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导向的反思策略-面向实践的反思

依是行事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知与行、认识与实践是人类活动中内在相关的两个侧面。正确处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无论对于人的知或行，无论对于人的认识或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些人的某些活动可以偏重于知即认识，也可以偏重于行即实践，但是这些活动是否能够有效和成功，不仅要靠这些活动本身，而且依赖于它的另一侧面。简言之，知依赖于行，认识依赖于实践；行依赖于知，实践依赖于认识。“实事求是”所涉及和回答的正是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这句成语最早见于《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有这样的话:“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指的是在众多的古代文献面前执著求真的态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扩大了“实事”的范围，深化了“求是”的“内涵”。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显然，“实事”就是我们周围的客观实际，包括人们的社会实践，“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求得真知，求得真知是为了指导行动。

然而如果仅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实事求是”的结果就是获得符合实际的认识，就是求得真知，知似乎是最终的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修学好古”的学者，而更是负有改造世界使命的行者。毛泽东在讲“实事求是”的同时，还讲了“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¹⁾因此，彻底的实事求是并不是到“是”为止的，而是要依是行事。

实事求是是依是行事的前提。我们要在真知指导下行动，即在正确认识引导下实践，首先需要努力取得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这就要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当某种不切实际的、过时的、僵化的或非批判的、流行的观念充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不能从实际出发得出正确认识的时候，解放思想就成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²⁾历史表明，正是由于延安整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党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依是行事，才顺利地迎来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随后召开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为了搞清历史上的是非，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前看，而“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成果，只有在依是行事的实践中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流于空谈。

认识又是以实践为前提的，实事求是的基础或依据在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接触客观事物，才能在变革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求得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的“是”。某个认识是“是”还是“非”，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才能确定，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基本途径。

那么，既说实事求是要落实到实践，又说实事求是的基础在于实践，二者是否相互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实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对于特定的实事求是而言，作为其基础或原因的实践在先，作为其导向或结果的实践在后。前后两个阶段的实践虽然同属一个历史过程，但由于客观实际的变化，包括实践和认识主体本身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主体认识了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而在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上的变化，使得实事求是导致的实践在质上不同于导致实事求是的实践。古代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实践的变化发展而言，也可以说人不能两次处于同一个实践。实践活动这种质的变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进步，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即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发展的过程，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

上述两种实践都是以现实为立足点的，但从总体上相对来讲，导致实事求是的实践主要在过去和现在，而实事求是导致的实践主要在现在和未来。大致说来，这是已有的实践与将来的实践的关系，前者是实事求是中的“事”，后者是依是行事中的“事”。把前后两件“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中介就是“是”，即从前面实践中获得的并用以指导后面实践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即“是”具有多重内涵，既是本然之是、必然之是，又是应然之是；既是事物的本然、必然、应然之是，又是实践的本然、必然、应然之是。这种“是”作为中介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唯有在实事求是和依是行事的联系与转化中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已有的实践是未来的实践的前导，不仅是因为已有的实践为后来的实践准备了客体和主体的客观条件，而且是因为通过已有的实践所产生的真知即“是”为指导后来的实践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依据。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求是，以求得之是指导行事，才能有更自觉、更合理、更合规律、更为有效的实践。

当然，实事求是与依是行事总的说来是前后相继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承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⁴⁾，自觉地去实事求是，这本身就是在依马克思主义之是行事。有着实践和认识经历的主体的头脑并非一块“白板”，他寻找特定之“是”的活动不能不受已有知识背景和认识成果的影响。因此，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伴有一定的依是行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主体应当清楚，已有的知识和认识是否是“是”而非“非”，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实事”以求其“是”，不能完全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之后依是行事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原有的认识还要继续接受检验，新出现的情况要求有新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原来的计划或方案，这就需要继续实事求是。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它在古代本来狭窄的含义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含义广阔的用语，甚至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最初的“实事求是”只是侧重于书本文献的考证式的认识，而今天所说的实事求是则是以实践和事实为基础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如果说原来的“实事求是”仅仅是在一个层面(书本)上进行的活动，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就是在书本和生活、实际和实践、感性和理性这些层面之间往来穿梭的活动。(www.xing528.com)

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实事求是，不能仅仅就其字面的含义来理解，把它看做以求得的“是”为终点的活动。与其把这个“是”看做终点，不如看做中点即中介之点，也就是把它看做连接两端之“事”即实践的桥梁。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指出实事求是之后的“潜台词”，那就是依是行事。依是行事的“事”又成为实事求是的“事”中的一部分，对它的认识要求进一步实事求是。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循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是没有止境的。实事求是——依是行事——实事求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形式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在向前发展，从而不断实现着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邓小平是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共始终的伟人，他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实干家。他的实干精神、务实态度和实践理性的贯彻，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极大地改善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他所强调的实事求是中，尤其鲜明地体现着充沛的实干精神、务实态度和实践理性。对于他而言，“实事”以“求是”不是最终目的，依据求得的“是”来行事，从而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世界和平，才是最终目的。在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中，依是行事乃是不言而喻的题中应有之义。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内在于理论表述的精神实质，仅仅从表述的字面意义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因而有加以辨析阐发的必要。

(原载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真理标准讨论”与新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