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反思：主体性与人的哲学表达

主体性是人的生命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

对主体性的研究必须与对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得到验证和深化并具有活力。主体性实质上指的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确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如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等；它是人通过实践和反思而达到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它展现了人的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是人的生命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人的生命自觉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的生命有多么丰富，主体性的内涵就有多么丰富；人的生命自觉达到什么程度，主体性就会高扬到什么程度。人的生命境遇决定着主体性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人的主体性有它具体的发展轨迹，有黎明时分，有如日中天的辉煌，有日薄西山的黄昏，也有第二天的觉醒和重建。它是人的生命运动的一条绵延相续的具有周期性的曲线，它将与人的生命同在。只有从生命自觉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理解和领略对主体性进行探讨的真实指向和完整意义。

人的生命是广阔而丰富的，是立体的，有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它是个体生命、群体(社会、文化)生命和类(物种)生命的统一，是生产和交往的统一，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是知、情、意的统一，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人的生命自觉是对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及其最高意义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它包括三个层次:个体生命的自觉、群体(社会、文化)生命的自觉和类(物种)生命的自觉，这种生命自觉的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的指向。人的生命的这三个层次既依次递进、层层扩展，又相互牵连、相互映照，展现了人的生命的扩大和深化；与此相应，人的主体性也有一个丰富和超越的过程。

一

人的生命自觉首先是其个体生命的自觉。一个人的生命自觉是从他的自我意识开始的，个性意识是一个人的个体生命自觉的标志。苏格拉底要求人们“认识自己”，孔子则断言，“为仁由己”，这些都是个体生命自觉的宣言。作为个体生命的自觉，说到底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独特人生的自我设计、自我造就和自我期待。以孔子为例，他把自己的人生历程概括如下: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自觉，正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境界的反观和呈现，他清楚自己人生的每一阶段的成就和追求，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局限。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则是在平静地面对死亡中展现了他已经达到的境界，也难怪他早将哲学视为“死亡的练习”。

一个人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尽管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却不是单靠历史就能延续的；那些圣人先贤所达到的个体生命自觉的高度，后人并不是就能轻易达到的，就此而言，历史中的个人并非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努力地打造自己，这是每一个人的终生事业，因为这是难以让别人替代的。时代的发展水平与人的个体生命自觉水平不无关系，但又确实是两回事。对历史演进进行宏观考察，容易忽略活生生的个人之间的差异。站在山顶上的人，看起来总比站在山脚下的人高，实际上作为个人而言，前者可能要比后者矮半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并非都是巨人，懂得了相对论的人并不见得就达到了爱因斯坦的水平。

个体生命自觉水平的差异性，仅仅用时代性和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是解释不清楚的，还必须考虑其天赋、机缘等个人因素。尽管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但他们都表现出了顽强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以及完整地展现自己的力量和豪情。历代先贤所成就的自我，确乎有其高超和惊人之处，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主体性可以被揣摩和效仿，但不可能被复制或移植。个体的主体性有其典范，对典范的研究和体味比一般的描述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马斯洛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样做了，我们从哲学的角度也需要这样做。

总之，对主体性的研究首先要落实在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上，特别是要注意研究那些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这不是呼唤英雄史观的复活，而是对典范案例和成熟形态的选择，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¹⁾。对主体性发展轨迹的一般描述与理论建构，只有与典范案例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得到验证并具有活力。

