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宁夏汉代历史-走进青铜峡

第二节　两汉时期

一、灵武县治

1.灵武县

西汉时期，在宁夏地域上先后发生过历史性的变迁。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多次反击匈奴，将河套以南的匈奴楼烦、白羊王逐出塞外，重新收复秦始皇时开发的“新秦中”大片土地，再迁内地老百姓到这里屯垦、畜牧，重新修筑秦始皇时黄河沿岸的城堡，以加强防御。尤其是银川平原的黄灌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开发。同时，北地郡由于北部移民与屯垦的不断推进，北地郡的治所也逐渐向北推移，辖19县。宁夏北部新增灵武县、灵州、廉县三县。

西汉灵武县治在典农城，因灵武口而得名。灵武口，即今贺兰山大柳木高大口子。柳木高山，在青铜峡邵刚境内，南为大柳木高，海拔1579米；北为小柳木高，海拔1514米。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莎罗模山，城(今银川)西南100里，近贺兰山灵武口，水自地涌出。”莎罗模山，其下有泉，泉旁有龙祠，当地人遇旱祈雨，遇雪祈晴，特别灵验。柳木高，相传有一姓柳的王爷带兵打仗，在此山上观阵指挥而得名。

宁夏在汉时期所处位置

灵武县，辖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是银川平原西岸最早的县级建制之一。灵武县是汉武帝拓边屯垦的产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灵武县王莽时改为“威戎亭”。东汉时废，但城址犹存。

2.北岔口长城

北岔口长城在青铜峡境内南起广武芦沟湖，北至邵刚磨石口，全长40公里。长城最北端的北岔口有一段长城是迄今宁夏境内西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分。北岔口长城位于贺兰山东麓邵刚堡的营子山处，南北走向，西临内蒙古自治区。北岔口北侧的营子山上，由数层纵横交错的石砌、土筑长城，墩台，壕堑，关隘，城堡，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长城随山势走向而修筑，蜿蜒起伏，气势磅礴，雄伟壮观，被誉为“宁夏的八达岭”。此段长城不仅保存完整，而且构筑方式、结构很有特点，走向形式也较复杂。

北岔口长城烽火墩

这两道长城，南为石砌，北为土筑，间距3～5米，向同一方向延伸。土筑长城有黄土和沙砾夯筑而成，墙高8米，基宽6～8米，顶宽2.5米，女墙高1.1米。石砌长城是由不规则的石块砌筑而成，高3.6米，基宽2.5米，顶宽0.8～1.2米，女墙残高1米左右。营子山东侧一个山脊上筑有烽火墩1座。烽燧东南还有残墩10个。横跨北岔口的土筑长城，宏伟壮观，似一条巨龙向南北方向延伸而去，长城底层铺筑有厚15厘米的沙石板层，以白灰抹缝，其上石砌墙基1.5米，石基之上墙身为黄土夯筑。长城沿途每个山沟处都建有一个涵洞，主要是排泄山洪的，涵洞用较规则的长条石修建，有数个洞眼。长城西侧40米处是一道沟堑，深2.6米，宽9米。

北岔口长城沿线城墙之上每隔3～5里，有跨墙墩台1座。长城沿途还设有许多烽火墩，烽火墩一般都选在地形较高的高山台地上，这些烽火墩远近不等。烽火墩除山上的用石砌外，山下一般都是用黄土夯筑。每遇敌情，白天燃烟，夜晚点火。点火和放炮的数目据来敌的多少而定，使千里防线，在数小时内便可得知敌情。

邵刚境内的北岔口长城充分体现了长城的建筑特征，是明代宁夏长城的一个缩影。几百年来，他巍然屹立于边关，经受了多少狂风暴雨的冲刷和烽烟战火的洗礼。在那高大的城墙上，同样记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击外患的战斗历史，谱写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壮丽篇章。

北岔口长城有学者认为是明嘉靖年间修建；也有学者认为汉代在这里就修建长城。

二、汉匈战争——农牧文明的碰撞

汉朝基本继承秦制，地方政权除实行郡县两级制之外，又在一些地方分封诸侯。到汉武帝时，由于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恢复了河南地——新秦中，大量移民实边，不仅增设了新的郡县，还在全国设立13个州刺史部，分别对郡国进行统一管理。

在汉代，今青铜峡全境归北地郡管辖。北地郡上隶属于凉州刺史部，下辖19个县，其中在宁夏境内已知除富平、朐衍(今盐池)两县外，还增设了灵武、灵州、廉县等3个新县。灵武县，东与灵州县隔河相望，北与廉县接壤。灵州县治在黄河洲岛之上，辖境相当于今吴忠利通区、灵武市、青铜峡市沿河地区和永宁县、银川市东部。

