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反思：揭示文化与非文化的断想

关于文化与非文化的断想

2001年7月7日至18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部分硕士生、本科生和教师赴重庆和四川的社会调查。18日凌晨，在从成都归来的列车上，一觉醒来，再无睡意。车厢中一片寂静，思绪毫无干扰。当时，集中思考了社会文化在许多领域中品位下降的现象，深感这一问题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严重性，以及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如何概括这一问题，思之良久，忽有所悟，也许应该称之为“文化与非文化”。回到北京，在7月18日到23日这几天中，陆陆续续写下了这些想法。因为不是系统连贯的表述，故称之为“断想”。

(1)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非自然的存在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体。因此，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人为的程序的发展和为人的取向的发展的统一，文化的优化即人为的程序的优化和为人的取向的优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全面的文化本质观。片面的文化观，或者只强调文化是某种人为的程序，或者只强调文化是某种为人的取向，都会导致片面的褊狭的结论，在实践中带来严重的问题。

(2)“文化”既是动词也是名词。作为动词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和实现某种自然中本来没有的程序的活动和过程，作为名词的文化则是人类这种活动过程所造成的状态和结果。人类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转化:文化的活动和过程产生文化的状态和结果；文化的状态和结果又引出新的文化的活动和过程。在一种良性的互动中，文化是不断发展和优化的。

(3)但是，文化的运动并不必然达到发展或优化。人类在文化进化的同时也有文化的退化。文化的退化是与文化进化相反的趋势，其实就是对于文化的反动。在已有的文化水平上下降或倒退，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文化非文化”。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与非文化不懈斗争并取得主导地位的结果。

(4)文化是人类生存与活动方式的有序化，这是以自然的有序性为前提的社会有序性，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有序性。文化无论作为人为的程序或为人的取向都意味着一定的序。与有序相反的是无序，反文化或非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在从有序滑向无序，亦即从熵的减少转向熵的增加。在热力学中，熵标示系统的混乱度。因此，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熵即混乱度的减少，反文化或非文化则意味着人类生存状态的熵即混乱度的增加。如果说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文化意味着负熵即熵减的倾向，那么，反文化或非文化即意味着正熵即熵增的倾向。

(5)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反过来说，自然是非文化的存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中介或过渡环节是人。人作为生命有机体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又是文化的存在。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社会不仅是人类的组织形式，也是许多动物种群的组织形式。因而说人是社会动物，还不能真正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那么就应该说人本质上是文化的动物或文化的存在。

(6)自然界通过生命有机体的社会结合而过渡到或发展为人类的文化存在，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化的由来及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十分重要。以是否具有生命为界线，可以将自然界分为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后者来自前者又复归于前者。无生命的无机自然界的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有自己的过程，内在于这种过程的程序是规律。有生命的有机自然界的个体的发生和发展也有自己的过程，内在于这种过程的程序是基因，基因是调控生命有机体自然发生和发展的程序。

(7)生命是对无机自然存在的超越，文化是对生命的纯自然的存在方式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后自然的、超自然的或非自然的存在方式。因此，文化发展中的自然主义可能意味着向纯自然的生存方式的倒退，因而会导致反文化或非文化的结果。但是，生命又是扎根于无机自然界的，文化又是以人作为生命的自然存在为前提的。当文化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这种自然前提受到忽视甚至否定时，特定含义上的自然主义又可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可一概否定。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

(8)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上看，文化的前提是自然，通过人的实践，特别是劳动，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加以改造，人创造了文化。与自然生命的控制程序是基因相类似，文化“遗传”或模仿的程序被称为“谜米”(meme)。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其用意在于“给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起一个名称”。他创造“meme”一词，是要与“gene”(基因)一词进行类比。有人认为，把“meme”译成“谜米”失去了与“基因”对比的意义。

(9)从自然的进化中产生了人类的文化，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对自然的超越。然而文化的形式必须借助自然物质的质料方能存在，文化活动的具体主体——人作为生命的特定形态，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生存。文化在人和物上的积淀无论多么深厚，都挡不住大自然凭借时间之流无情的消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文化是人类以非自然的方式造成的，文化的形式及其中的“谜米”(程序)可以通过传递而长久保留，但特定文化形式赖以存在的质料却不能逃避自然界物质相互作用的耗损。自然界不断地使文化的存在自然化，亦即使文化非文化。历史上那些消失在荒漠、森林和海水中的文明就是证明。

