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及其与综合的区别

哲学的分化与综合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人类认识总体的一部分，对于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在与其他思想体系乃至整个人类认识的关系中去把握。维系在这一系列关系上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类认识之基础，即社会生活、实践的变动不居，使得在这种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更加带有具体的、历史的性质。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哲学与其他思想体系乃至人类知识总体的关系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无论从形态或从内容上看，都是一个不断分化与综合的过程。哲学的分化与综合是结构性的，同时也是功能性的，即哲学不仅从其结构上讲既是分化又是综合的，而且从其功能上讲也既是分化又是综合的，是分化与综合的辩证统一。正是在这种辩证的关系之中，蕴含着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

最初的哲学思想显然是从当时人类知识的总体中分化出来的，成为人类知识中相对而言较为抽象、较为理性化的认识。这种分化在哲学产生之后仍然继续着，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可以说这是哲学思维的认识源泉。但是，仅仅有从人类知识中发生的分化，还不足以造就哲学。对于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哲学来说，必须由上述分化开始，进而实现在更高的理性层次上的综合，才能真正达到哲学思维。哲学的综合是对分化出来的前哲学观念予以吸取、改造或重构的过程。因此，哲学既是人类知识分化的结果，又是人类知识综合的结果。这个判断对于哲学最初的产生和尔后的发展都是适用的。

在人类认识的早期阶段，哲学作为当时条件下理性知识的总汇，浑然一体，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虽然这也是在分化基础上的综合，但它是由不充分的分化产生的不充分的综合，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原始的综合。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展，古代哲学在继续这种综合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这种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具体科学的内容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去，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是留在哲学本体中的部分也发生分化，形成哲学的分支学科。与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分化及哲学自身学科分化同时存在的，还有科学及哲学学派、流派的分化。哲学学派或流派的分化，尽管不如学科的分化那样稳定和持久，但在明显的间断性的过程之中还是贯穿着某种连续性。在哲学发展史上，学科的分化和学派的分化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头绪纷乱，从而使哲学分化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

然而，哲学越是分化，就越是激发哲学综合的意向和努力。近代科学与哲学及哲学自身的迅速分化，导致子19世纪哲学上的综合。黑格尔就是进行这种精神探求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试图用自己创造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和思辨的辩证方法，完成哲学史上这一空前的综合。这位德国哲学家是那个时代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解和概括能力驾驭已知的现实的和观念的联系，而在缺乏或尚未知晓这种联系的地方，就借助思辨的力量用想象的甚至臆造的联系来添补，以便构筑起宏伟的哲学大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哲学，摒弃黑格尔违背实践和科学的主观臆断的同时，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进行辩证综合的巨大历史功绩，使哲学综合建立在现实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哲学学派，就其理论认识的来源而言，也是从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等在内的哲学前辈各流派哲学中分化出来并加以综合形成的。

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一系列自然科学新发现，推动了整个科学以及哲学的革命性变化。20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社会科学各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林立，学派纷呈，新的理论和观点不断涌现。所有这一切，都给予哲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科学和社会实践的迅速发展首先显露出来的分化的特点，使得与之密切相关的哲学也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分化。20世纪的哲学不仅继续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新的分支学科，而且又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哲学派别。施太格缪勒指出:“这个分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¹⁾作为过程的分化本身固然是不可逆转的，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个过程——综合。科学在分化中不断综合，出现了许多综合性的学科领域和综合性的研究课题。这种趋向进而又促进了哲学的综合。综合相对于分化而言，当然可以看做一个逆反的过程。

如果对所谓哲学的综合加以区别，可以划分出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或方面。其一是对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综合。具体科学在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之后，仍然保持着与哲学的联系，继续保留着反过来向哲学分化的通路。由此而来的是哲学在对外的联系中对具体科学知识加以综合把握。其二是对于哲学本身各个分支学科认识的综合。这后一种综合与前一种综合是相关的。对日益分化的各种具体科学知识的哲学综合，引起和强化着哲学内部的学科分化。而哲学各个分支学科越是分化和各自独立发展，就越是要求把各个分支学科有机地结合为哲学大学科的系统整体。这些都属于在对内的联系中进行的哲学综合。相对于具体科学，哲学是综合的；这种综合的结果主要是直接体现在哲学内部各个分支学科上。相对于哲学各分支学科，哲学也是综合的；这种综合的结果则体现在哲学的基础学科，即哲学原理、元哲学或本来意义的形而上学上。由此可见，以哲学本身为参考系，分化是一种离散的、外化的趋向，而综合则是一种向心的、内化的趋向。前述两种哲学综合具有递进的关系，是从哲学的第一级综合向第二级综合的深入。哲学作为理性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综合是使理性凝炼、升华的力量，失去这种综合性，哲学就会解体并丧失其应有的作用。

西方有人把19世纪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而把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指的都是该时代哲学潮流首要的、突出的特征。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写道:“与哲学史上某些其他时期的庞大的、综合的体系建立恰好相反”，“20世纪表明为把分析作为当务之急”，这是“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²⁾。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个世纪很可能是再度综合的时代，走向哲学的重新统一。当然，分析并不等于分化，但作为哲学发展趋向，相对于综合而言，二者大体上是一致的。换言之，就其与综合的区别而言，所谓“分析的时代”也就是分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分析的特征，在哲学发展的形态上相应地表现为分化的特征。而在哲学综合的时代，不论在方法上抑或在发展形态上，都明显地具有综合的特征。