追溯宁夏历代政权建制的变迁，始终与军事和战争有关，外患基本上来源于北方。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称呼，如猃狁，在商时称鬼方，西周称猃狁，春秋战国称北狄，秦汉以来称胡或匈奴。大约到了战国时期，北方许多游牧部落经过内部兼并、融合，重新组合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汗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方各游牧民族被统称为“胡”。秦立国时间较短，没有抗击匈奴的屡屡内犯。

汉武帝刘彻即位，在“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当西汉政权完成了中央集权建设，出现民富国强的局面之后，国库充裕，兵强马壮，反击匈奴的军事物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于是汉武帝下决心让中原的“带甲之士”与塞外的“控弦之士”展开一场较量，以解决北方边患。《宁夏历史图经》载：“从元光二年开始，打了二三十年的持久战，主要战役有三次。”其中第三次战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再度联合作战，分别从定襄(治成乐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代郡出发，展开大规模的歼击战。

汉将卫青、霍去病、公孙敖等多次主动出击，迫使右匈奴浑邪王率数万部众归附于汉廷，为了安置这些游牧部落，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分别在边塞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郡辖区内，各划定一方土地，分别建立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安置内附的匈奴部落居住，从此出现了农牧文明的融汇。

三、羌族起义——东汉富平上河之战

羌族也称西戎，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当时内迁的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不断进)。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把持朝政，地方官吏与豪强互相勾结虐待羌人，朝廷当权者也对羌人进行残酷的压迫，激起了羌族的反抗。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朝廷撤回西域都护府及田卒，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随军掩护，羌人惧怕远征不归，行至酒泉时逃散。朝廷遣将军邓和、校尉任尚征讨，屡败。永初二年(108年)，羌人首领滇零打败任尚后，在北地称帝，并联络武都(今甘肃省武都北)、上郡(今榆林南)、西河(今陕西府谷西)诸羌起义，南攻东汉至益州，威震三辅。宁夏境内的匈奴、鲜卑、小月氏等各族人民受到羌人斗争的鼓舞，也纷纷加入羌人的战斗行列。

汉安帝永初六年，滇零病亡，其子零昌继承“天子”称号。因零昌年幼，由羌族酋豪狼莫辅佐。汉族起义首领杜季贡投奔滇零后，被授任将军，守丁奚城(今吴忠南)。

元初三年(116年)，汉度辽将军邓遵率领汉军和南匈奴军万余骑，集中兵力攻打灵州的零昌。元初四年(117年)冬天，中郎将任尚统率五万兵马，与校尉马贤联合进军，进攻北地郡先零羌(羌族的一部)狼莫。元初五年(118年)，任尚派刺客杀害杜季贡。仍坚持战斗的狼莫部，从安定退到北地郡，郡治在富平，汉军紧追不舍，狼莫誓死不投降，与官军血战两个月之久。最后，在富平上河(青铜峡)又展开激战，羌军5000人被杀，羌人男女千余人被掠走，还掳得牛、马、驴、羊、骆驼等10万余头。任尚又收买了羌酋豪号封，让他刺杀了零昌。先零羌最后被打败在富平县(今吴忠西南至青铜峡峡口一带)黄河岸边，起义被镇压。这次历时10余年的羌人起义，使汉廷耗费高达240亿钱。此后，勒姐、沈氐、烧当、烧何、虔人、钟羌等仍时有犯边，但未能对东汉形成威胁，均为护羌校尉马贤先后击破。延光三年(124年)，陇西郡迁回狄道。永建四年(129年)，安定、北地、上郡亦陆续迁回原地。永建五年(130年)十月，汉顺帝百感交集地巡视安定郡、北地郡、上郡等东汉久违和显得生疏的疆土，并慰问了戍边的军士。

羌族人民又在永和四年(139年)、延熹二年(159年)先后爆发起义。《西羌传》云：“自羌叛十余年闲，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辅，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

四、移民开发

1.移民开发与“新秦中”崛起

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开国之初，国家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人口锐减，百业凋敝，国库空虚，财政拮据。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朝廷接受大臣虞诩《请复三郡疏》的建议，再次把河套灌区建设成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军粮饶足”的新秦中。

青铜峡水利枢纽(www.xing528.com)

银川平原黄河两岸，是汉代开发河南地的重点。随着开发规模的扩大，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先后在垦区内设立富平县、灵武县、灵州县和廉县。除秦时修筑的神泉障、浑怀障两处军事要塞以外，又新建南典农城(青铜峡邵刚)、上河城、北典农城、吕城，人口发展到10多万。在行政管理上，各县均隶属北地郡管辖，朝廷另派典农都尉专门管理农垦事宜。据《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记载：汉武帝时，“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蠺食，地接匈奴以北。”在黄河两岸，水位高处，选择进水口，筑坝抬高水位，引河水入大渠溉田。现在银川平原东西两大灌区上著名的引黄大灌渠，如秦渠(秦家渠、七级渠)、汉渠(汉伯渠)、汉延渠(汉源渠)、唐徕渠(唐梁渠)等，都是在此期间开凿或疏浚的。

