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主体性与人际交往的重大进步

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们国家和民族全面参与世界性的经济贸易交往，相应地，我们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入世”意味着中国正在融入当代世界，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民族，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

人们在采取重大行动的时刻，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以便审时度势，作出恰当的决策。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但对于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能动性是自觉的能动性，这是主体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的有机统一。“入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自觉的行动，其中是否应当贯穿着某种带有根本性的哲学理念?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首先要做的是“面世”，即面向世界。直面现实的世界，承认自己落后而又不甘于落后，就必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力求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争得了政治的独立自主之后，推动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成为最迫切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带领党和国家确定并贯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总方针，以积极而又稳妥的步伐引导中国走向世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期保持强劲的势头。

所有这一切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增强了主体性。从整个民族、国家到各个地区、行业、企业、单位，直至每个群体和个人，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主体性空前增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的主体性问题受到人们高度重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主体性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性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凝结着我们对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强意志和无穷渴望。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所遭受的巨大屈辱和苦难，在这种主体性精神中转化为不断迸发的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力量。在当代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如西方学者所说的那种“主体性的黄昏”，我们没有理由去消解这种催人奋发向上的主体性。

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越来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现在又大踏步地“入世”，更直接地参与同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合作和竞争。如果说此前我们所强化的是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在“入世”之后，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更加突显出来，在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中存在的不是单一主体的主体性，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观念是“入世”者必须具备的哲学理念。

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由此形成“主体—客体”关系。但主体总是通过某种中介与客体相联系，因而事实上存在的主客体关系是“主体—中介—客体”关系。处在这种现实关系中的作为主体的人，最关注的当然就是自身的主体性。在这种主客体关系模式中，作为对象的他人实际上是被当作客体对待的。这样一来，作为客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的区别就被淡化了，被当作客体的人往往被等同于物，作为客体的人被非人化或物化，主客体模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即使是处于这种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也不能永葆其主体身份。因为当他成为别的主体的客体时，同样可能被置于非人的或物的地位。于是出现了悖论:本来旨在肯定人是主体的主客体关系模式，在人与人的主客体关系的变换中，却导致了主体的客体化、非主体化、非人化或物化的结果。建立在单纯的主客体关系框架之上的人的主体性，显然已不能适应人与人普遍交往的世界上的主体间的关系。

看来，主客体关系模式比较适合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作为主体的人认识客观事物、认识自然界和借助物质手段改变客观事物、改变自然面貌需要遵循的基本模式。以往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主要是在“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下进行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就是“主体—中介—客体”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轴心的社会，包括以“科学—技术—生产”为轴心的现代社会，不可能不突出主客体关系，因而不可能不突出人的主体性。

如果说生产源于人对于物的需要，那么交往就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恩格斯说:“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¹⁾人们之间必须交往，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生产和交往是人类活动中两个相互依赖的侧面。人类由于有生产的需要、过程和结果而发生和发展着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交往的前提，没有生产就没有交往。然而交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重要动力，又是生产的必要前提或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交往就没有生产。

生产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矛盾，而交往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处理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矛盾。交往作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各种中介来实现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交往所遵循的不是“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而是“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在后一种模式中，主体的能动性不再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性，而是与其他主体共有的交互主体性。(www.xing528.com)

确认和强调主体与主体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否认和排斥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因为“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不能取代“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正像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不能取代人类的社会生产一样。交互主体性观念的出现，说明人们关于主体性的认识在深化，从对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发展到对主体与主体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的认识。相对于把他人当作客体的那种唯我主体性，人际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无疑是人的主体性的重大进步。在人类众多主体之间越来越发展的普遍交往中，牢固确立各自的主体地位及其交互主体性，将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更和谐地相处，减少以至最终消除由于相互仇视、杀戮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入世”之后，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作为主体所面对的是众多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所有这些主体之间虽然有大小、强弱、贫富的差别，但各自作为主体的独立、自主和尊严都是不可让予的权利。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首先是经济贸易联系，进而还有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等等。在这种主体的广泛交往中，应当得到普遍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交互主体性原则。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与国际接轨，强调要尽快熟悉WTO的各项规则，而贯穿于各种国际规则之中最核心的正是交互主体性原则。因此可以说，交互主体性是“入世”者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主体素质，交互主体性观念是“入世”者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哲学理念。

一种哲学理念仅仅在抽象的层次上显示不出其实际的意义。理论的理性必须具体化为实践的理性，并通过理性的实践而现实化、对象化，才能证明自己真实的价值。交互主体性不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的本性，而是主体与主体在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性质和能力。理论上的交互主体性不等于实践中的交互主体性。“入世”为我们同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平等交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但要使自己真正能够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交往，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和实力，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我们努力使中国成为合格的世贸组织成员，成为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国，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共同繁荣，都是在强化自己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的交互主体性。

作为“入世”者我们强调交互主体性，需要注意在世界性的交往中防止两种偏向:只把自己当作主体，或者只把对方当作主体。这两种偏向都是对交互主体性之“交互”本性的背离，实际上又退回到单纯的“主体—客体”关系中去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把自己当作能动的主体，而把别的主体当作被动的、被支配的客体；后者则相反，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主体，忘记了或不承认自己也是独立的主体。一个是妄自尊大，一个是妄自菲薄，可以看做单方面主体性的两个极端形式。在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间，这两种偏向时常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交互主体性不是一方的主体性，其存在的前提是主体与主体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交互主体性的存在论前提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

中国“入世”之后，在坚持交互主体性原则的同时需要警惕上述两种偏向。这种警觉也应该是交互的，既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一方面，中国不能容忍别的国家或民族只以自身为主体，视其他国家或民族为客体，谋求世界霸主地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无论将来如何发展或强大，也决不会走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老路，把“己所不欲”的苦难施之于人。在世界性的交往中，无论处在怎样不利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当坚持自己作为主体应有的尊严，在策略的灵活性中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在交互主体性问题上，“应然”与“实然”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当在肯定抽象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具体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并不断提高这种交互主体性的实际发展水平。

(原载《理论前沿》2002年第1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