(10)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从饮食、服饰、器物、居室，到城市、交通、公共设施等等的发展，甚至像田地、园林等自然环境的改造，都是“人化”即文化的体现，都是自然的人化即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一样，其发展而非倒退都是熵的减少，即系统混乱度的降低，有序性的增加。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的非自然化。

(11)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艺术、宗教、哲学等的发展，总的说来都在增强着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教化”即是文化。但“教化”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规范化”也可能产生副作用，使人的自然天性受到束缚，使社会生活死板和僵化，压制人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中国封建社会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自然欲望即本性与“天理”完全对立起来，以人的社会性、群体性抹煞人的个性，在保持固有文化的努力中使文化失去自我创新的活力。

(12)重视人性，推崇个性和自由，解放了人的创新能力，鼓励了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如近代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但人的自然本性的张扬，个人自由的过度扩张，又有其副作用，出现对非文化的盲目肯定，自然主义泛滥，在某些方面使社会的混乱度加大。

(13)现代、当代社会在总体上无疑是越来越文化的社会，但毋庸讳言，在许多方面也是非文化严重的社会。例如，经济中的无政府主义，商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社会管理中的混乱与无效，技术应用的失控，电脑病毒，作为科学对立面的伪科学，作为宗教对立面的邪教，文学艺术中的低俗化，垃圾文化泛滥，文化精品、杰作稀少。

(14)文化精品、杰作是文化含量高、文化质量高的文化产品。文化精品、杰作是人类文化发展不断挑战自身极限的成果，是人类文化的一定时期在一定领域内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精品、杰作稀少，意味着人们的文化活动大多在低水平中徘徊，缺少向文化高峰冲击的能力。

(15)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不等于大众化。大众文化中无疑存在平庸和低俗的问题，但大众之积极的、主导的倾向恰恰不是安于平庸和低俗，而是力求摆脱、超越平庸和低俗。真正的大众化实质是高水平的精英文化向大众的渗透或普及。平庸化、低俗化则是精英文化本身的降低，以致与大众文化合流。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是文化的顾客即“上帝”，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的实现当然要以大多数顾客的满意为前提。但满足什么?是满足大众积极的文化需求，还是满足其消极的非文化的需求?在大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一味迎合所谓大众口味，单纯满足其直接的、现实的、次要的需要，可能意味着放弃其间接的、长远的、根本的需要。不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不是真正的普及，等同于甚至低于大众顾客水平的“文化”产品，作为“文化快餐”也许可以满足人们一时的需求，但由于缺乏应有的营养，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全面的、本质的需求。(www.xing528.com)

(16)需要对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文化非文化现象加以具体分析和解读，包括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这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在自然界的消磨中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任其使文化非文化，甚至人为地破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迅速丧失殆尽。这些现存的文化成果本来是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护的，不保护之，也是人的责任。有时看似天灾，实则是人祸。

第二，人类自身由于战争或社会动乱，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对文化的价值追求狭隘、短视，如只把物质、金钱的价值视为价值，使精神文化、文化精神的价值遭到鄙视和冷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出于商业目的或变态心理，把文化上的畸形儿树为文化英雄，如粗俗不堪的“文化人”，痞气十足而又胡说八道的所谓“作家”或“批评家”，道德水准低于常人的“艺人”，捧之为明星，趋之若鹜。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高雅文化识者寥寥，俗不可耐变成了雅不可耐。这是对文化发展的严重扭曲。在中国出现这种颠倒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所谓文化“沙漠化”即文化非文化，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17)广义的文化概念有其必要性。任何社会领域发展的核心都是文化的发展，其文化理想的追求，以及相应的文化标准的确定和贯彻，决定着整个过程和结果的文化程度。该领域实践活动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文化水平，决定着其内在“尺度”的高低。以低文化尺度的决策和管理实行之，整个过程和结果必然是低文化的。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更高文化水平相比，这也是文化非文化的表现。

(18)文化生产中的“设计”非常重要。设计是活动过程和结果之文化品位的事先确定。大到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规划、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交通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农村及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自然或历史景观的开发和保护，小到居室、器物、服饰、饮食等等，从人类社会活动、群体活动，到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谈、礼仪等等，无不渗透着、体现着或高或低的文化。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类在各种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中应力求更文化而不是非文化。