秦汉时期，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加之黄河水利之便，使河套新垦区很快成为“饶谷多畜”，农牧业发达的新兴经济区。由于汉朝把匈奴赶至漠北，“河南地”数世无战乱，处处“冠盖相望”，“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畜牧为天下饶”，“新秦中”便成为当时国家的又一个富裕之区。原来京畿地区的“关中”(“秦中”)是全国的首富地区，故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现在又在塞上再造了一个“关中”(“秦中”)，所以称之为“新秦中”。

2.汉代移民开发大规模展开

移民这一社会现象几乎是与人类社会同步进行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实，从中石器时代青铜峡鸽子山、芦沟湖时期起，已经开始了青铜峡地域上的原始移民史。从史料记载看，自战国后期开始，经汉唐至明清，移民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如果说秦始皇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是初创时期，那么，西汉则是历代移民实边的定型时期。

西汉耧车

西北边境的安危，是历代王朝十分关注和忧虑的问题。西汉移民实边，已成为巩固边防的一项重大国策，其重点亦在西北地区。

西汉初期，西北边境依旧伴有战争的威胁，边地驻防的人员一年一更换，防军所需粮饷皆由内地转运，费用很大。晁错提出募民徙塞下的建议，被汉文帝采纳了。晁错募民徙塞下，是以军事编制为主。《西汉文纪》卷七记载：“移民居则为民，出则为兵。”这样，一可解决“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的弊端；二可缓解千里转输，百姓徭役沉重的负担；三可寓兵于民，兵民一体。到了汉武帝时，随着军事进攻的节节胜利，移民活动得以大规模展开。同时，大开马政，大量培育马匹，为军事准备工具、为战争储蓄力量。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西汉军队大破匈奴，收复了秦始皇时拓展的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五原等郡。这一年，朝廷募集十万贫民分别迁入这些收复的地区。这是西汉第一次对西北边地大规模的移民。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会战大破匈奴之后，再次将关东贫民70多万人迁移到朔方、新秦中及以西地区，是向西北边疆移民最多的一次。此后，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尤其是宁夏中北部，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地人口的主要成分。到了西汉末年，生存在宁夏地域上的移民及后裔，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而且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宁夏的农业得以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宁夏北部以北地郡为中枢，北方边境相对平稳，民屯与军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派农业与畜牧业兴旺发达的安定局面。同时，中原农作物栽培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青铜峡水田

汉朝在向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同时，还实行军事屯田。军事屯田，是与徙民实边相配合的一种军事性质的防御性措施，是指边防驻军在屯戍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或者缓解军队后勤供应的困难。汉文帝虽然采纳晁错建议实施移民实边之策，但有限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驻军和边防的需要。因此，还要实施军事屯田，来解决和弥补粮秣补给的不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向西北地区派遣60万戍卒，实行规模较大的屯田。这种军事性质的屯田，开历代军屯之先河。银川平原黄灌区，是早期军屯的理想之地。

直到东汉末年，河西地区形势相对平稳，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稳定、富庶和繁华的地方，关中各个阶层上的人都设法离开长安投奔河西。

经历了西汉边境地区相对平稳的年代之后，到了东汉时期，西北边疆又开始骚动，匈奴再次给边境地区带来威胁。不久，周边的羌族又带来“羌乱”，迫使沿边东汉政权内迁，羌族进入宁夏大部分地区。西汉以来移居在宁夏的移民，大批迁回内地。

秦汉时期，宁夏屯田已使用铁制农具与耕牛，农业水利开发已初具规模。农业生产离不开水渠，屯田和水利相伴而生，是生产工具和兴修水利的有机结合，使得秦汉时期的银川平原地区粮食生产不断增多。汉将邓禹说北地、安定等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可就粮养士。汉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认为安定、北地等郡，已是沃野千里，谷稼殷积，说明自宁夏屯田开发以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已显得较为富庶。汉代的移民屯田，在促进当地经济开发的同时，也为宁夏平原县制的增设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先行迁入的屯田者屯垦开发成功后，再行迁徙移民，随之设立县制，青铜峡邵刚的灵武县、典农城的设立即是，也为以后塞北江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水利开发

汉延渠。据《大修汉渠碑记》称：“汉之有斯渠，殆元封太初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1年)。又据《朔方新志水利》记载：浚汉渠者，虞诩、郭璜也。可见西汉已有此渠。

