航天航空、光纤化工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劳动中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与教育有关的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比率也越来越大。舒尔茨曾研究表明，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20％是因资本投资引起的，而约80％是与科学技术的作用有关。我们在上面章节也已提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靠的是高水平劳动力的推动，教育的作用就是能提高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就显得异常重要，它的作用，在目前社会的许多领域已取代了物质资本投资，而处主宰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舒尔茨还指出，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比物质资本的增长快，即：资本积累的趋势，有从物质资本积累向人力资本积累转移的特征；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等等。这些问题，将在以下有关章节中逐一加以分析探讨。

【注释】

[1]http://baike.baidu.com/view/101206.htm.

[2]Ibid:

[3]http://www.souku.com.cn/viewtitle.jsp？url＝4205466.

[4]http://www.souku.com.cn/viewtitle.jsp？url＝4205466.

[5]林荣日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以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6]马洪、孙尚清编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7]同上。

[8]林荣日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以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

[9]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0]同上书。

[11]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10页。

[15]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单行本，第19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17]林荣日，“教育层次论：‘标的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复旦教育》，1999年第1期，第28页。

[18]蒲心文编著，《教育经济学初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页。

[19]林荣日，“教育层次论：概念、假设、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复旦教育》，1998年第1期，第35页。

[20]〔美〕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1]林荣日，“教育层次论：概念、假设、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复旦教育》，1998年第1期，第34页、第35页。

[22]同上。

[23]蒲心文编著，《教育经济学初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24]林荣日，“教育层次论：概念、假设、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复旦教育》，1998年第1期，第34页、第35页。

[25]Mark Blaug，“The Private and Social Returns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Some Results for Great Britain”，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Summer 1967），PP330－346.

[26]《世界经济情况》，1980年，第5期，第28页。

[27]林荣日，“教育层次论：概念、假设、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复旦教育》，1998年第1期，第34页、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