过分强调事情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总不免有陷于片面性或导致片面理解之虞。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不是意在强调某个时代的首要的、突出的特征，以便把这个时代与别的时代区分开来，而是全面地把握各个时代的不同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应该说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分化与综合的动态统一体。只不过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实践和人类知识的背景下的分化和综合，因而是不同的历史水平的分化和综合。库恩曾经这样论述过思维的发散和收敛之间的关系:“……某种‘收敛式思维’也同发散式思维一样，是科学进步所必不可少的。这两种思想形式既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之中，可知维持一种往往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正是从事这种最好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首要条件之一。”⁽³⁾同样，在哲学思维的发散和收敛、分化和综合之间，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以“我们的宇宙”即人的世界为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或核心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历来哲学所探讨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等关系，归结起来无非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随着这些关系的历史发展而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在复杂多变的联系之中，人对于世界的依赖和掌握，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与动物对自然界消极的单纯适应性的依赖方式不同，人对于世界的依赖是通过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的掌握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划分，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包括四种基本方式:实践的方式、理论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⁴⁾哲学当然属于理论的掌握方式，但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对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的概括，并且由概念的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⁵⁾正是由于哲学是包含着诸多规定的多样性的综合，所以才能够成为理性分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综合把握，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和作用。理性是人类意识的高级层次，是对由非理性的方式所获得的信息予以逻辑概括、推理的能力和过程。哲学是人类借助理性掌握世界，并在反思中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方式，它构成人类理性中最具有普遍性、本质性和系统性的部分。理性的哲学从两个侧面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力求使人的活动符合世界的本性，这是人类理性中的科学方面；另一方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力求使人的活动符合人的本性，这是人类理性中的人道方面。科学性和人道性是完整的人类理性所包含的内在相关的两大要素或侧面，标志着统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相对而不相悖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渗透，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人本身也可以作为对象世界的一部分，在对人的探讨中体现理性的科学性；反之，世界也可以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对它的把握中表现理性的人道性。理性越是科学的，就越应是人道的；同样，理性越是人道的，也越应是科学的。哲学是理性的反思或反思的理性，从整体上、本质上集中地体现着理性的科学性和人道性在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历史运动中的辩证统一。

围绕着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展开的一系列具有总体性、根本性的问题，永远也不会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在生长着的人类认识之树上，它的各部分、各枝节越是繁盛发达和趋于特殊化，就越是需要理性从总体上、根本上加以把握。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关于外部世界、关于人本身(包括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意识。人对外部世界和对人自身的认识，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人对世界的认识并不仅仅来自被康德称作“自在之物”或“物自体”的外部世界，而人对人本身的认识也不仅仅来自毫无外部联系的纯粹的人。对于世界和对于人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只有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达到。人类认识作为在观念上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本身也属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范围。因而包括在人类认识总体中的哲学思维无疑也属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它又是对自身所体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加以反思的理性。(www.xing528.com)

人类理性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是人类理性中内在关联的两个侧面即科学性和人道性的分离的形态。人类理性在它所把握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的倾斜或平衡，呈现为向科学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偏向或二者并重。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乃是人类理性的科学性与人道性两个侧面由分化而发生分裂的结果。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内在一致性看来，人类理性在把握这一总体性的、根本性的关系上出现的分裂不可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如果说这种现象是哲学分化的产物，那么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在哲学的再度综合中，必定会使这两大思潮互相接近以至统一起来。实际上，现代哲学的发展已经开始显出这两股潮流汇合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性的哲学是严密而又完整的，是哲学理性之科学性和人道性的统—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两大思潮明显的分裂，或者离开人道性片面强调科学性，或者离开科学性片面强调人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代表了人类健全的而不是分裂的理性，在当代哲学的进步中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思想体系的时代”的某些特征，是在那个时代科学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哲学综合。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不断在新的水准上进行再综合，才能从总体上、根本上把握历史地变化着的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现代西方哲学割裂理性的科学性和人道性，把一些片面的结论推向极端，这种态度和做法理应受到批评。但也应该承认，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流派中分别对人类理性的科学性和人道性所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无论从哪一个侧面进行探求，最终都不可能不牵涉另一个侧面，触及理性的科学性与人道性的联系。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再综合，也应当包括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批判地分析的基础上的综合，以便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加强自身的理性力量。

真、善、美是哲学发展历程中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这些问题作为哲学理性探求的对象，概括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的几个重要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其他具体学科无法替代的哲学综合功能。然而若以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面性要求来衡量，仅有这三个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真、善、美三个范畴所涉及的分别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知识、意志、情感关系，除此而外，似乎还缺少人与世界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或价值关系，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中国古代关于“义”与“利”的争论。可是，由于人们往往只从直接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上理解“利”，使之显得卑微低下，因而自然不配与真、善、美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把利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来理解，那么它无疑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方面。而且恰恰是这个方面，使由真、善、美等所体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观念的领域转向现实的领域。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把真、善、美与利并列起来，而且从广泛的意义上讲，真、善、美都内含着对于人而言的利。但无论怎样，真、善、美以及利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哲学基本理论综合研究的课题。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理性。它不仅在对于具体科学知识的关系上，而且在自己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关系上都是综合性的。哲学归根到底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综合把握。这种综合的哲学把握是理性的科学性和人道性的统一，是对人与世界关系之真、善、美以及利的底蕴的探求。哲学自身及其对象越是分化，哲学越是通过具体科学向自然界、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深入，就越是推动哲学综合的趋向，形成巨大的理性的凝聚力，使哲学不仅能够保持自身的存在，而且能够获得不断的发展。

(原载《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

【注释】

(1)［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页。

(2)［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3)［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