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稳定和谐：面向实践的反思

论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凝聚而成的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日益强烈地凸显出来。改革、发展、稳定、和谐，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强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历史创造的核心内容，因而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关键词。改革、发展、稳定、和谐首先是实际的实践的过程，同时又升华为实践的观念、理念，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作为核心，实际上是以发展为主线的，而发展归根到底是依靠人、为了人和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和以人为本的相互作用机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实践:改革、发展、稳定、和谐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主题，每一个都是逐步显现和突出出来的。它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成为实践的主题，随即也成为理论的主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大体上是同步前进的。30年来，中国社会以改革带动发展，以改革和发展保持稳定，而改革、发展、稳定要求和谐，这既是历史实践的实际过程，也是相应的理论观念的演化过程。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事实表明，当时我们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要发展、要前进就必须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是新时期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明确指出:“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¹⁾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安定团结是对于社会状态的表述。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就是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我们讲“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是内在统一、互为表里的。改革就意味着开放，这是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上的开放，是向着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反过来说，开放也意味着改革，是对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革，没有改革也就没有开放。相对来说，改革是更为实质性的，开放则是改革的表现和实现方式。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无疑是一个全面的持续的变革过程。由于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人民物质需要的基本满足，所以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启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门，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使我们的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13亿人民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基本的满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但是，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和问题总是相伴而来，社会财富涌流、积聚和分配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人和自然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20世纪90年代，苏联“休克疗法”式的“改革”，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轰然倒塌，提醒我们社会改革要有自我调控机制。社会改革如同列车开动，要有方向盘和制动器。只有正确把握方向、合理控制速度，才能使社会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中得到发展。当然，任何稳定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凝固的、静止的稳定。与改革和发展相联系的稳定更是运动、变化之中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必要的稳定，就没有人民的正常生活，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何来改革和发展?在旧的世界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之时，世界并不安定。面对“金融海啸”这样国际经济局势，面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需要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在坚持改革的过程中采取稳健的发展策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相对的稳定也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但是也应看到，稳定虽然保证了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运行，却不会自动矫正改革和发展中发生的失衡和偏差。改革和发展中发生的失衡和偏差，需要在深入的改革和全面的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更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调控模式来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面对中国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现实问题，我们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能不能继续3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好势头，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和全面进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作为系统整体内外部关系和谐机制的建立及其作用的发挥。社会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差异、矛盾乃至对立，能否协调和整合为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和谐相处的利益共同体，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最迫切最重要任务。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历史的转折点上。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总体发展；这种发展也不仅具有现实向度，而且具有历史向度；这种发展的主旨不只是“物的标杆”，而且是向人的中心位置的复归。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社会将从“合力动态”发展的阶段进入到“和力动态”发展的阶段。

所谓“合力”，是指在社会发展中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力汇合为总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这种“合力”中，有正向的力或接近正向的力，也有逆向的力或接近逆向的力，人们的许多努力在相互牵制和冲突中抵消了。虽然总的说来正向力大于逆向力，历史的合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历史能量的浪费，并且常常使人类社会步履维艰甚至停滞或发生局部的暂时的倒退。而“和力”则是相互协调的、和谐合作的力，这些力尽管也是不同的，但却是“和而不同”。由于这是一种“和力”，因而在众多的力融合起来时，力的作用指向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样就消解了社会运动中的逆向力，使社会发展中的正向力的相互扶持、相互激励，凝聚成强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潮流。那些未因相互抵消而浪费的巨大历史能量，则转化为人类共享或分享的社会财富，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在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样科学发展的问题，是在明确“什么是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是在明确“生产力增长是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基础上解决自然、社会、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样的发展才可能是和谐的，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使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关系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二、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相互关系

实践中的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关系，反映在理论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科学地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理论的坐标把握不好，处理不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关系，在实践中就容易产生偏离和失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不应当“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²⁾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在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运行中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思维着的人们借助概念、范畴观念地把握现实的社会运行。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作为一系列最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并不是单纯主观的设定，而是由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所提出的。在这一系列范畴之中，每一个范畴都极其重要。任何一个范畴所指称的社会关系或环节的缺失，都会破坏社会整体的系统结构及其作用功能，导致社会现实运行格局的停滞、紊乱或动荡。没有改革，不能革除弊端、推陈出新，社会就会停滞，发展没有路径；没有发展，就不能证明改革的意义，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力量；没有稳定，社会陷入动荡，改革和发展都没有保障；没有和谐，改革和发展就难以持续，社会的稳定也就缺乏内在的根据。

社会系统关系的特点是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但系统毕竟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补充，而且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和相互对立。从本质上说，相互需要正是因为彼此不同，由于相互排斥和分离，所以各要素之间才形成距离和张力，才能形成亲和力和彼此融合。如果把改革和发展看做社会动能系统，把稳定和和谐看做社会势能系统，则四者关系可以简化为两者关系。但在这两者之间不是固定的关系，而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又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

社会稳定无疑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和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质的提升。稳定进而和谐的社会可以保证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但是，过度强调稳定容易抑制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过度强调和谐容易掩盖矛盾和滋生保守，会导致社会的停滞和僵化，甚至形成改革与发展的对立面。改革和发展正是针对社会的停滞和僵化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和发展是社会的主导力量，生长和汇集着巨大的社会的能量，为社会运行提供持续的活力。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是蓄积和激发高能量的社会，即“热”的社会。但高能量的社会可能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也可能由于过“热”而发生动荡乃至混乱，造成对稳定与和谐的威胁。