二

人的个体生命实际上是由他所属的群体(社会、文化)支持和塑造的，尽管他的生命自觉总是从其对独特自我的意识开始。人生下来就会吃会喝，就有维持自己肉体生命的自发力量，但一当他自觉追求自己的人生就必将自觉地和社会联系起来。自我意识从形式上看是个体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完全离群索居不是人的正常存在状态。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支持。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²⁾即使是那些原创思想也有其社会文化基础。曼海姆指出:“各种思想和观念都不是那些伟大的天才所具有的、孤立存在的灵感的产物。即使构成这种天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真知灼见之基础的，也是一个群体所具有的、被这种个体认为理所当然的各种集体性历史经验，因而人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把这些经验假设成为‘群体精神’。”⁽³⁾一个人会随着成长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自觉，如果不发生意外停顿的话，一般会实现自我超越而指向自己所属的群体(社会、文化)，承担起群体(社会、文化)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传承群体(社会、文化)的认识与价值观。每个人都生活在从家庭到民族的种种群体中，由此个人成为群体(社会、文化)的载体，其生命自觉由个体层次上升到群体(社会、文化)层次。中国人常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等等，讲的都是人的社会生命、文化生命。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指出:“在最初，是外部的接触和生存斗争的压力使人们结成或大或小的群体。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渐渐地演变成一种内在的伙伴关系。共同的经验(共同的斗争、成就与不幸)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善恶标准，一种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利益范围，在控制个体的自私自利的同时给了他稳定性。”⁽⁴⁾这种对共同的善恶标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利益范围的意识、维护和追求，就是一个人的群体生命的自觉或社会生命、文化生命的自觉。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短暂易逝的，只有将他的生命溶入群体(社会、文化)生命当中，才有可能长存下去。

人的生命意识的发展，就是不断地突破自我中心，走向被人承认、承认他人，走向群体(社会、文化)的过程。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获得日益完整而深刻的生命自觉，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从个人主体性走向交互主体性。在主体间的这种相互观照中，既确定了对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同时又确证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只有在其群体(社会、文化)生命中，才能得到张扬和确证。

与人的群体(社会、文化)生命的自觉相适应，对人的研究必须着眼于他的社会文化的属性和价值，而不仅是他的个性和个人经历。关于人的社会生命、文化生命，费孝通先生这样说:“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的，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性的个体存在的。人可以死，可是人所处的这个人文世界却是长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续过程不但比个人的寿命要长，意义也更大。人生不过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已有的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些事，为人文世界增添一点东西。这点东西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抹不掉，也改不了。作为当事人，在老而未死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了点什么。这是一种老来的心态，很有意思。年轻人不大想这个问题，也想不到这个问题。”⁽⁵⁾费孝通先生的这番思考和感受是耐人寻味的。

三

记得先烈秋瑾说过一句话:“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一个人的生命自觉的不断拓展和升华会达到“类(物种)生命”、“类(物种)意识”的高度，他会思考和体会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对自然的责任，探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会以“人类一分子”或“世界公民”的姿态反观自己的生命，展现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克服因生命短暂和社会动荡而滋生的虚无之风。中外历史上很多的先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体现了“类(物种)生命”的自觉。(www.xing528.com)

康德在其晚年特别关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潜能和使命:“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⁶⁾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早期，就在沉思人的类或物种的生命:“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⁷⁾人对自己所属类(物种)的意识就是对于自己的类(物种)存在的自我意识，由此使自己的生命自觉达到类(物种)生命的高度。

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自觉达到类(物种)生命的高度，他就会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界限或狭隘立场而面向全世界、全人类，去探寻人在大地上的意义，去确证人的尊严和价值，自觉承担保护人类的责任和义务，并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所以说，所谓自由和解放正是人的主体性的代名词。⁽⁸⁾

当人达到类(物种)生命自觉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万物的生命气息，进而体味那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生命洪流，那宇宙的大生命。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已经开始超越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考和感受方式，将人的生命和自然万物的生命贯通起来。敬畏生命，热爱生命，保护生命，探求生命间的和谐共处之道，逐渐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条亮丽的色调。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涌动着一股强烈生命意识，特别是儒家和道家讲的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强调“民胞物与”、“生生之谓易”、“万物一体”，以天人合一作为人的终极使命，将人生与天命统一起来。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在其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对天人合一作了这样的阐明:“人生也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意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也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⁹⁾这正是冯友兰所说的人的“天地境界”。在此境界中，一个人的生命就会获得如同万川映月般的辽阔、宁静和澄明。

(与王文兵合作，原载《唐都学刊》2004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

(3)［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严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4)［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5)费孝通、李亦园:“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6)［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8)参见郭湛:《无法消解的主体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9)转引自季羡林:《钱穆的“天人合一”观》，《中国气功科学》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