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天道是不变的。建立在这个天道之上的宇宙和谐也是不变的。从先秦至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天人合一的积极道路。当士人从这条道路中被抛出来时，一般进入三种心态。第一类是转入道家轨道，进入人与自然的直接和谐。这前面已说过，后面还将详说。第二类是虽然被从君臣之路上抛出，或一直进不去，但在失落中却一直执著地追求着、幻想着和谐，它从《诗经》、《楚辞》开始，在文学上以反反复复出现的相思模式[18]表现出来。我们举欧阳修的《踏莎行》为例: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中国文化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和夫妇是同构的。从屈原始，士人往往以夫妇关系比喻君臣关系。这首词，上阕是游子在外思念在家妻子，下阕是妻子在家思念外出的丈夫。整首词既可解释成上阕是实写，下阕是虚写，即妻子的思念是在游子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在想念别人时(当此人与他的亲爱关系是清楚的)，总会认为此人也在想他。王维七言绝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属此类。但对《踏莎行》我们也可以说下阕是实写，上阕是虚写，丈夫的思念是由思妇想象出来的。但更应该作太极图式的理
解，丈夫的思念和妻子的思念，就像太极图中的黑与白一样，难以分出，也不必分出谁虚谁实，它表现为双方的思念。当一方以为另一方在思念他的时候，他会更坚定自己思念的情感。思念模式艺术地表达了中国文化处于不和谐的分离状况的人对和谐的信赖和追求，表现了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幻想，而正是在这一幻想中，文化的和谐得到了保存。
第三类是虽然对个人能追求到和谐已经绝望，但对文化的和谐，对天道的规律仍怀着深深的信赖。这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里典型地表现出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以前的历史上有过盛世明君，自己未赶上，按循环论，以后也一定还有盛世明君，自己又等不到了。天道悠悠，盛衰循环，只有自己身不逢时，这是个人的巨大悲哀。但是在这大悲哀中，又怀蕴着对文化天道和谐运转的巨大信赖。正是这种绝望中的信赖，使文化的和谐得以保存。
由于以上三类心态的保护，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和谐模式基本未变。
西方文化的和谐是建立在实体、形式、明晰性的文化性质上的。随着文化的直线前进，西方文化的宇宙模式不断变化，天人合一的方式不断变化，和谐模式也不断变化。进入现代，一方面随着知识的扩大，人们已经从生态环境、生物圈的高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宇宙的整体规律又显得不可能知，一种宇宙的整体和谐是不可能的，谈论人和宇宙的最终关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实际处境。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人有一种荒诞感。因此从科学的观点看，西方的和谐走着一条曲折的路，从哲学的观点看，西方和谐的轨迹是——从和谐到荒诞。关于荒诞，本书第六章要详细论述。
【注释】
[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2]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5页。(www.xing528.com)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5页。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5页。
[7]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6页。
[9]同上书，17页。
[10]同上书，17页。
[11]同上书，27页。
[12]同上书，19页。
[13]同上书，26页。
[14]同上书，24页。
[15]同上书，26页。
[16]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4页。
[17]中世纪和现代有例外，但另有原因。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二、四部分。
[18]参见拙著:《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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