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危机的唯一光明通道

自救：走出危机的唯一光明通道

在敲响过七声警示之音后，我们应更加重视解决自身的问题。

美国走出30年代大萧条，最成功的经验是，通过“罗斯福新政”，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利益关系调整，调整了劳资关系，缔造了庞大的美国中产阶层，扩大了消费，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架构，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实现了美国的长期发展。中国应对这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需要一场包括社会改革在内的整体性外科手术式的改革。

长期看，提供社会财富的产业区域，应由生产领域逐步转向消费领域。这次中国经济波动的引爆点是在实体经济，在第二产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突出表现为生产领域的过剩。所有现象均说明，一个完全的“生产创造财富”的神话时代已渐行渐远。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扩大消费以消耗过剩产能。目前家电、汽车、电脑下乡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必须重新认识消费，对后工业文明时代消费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正确的认识，谋划“消费引领战略”，使社会财富的提供主区域，逐步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这是因为，目前经济态势下，“消费”已成为一种比生产资本更重要的稀缺性资源。后工业化时代，支撑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将是消费而不再是生产，消费是社会中的生产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谁拥有消费力，谁就拥有了市场的支配力。这是因为，在“消费升级”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完善，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提高。而中国的消费和作为“消费创造财富”的主要载体，第三产业具有相当大的舞台。

上海、深圳等地应对金融危机产业区域取向可以给人们以某种启示。2009年一季度，上海GDP同比增速列全国各地末席，表明“上海制造”确实出了问题。加速产业转型已经成为上海背水一战的选择。4月份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公布，标志着国家在战略层面加快上海产业转型已经有实际动作。上海开世博会、搞迪斯尼建设等也将极大提升其第三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深圳推进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步伐也很快，5月份国家通过《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深圳要与香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形成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深圳文化产业一直就很有特色。2004年深圳首届文博会合同和意向成交额达357亿元，而第五届深圳文博会以877亿元的成交额和351万人次的观众规模双双创下历史纪录。2008年，不少行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武汉动漫创意产业却逆市飞扬，生机勃勃，企业发展到40家，从业人员7000多人，年总产值突破6亿元，创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江通动画，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约1.3亿元，利税4000多万元，金融危机下，无疑向人们揭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经济活力和“反经济周期性”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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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在网站上发布，“2009年10月，经报请国务院同意，我委正式批复核准上海迪斯尼乐园项目。该项目由中方公司和美方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上海迪斯尼一期工程总投资是245亿元人民币。

“反弹琵琶寻生机”，以社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世界经验表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有较大的中间阶层，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保障了社会的经济稳定。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重要群体，当他们占社会的大多数时，其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市场，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经济支撑。

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保障了社会的政治稳定。中间阶层是介于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政治支持。

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保障了社会的思想稳定。中间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趋于中立、温和，希望社会提供稳定安逸的生活工作环境。当这些人的思想在社会上占主流时，极端的思想和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支柱。

罗斯福新政的一大特色就是“反弹琵琶”，不是就经济调整经济，而是以社会结构的调整，保障、促进、深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同时构建了社会保障，人们不用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也把将来可能挣的钱花了，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中产阶层是什么？在经济人士的眼里，中产阶层就是市场，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美国正是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经济问题的背后实际上也是社会结构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直接阻隔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并且直接造成了目前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比如，中国2007年的GDP，农业的贡献率是11.3%，同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4.9%。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55.1%的人，只能创造出11.3%的财富。而财富创造的背后是财富的分配。虽然国家有对农村的财富转移机制，但能转移的财富比重毕竟过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焉能不穷？焉能不苦？因此，我们不仅要从观念上深刻认识壮大中间阶层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在当前的经济波动情况下，应当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创新，自觉推进社会结构的调整，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加快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机制。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就曾有过一个“笼中虎”与“笼中鼠”论，是说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把城乡居民存款喻为“笼中虎”，认为“笼中虎”一旦出笼，将对社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毁灭性灾害。但是，十多年过去了，笼中之虎不仅没有冲出铁笼，而且虎变成了“鼠”，无论你怎样驱赶，这只老鼠“躲进小楼成一统”，怎么也不出来。为什么我国国民有钱不去消费？为什么我国狭义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是中国百姓基因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会花钱的基因排列，是中国百姓基因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善于花钱的基因组合？不是，中国的百姓与发达国家的百姓一样，也会花钱，会消费，造成“笼中虎”异化为“笼中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百姓有着极大的后顾之忧。所以，我们应该把建立、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阶段一项基本国策认真实施。目前，有些人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社会保障的本体是“钱”，只有在政府有许多钱的时候才有条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说是1929年到1941年，1935年的时候，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不好，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才刚刚进入第三年，这时他急于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度过经济危机，更重要的则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根本。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的进程并未因金融危机而停滞，我们可以期待，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定型、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时期。