《汉书·食货志第四下》载：“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之后便大量移民开发。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屯垦备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五年，又徒“天下奸猾吏民与边”。这几次大规模移民达80多万人，北地郡是这次移民安置的主要地区之一，从而为宁夏历史上大规模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由于移民数量的增加，西汉政府设立专司垦殖开发的典农都尉主持移民屯垦工作，并筑南典农城(今青铜峡市境内)，北典农城(今银川市境内)，典农都尉的设立和典农城的修筑，说明境内移民屯垦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史记·匈奴传》第五十记载：“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此时，宁夏相继开凿了河东的汉(伯)渠和河西的汉延渠、唐徕渠等渠，保证了屯田用水。西汉在宁夏垦殖100多年，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使宁夏从原来单一的游牧区，逐渐转为农业定居区。此时的人口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汉顺帝命郭璜督促百姓“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堠驿，既而激河浚渠，而军粮饶足”。由于这一时期在宁夏平原重整水利，修复灌溉系统，又促进了宁夏屯田事业发展。汉代的水利开发和移民屯田，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六、墓葬文化

墓地、棺椁、墓室以及墓地建筑等给死人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空间——“阴间世界”。族葬墓地作为一种墓地制度，实际上在先秦时代产生以后一直沿用到近代。中国几千年不同封建王朝的帝王陵区就是这种族葬墓制的衍化和表现形式，成为族葬墓地制的载体。而中国广大乡村每个家族至今还保存有自己的“坟地”“坟山”，它埋葬着本家族祖祖辈辈的亡人。虽然它没有什么规格和位置的规定与排列，但是，它一般是以某一祖宗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分布，形成一错落有致的坟墓群。所有这些，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国丧葬习俗中的主要特点之一。

墓地是死者的归宿，历来为人们所看重，就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也有意识地将墓地选择在附近的高亢之处；秦汉之后，墓地选择成为埋葬死者的头等大事，阴宅风水术随之产生，构成了中国丧葬风俗中的一大特点。风水术在选择墓地中，早期主要是着眼于地理地势，一来选择高地以防潮防水；二来选择地势宽广，山清水秀之地给生人以好的心理感受；但在后来人们渐渐地将死者墓地的好坏直接跟生者的贫富贵贱、吉凶福祸联系起来，于是阴宅风水术日益兴盛，至六朝时期因郭璞作了《葬书》专论阴宅选择与人间吉凶的关系，使阴宅风水术已形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唐宋以后，阴宅风水术不断发展和完善。

墓葬文化在青铜峡历代墓葬中均有体现，这里也集中作一叙述，在以后各章墓葬中不再赘述。

1.关马湖汉墓群

关马湖汉墓群，位于小坝东南30公里。20世纪70年代，根据群众报告，经自治区博物馆调查，在关马湖周围10公里内，总面积10平方公里，包括青铜峡市峡口乡，大约有200座汉墓，1988年被确定为自治区重点保护文物。截至目前挖掘了其中的50座墓葬，发现有各种形制。一是土坑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斜坡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另一种是竖道—墓门—墓室组成。二是单砖双墓室，由墓道—墓门洞—前墓室—过洞—后墓室组成。墓门大多为拱券形，砖砌封门。三是单砖三墓室，由墓道—墓门洞—前墓室(两侧各附一耳室)—过洞—后墓室组成。主体结构同双墓室。四是单砖四墓室(也有双砖建造的)，此类型的墓虽少，但形制特殊，由墓道—墓门洞—前墓室(两侧各附一耳室)—过洞—后墓室组成。关马湖汉墓群出土的随葬品有陶罐、陶壶、陶鼎、陶灶、陶盘、陶瓦当、陶俑等。铜器有铜镜、铜刀、铜钱币、博山炉等。铁器有铁灯、铁盒等。还有铅制车马饰器、玉石和琉璃器、漆片等。从出土的大量文物看，关马湖汉墓建于西汉末至东汉年间，位置是在富平县城附近。

关马湖汉墓群

1984年，青铜峡造纸厂(今青铜峡树脂厂)在基建时，也发现有汉墓，出土陶罐、五铢钱等物，这些古墓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往情况。

关马湖汉墓群面积之广阔，墓葬分布之密集，出土文物之丰富，当与汉代北地郡富平县的设置密切相关。

2.银辉汉墓群

银辉汉墓群位于青铜峡市瞿靖镇玉南村(银辉村已合并到玉南村)西300米处。墓群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已知有30余座古墓，多为石墓室、砖墓室结构。2008年青铜峡文管所抢救发掘了其中一座汉代拱形石砌墓葬，墓室南北长4.2米，东西宽1.55米，墓室底部距封土表面4.8米，墓室底部距墓室圈顶高2.2米，在墓室北端有高1.7米的拱形石砌墓门。在抢救发掘过程中清理出土了一些陶罐、陶钵等随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