(19)非文化的强势意味着文化的弱势即低落，甚至导致局部文化系统的崩溃，进而危及整个文化系统的存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文化史上，许多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宗教改革家等，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面对某种社会领域文化非文化的潮流挺身而出，“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韩愈《进学解》)。如孔子之学术与教育活动，韩愈之文起八代之衰，东西方的政治家、宗教改革家的奋斗，等等。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在努力制止某种文化非文化的颓势，力图重现文化发展上升的势头。

(20)提倡创新，只有在文化发展的背景和意义上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生活中的创新，实质上是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如果一种“创新”在文化上没有提高和突破，而是等于甚至低于已有的东西，那就不是什么创新，因为根本无新可言。而所谓“新”若非文化之新，或者“新”若不是在质上新的高度，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算不上真正的新。

(21)文化创造的尺度或标准是在比较中确立的，又是在评价乃至批评中校正方向的。文化批评是借助文化传播媒介对某种文化价值的评价，这种批评本身的价值也是要受评价的。对前人或他人的文化创造不负责任的批评，信口雌黄，贻笑大方，历来为批评之大忌，而今天却成为一种“勇敢者”的时髦。当然，文化的多元化导致文化创造和评价的多元化，我们不能要求文化批评千篇一律。多种文化共存造成丰富多彩的世界。

(22)文化意味着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有序化即和谐。一种文化自身应当是有序化的、和谐的，在共处的不同文化之间也应当是有序与和谐的。“和而不同”是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关系。追求文化之中和文化之间的有序与和谐，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追求。一个理想的文化世界，应该是多样而又统一、不同而又和谐的世界。不仅社会内部应该如此，在社会和自然之间亦应如此。

(23)既然文化本质上是程序，文化创新就是某种新程序的设计与实现。新程序与旧程序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或包含着否定的肯定。这里有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可能被传统视为非文化，而非文化的“创新”确实也非常之多。因此，区别文化与非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

(24)一定的文化总是包含着一定的程序，文化的相对稳定和实现总是某种程序化，但文化又不是与程序化等同的，并非任何程序化的增强都意味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在这里，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不同的。科学技术在物质文明上的高度程序化，不能简单套用到人文领域。

(25)人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意识到这种生命的存在，更是意识到和能够实现这种生命意义的存在，因而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命在基因的规定下尚且没有导致完全规范的、僵化的生存状态，人作为文化的存在更需要能动性、主动性，以及由之带来的生存的灵活性和丰富性。生命的程序、文化的程序是更内在的，是在表现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中内含着的有序性。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生命)运动和社会(文化)运动的有序性、程序性是不同的。不能以简单的机械运动的程序来规范复杂的物理运动、化学运动，更不能把生物(生命)运动、社会(文化)运动归结于机械运动，也不能把社会(文化)运动的程序化归结于生命运动的程序化。文化的程序是更具有复杂性的系统，不能仅以其中一种或几种程序规范所有的文化活动。

(26)中国古人以诗、文、琴、棋、书、画等衡量人的文化水平。这是不全面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对科学、技术等的忽视。但先进的、高雅的文化对社会面貌的影响和对大众文化的拉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历史的进步中，文化形式激增。科学、技术、工艺的知识和能力，语言、媒介、工具的掌握和运用，社会的、政治的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和交往，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人的文化程度。受教育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然而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家庭和社会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

(27)文化作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有序性，作为负熵或熵减，可以用信息来标志。文化所传递的程序和意义都可视为信息，这种文化的信息即所谓“谜米”，它像生命的遗传信息即基因在一代代生物个体中间传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一代又一代地传递。因之，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序化，也是信息化，与之相反的非文化则是系统的无序化，是信息的混乱、流失、弱化。如果说文化是有序性和信息量的增加，那么非文化就是有序性和信息量的减少，表明其非文化倾向或非文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由非文化转向文化，就要使系统增强有序性，增加信息量，使之远离平衡态，这需要人的努力即付出，需要输入或激活物质、能量和信息，调整或改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8)总之，要通过人作为主体自觉的实践，特别是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来实现人和社会的文化。文化以自然界的进化为物质前提，但不是自然界的进化的直接产物，而是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实践，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而实现的。人类文化之甘美的果实，是给人们辛勤的文化劳作的丰厚报偿。

(原载《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