首先，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财力作保证。以今天的国力和财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保障体系完全能够做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

其次，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的丰富经验，制度建设已经由过去的试点，走向定型、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并上升到法制化阶段。《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法》相继实施。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次，某种程度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社会保障资金的自由转移和接续，社会保障的全国范围内的统筹等都有望在应对危机过程中解决。

讲社会保障，不得不涉及商业保障渠道。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弱势群体数量巨大，这些国情决定了社会保险必然是广覆盖、保基本，用来满足国民的基本保障需求。基本线以上的保障应当通过商业保险等手段来解决，这是实现多支柱保障的根本途径。同时，商业的方式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不会给政府带来任何负担，有百益而无一害。因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动商业保险发展，以此来缓解社会保险的压力，这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世界经验说明，任何形式的“独腿”社保都是不可靠的！如医疗保障，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也是“三条腿”走路：政府举办的社会医疗保障计划、雇主举办的团体医疗保险计划及个人投保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其中，美国社会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计划将重心仅放在65岁以上老年人身上，即将政府有限的医保花在“刀刃”上；雇主则以团体健康险承担了美国65岁以下人口的全部医疗负担；商业保险意识浓厚的美国人同时也将个人投保纳入自我医疗保障范畴。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支柱、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

民富为本，确定社会财富的真正拥有者为民众。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提高社会的富裕度，不仅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因为，追求富裕的愿望，足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随着更多民众的富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不断涌现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从而刺激生产，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产品。如何更合理地“分切蛋糕”，如何更合理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关系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有效启动，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改革的焦点。

实现民富，首先必须树立民富为本的观念，确定社会财富的真正拥有者为民众，而不是其他。与政府直接掌控社会财富相比，民富是根本之富。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曾将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加以追求，并且为此推出了一系列以“减税让利”、“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举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按照预算外收入口径，目前我国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已达到40%以上，虽然一些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与GDP的比重也在35%以上，但他们用于医疗、教育的支出占到GDP的15%，而我国尚不到4%。显然，这种结构应予改善。(www.xing528.com)

让生产能力“休养生息”。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即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即集约增长）。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内涵增长或集约增长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与资源压力。目前，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70%以上，而美国的工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不到20%，日本不到30%；资源生产率低，与发达国家相差约10倍；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无论按照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还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目前中国的水平均比世界高收入国家低15%以上，比欧盟国家则低40%以上。大量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或责令淘汰的高耗能设备仍在一些企业中生产和使用；一些产生量大、对环境和公众身体健康危害严重的工业固体废物还未能完全得到综合利用。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维持，环境将难以承受。更可怕的是，因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此后的资源约束，很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相当长时间的停滞甚至衰退。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是一项迫切任务。

要把应对危机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警惕为了大力拉动经济增长、走出下滑通道，导致原本要淘汰的企业和落后生产工艺死而复生。要抓住当前经济周期性回调的绝好时机，促进结构优化、淘汰落后、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如，现在发展低碳经济是个热门话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碳排放”正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成为打压和限制我国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一张王牌。应借此积极寻求科学发展新路径，提高我国健康的、可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

立足于国家经济安全，更高、更及时、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构建。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危机过后，都造成了整个规则的巨大变化。一个好的规则能够保证世界经济比较平稳运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波及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与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国际的货币体系、国际的资本流动的监管、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重大问题的决定方式有关。也就是说，与现存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的规则有关。而这次危机的出现，说明这种规则有很大的缺陷。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创建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体系，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识。

中国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员，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是世界市场的新进入者，是世界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对新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来说，国际经济、金融规则整合，中国拥有更多发言权、话语权、参与权，把于己发展更有利的规则加入其中，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应长远地谋划，紧紧地抓住，巧妙地利用，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搭建更为壮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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