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和谐产生的不同起源

第一节　中西和谐的不同起源

一、中国文化“和”的起源

中国文化“和”的观念是从原始仪式开始的。《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羹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话反映的是还带图腾遗迹的原始巫术仪式。图腾，即人以为自己来源于某一动物或自然物，便将此物作为自己的保护神来崇拜。“百兽率舞”即以各种动物为图腾的诸部落联盟在一起举行仪式。远古人把自己及与自己相对立的自然看作由神主宰，认为部落内部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关键在于人与神的和谐。而人与神的沟通是通过狂热的仪式活动来达到的。原始仪式是舞、乐、诗(咒语)、剧(舞有一定的情节)、饮食(很多仪式有祭品)的统一。《尧典》那段话既表明了远古原始仪式的一般性质:以“神人以和”为目的；又表现了中国原始仪式的特色:其一，它强调培养一种和谐的人格在神人之和中的重要性；其二，在仪式的诸因素中特别强调音乐的作用，人心的和谐通过音乐的和谐达到宇宙的和谐，乐也因而可以作为仪式的代称。为什么音乐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音乐是最具神秘感的东西，它能一下子打动人的情感，骤然改变人的心境，以节奏为主体的原始音乐能奇妙地使很多人的行动整齐一律，神的力量被最大地附会在音乐上。还需要强调的是，很早就进入农耕社会的中国古人在对自然的细心体察中确实悟到音乐与气候的一些对应关系。在农业社会里，气候集中地表现了自然的变化、运动、规律和威力。当人们的观念随着实践能力的增长而渐渐理性化时，由神统治的自然界也转为以“风”为代表的自然界，原来人通过音乐想达到的人神和谐也转为通过音乐去达到风调雨顺，所谓“乐以调风”。自然界由神到风的演变在资料中也有迹可寻。《左传》记载了一大群风姓部落，即以风为图腾。古文字风与凤是一个字。凤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从帝俊到舜，从少昊、后羿、蚩尤到商契都与凤鸟有关。古代有关乐的起源和传说除后起的与祖先有关外都与风和凤相连。在理性化的过程中，风渐从凤中分出而自然化了，从感性上看，乐不可见而可感，是通过风来传播的，自然之风同样不可见而可感，由风到之处事物的摇动而表现出来。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乐在沟通人和以气候为代表的自然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国语·周语(上)》有一段关于省风的详细记载，说立春之前阳气充满而上升，土地化解而松动，司管气象和农事的各官密切地注视着星宿日月和风土的变化，不断地把情况报告国君，国君督促各官作好籍田的准备，这时乐官的一项职责，就是通过乐器的音响效果听测风土的变化，判断协风是否到来。风从乐上可以测知，反过来，乐也可以影响风，通过乐来达到风调雨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泠州鸠曰:‘……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作乐就是为了调风，《淮南子》说:“夔令六律调五音以通八风。”《国语·晋语(八)》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国语·郑语》史伯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在古人看来，乐，不仅是气候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和谐问题。《国语·周语(下)》中泠州鸠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古人通过音乐要达到的是宇宙和谐的最高理想，魏晋人阮籍用更理性化的语言表达了同一理想:“昔圣人之作乐也，将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乐论》)古人通过音乐所追求的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社会政治的和谐，整个宇宙的和谐。古人一再强调圣人作乐，也因与政治有关。在农业社会中，政治主要由农业生产来保证，然而乐又不仅是一个带政治性的农业生产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各阶层的和谐问题，一个政治伦理问题，社会伦理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紧紧联系起来，一道构成中国文化整个宇宙的和谐。

中国文化的和谐观念源于音乐，音乐的和谐主要强调政治功能: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就在这两种和谐中达到文化的最高理想——宇宙和谐。再强调一下，古人之所以从音乐和谐中发现宇宙的和谐，在于音乐与风的关系，风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概念气的前身，这决定了中国文化和谐观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除了由“乐以调风”到宇宙和谐这条线之外，中国文化和谐观还有一条一样饶有兴味的发展线索，即由乐到味到宇宙和谐。这与帝王的饮食有关，上古的帝王是每食必乐，即每顿饭必有音乐歌舞相随。这仍源于原始仪式。帝王饮食时的场面结构:诗、乐、舞、饮食与原始仪式的结构是相同的。上古的帝王本由原始的祭司演变而来，现代人类学著作指出，在原始的观念中，祭司身体的安危与整个部落的安危息息相关。同样，上古帝王掌握全国大权，他的身心健康对全国人民的命运至关重大。因此原始仪式演化为帝王的饮食仪式后，整个仪式的结构——饮食、诗、歌、乐、舞——其功能都在于保证帝王的身心能和谐健康地运转，所谓“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国语·周语(中)》)。大概与既然是饮食仪式，首先就要把东西吃到肚子里有关吧，在仪式里，味对于帝王身心健康的作用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晏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古人还对味与政之间的具体影响关系作了详细的阐明:“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国语·周语(下)》)。这是对饮食仪式的综合论述，如果专论味的话，则是“味以行气，气以充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昭公九年)。形成了味——气——志——言——令——政的逻辑，简言之就是味和，气和，心和，政和。这里中国文化的特色，味之所以与心有关，在于与气的联系被充分凸现出来了。如果说音乐的和谐与自然之气相联系构成中国文化宇宙和谐的基础，那么饮食和谐与人体之气的联系则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烹饪用的鼎在上古成为国家的最高象征。“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件重要的资历是他在饮食上的知识和技能。照《史记》和《墨子》的说法，商汤的宰相伊尹原来是个厨子。照有些资料上说，伊尹之获得汤的赏识，最初是由他的烹调技术而来的。”^[1]饮食的和谐和音乐的和谐对中国文化在秦汉时期最终确定整个宇宙和谐体系起了重大作用，而这两种和谐的最大特色，一是与政治紧密相连，二是以气、风这类模糊的功能性东西为传导。(www.xing528.com)

二、西方文化和谐的起源

西方文化和谐的起源也是从音乐开始的。音乐具有的神秘性在任何文化的原始时期大概都是一样的，在希腊神话中有阿波罗用琴治疯病、埃菲用号吹塌城墙等故事。但当文明的曙光临照希腊半岛，毕达哥拉斯从音乐的秘密中探出宇宙的秘密时，走的是科学之路。音乐的秘密在于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了音程学，他们最早发现了发音体上长短、粗细、厚薄等的差别与音调之间的比例关系。数造就了音乐的和谐，造就了音乐的美，数的和谐不仅是音乐美的本质，也是一切艺术的本质。建筑的美在于数的比例，雕塑的美也在数的比例，毕达哥拉斯的再传弟子波里克利特在《论法规》中为人们建造美的人体雕像制定了具体的数学比例。毕达哥拉斯(再不就是他的门徒)说过:“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美的本质就是和谐，和谐在于合理的或曰理想的数量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音乐通过风、气达到宇宙的和谐，在古希腊文化里音乐通过数达到宇宙的和谐，正像气是中国宇宙根本性的东西一样，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事物的质都必然是特殊的，只有数才是无始无终的。不是质决定了量(大小、长短、轻重、疏密等)，而是量决定了质，不同质的物质不过反映了不同的数量关系，所以，用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说明宇宙都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宇宙间一切现象无不可以用数来计量。”^[2]因此，人的生命也正是一种和谐，身体可以比做一张琴，不过在人身上热与冷、干与湿的对立代替了长与短、粗与细的对立；整个天也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任何物体的运行都会产生一种声音，日、月、星辰也不例外，它们的声音决定于它们的速度，它们的速度又决定于它们的距离，仍是数的关系使诸天体发出上天的音乐。

中西文化和谐观念的起源都关系到音乐，但西方强调的是音乐的科学性格，中国着重的是音乐的政治功能。西方的和谐是用明晰的数来说明的，经过数而获得宇宙的普遍性，中国的和谐是用模糊的风和气来说明的，经过风和气而上升为一种宇宙的性质。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和谐理论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