改革与发展是社会的动态量，是社会能量的供给系统，主要的运行法则是竞争。和谐与稳定是社会的静态量，是社会的环境系统，主要的运行法则是合作。稳定是国家和社会表现出的总体的外在关系状态，和谐则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的内在关系状态。“每一种机体都需要有一个友谊合作的环境。一方面是防卫突然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供给需要。强力的福音是与社会生活不能相容的。所谓强力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对抗。”⁽³⁾稳定与和谐的环境为社会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同时，稳定而和谐的社会也需要改革和发展来保持社会的活力。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矛盾各方相互区别因而相互需要，相互需要也就是互补。改革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轴线，改革是以变革为形式的发展。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改革、稳定、和谐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中国更好、更快的发展。

三、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机制

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展开，基本策略是引入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点带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经营先富起来，打破了原有“一穷二白”的均衡；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激活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发展中的不均衡就是差异的存在，适度的不均衡促进竞争和发展，使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走向小康社会。但不均衡又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的度，中间带缩小，两极带增大，那么这条链条就可能断掉。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了30年的不均衡已经比较严重，不加以必要的调整，发展就难以继续。已有的改革促进了已有的发展，进一步的发展要求进一步的改革，改革与发展是互动的。

发展有断裂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种形式。断裂式发展在社会动荡中实现飞跃，社会需要有长时间的重构期，相对而言，社会能量消耗巨大，不利于社会能量的积聚，并且存在着社会分裂的风险。可持续发展是非断裂式发展，是社会的能量通过不间断的积累在历史的脉络中延续，这就需要相对稳定、和谐的环境以保持能量历时态的累积。没有这样的环境，社会能量会在动荡乃至分裂中消耗掉，要经历发展的断裂期和重构期，才能继续发展。发展是社会主体能动的历史创造活动。我们只有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改革的方向、速度、节奏，才能达到以改革促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在相对稳定中的发展，速度不一定很快，但可以持续进行，比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断裂式发展更为可靠。

发展不仅需要社会内部环境的稳定，而且需要外部环境的稳定。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外部环境，它的相对稳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制约着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其中潜存的危机是不容忽视的。国际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条件是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尽管这个世界局部性的冲突和战争不断，但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我们针对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采取的策略和行动，从根本上说，都是要为中国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www.xing528.com)

发展的前提是社会有机体的存在，而相对稳定是社会有机体存在的基本条件。发展的成果也需要相对的稳定使之得以巩固，这个意义上的稳定是发展的沉积过程，是发展的成熟期。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的结果不会在历史中形成和存留。和谐是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统一，是社会内部环境的协调，是人与人之间团结、合作的关系。有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人民才能心情舒畅，自觉努力推动社会建设；才能万众一心，形成历史的“和力”。和谐与稳定具有一致性，标志着社会人际关系正常、良好的状态。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需要改革和发展来保障。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而没有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改革无以求发展，不发展无以求稳定，所以这种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离开了改革和发展的“静态”的稳定，会使社会趋向于一个封闭系统，这样的系统会随着混乱度即“熵”的增大而失去生机和活力。社会只有改革和发展，才能使其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输入和输出，使其结构和功能不断更新，从而使社会系统达到和保持其有序性。从最终目标来看，如果以单纯的稳定有利于管理为目标，片面追求社会安定，排斥探索、创新的挑战和风险；那么，这种稳定和太平就会是停滞、僵化的前奏，是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改革本身的不均衡和改革带来的不均衡，必须通过相应的调整来处理。竞争的机制需要继续完善，意味着适度的差异还要存在。改革需要社会系统的和谐，既保持改革的相对不平衡性，又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社会有机体系统运行的内在趋向。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既允许差异的存在，又消除对抗性的差异，弱化差异的负面作用，使各种差异能和谐共处，造成“和而不同”之势。只有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有活力而又宽容的社会和谐，才能消除社会离心力，减少社会能量内耗和浪费，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和谐之力推动的社会建设的新局面。这种历史的“和力”可以化解和消除分离、敌视和对立的心理，激起社会群体和个体推动社会发展的激情、活力和创造力。

四、人是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根本

目的和手段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对于特定活动而言的目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相对于更高的目的，可能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在局部的、特定的活动中，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中的每一个，都是要用一定手段达到的目的。而在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四者之中，相对来说，发展更具有目的的意义。在价值坐标中，我们十分重视发展的向度。发展最重要的结点，是改革、稳定、和谐三者的直接目的，它导引着其他三者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改革是发展的前导，稳定是发展的条件，和谐是发展的保障，对于发展这个目的而言，改革、稳定、和谐都是手段。如果没有发展，改革、稳定、和谐就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都是为了发展。

发展的含义不仅在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人的发展，并且人的发展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于是，在我们的价值坐标中，与发展的向度同时存在的还有人的向度，或者说在发展的向度中包含了人的向度。人是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四者之中的价值核心。人是目的，同时又是手段。改革和发展是人推动的，稳定与和谐是人创造的。人只有把自己的活动作为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判断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衡量尺度的，未来理想的社会最终要实现的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⁴⁾，从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⁵⁾。所以，从本质上说，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的一切成果都要落实到人的现实发展上来。发展如果失去人的主体性向度，就是发展的异化即“物化”，人就会沦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而丧失自身存在的价值。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是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精神、制度条件和环境，使人在历史的进步中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真正科学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根本，也是改革、稳定、和谐的根本。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以人为本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具体化为“以民为本”，是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为本。人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中国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首先是农民的创举。没有人民的支持与开拓进取，就没有改革，也就无从谈论发展；没有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和艰苦奋斗，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突飞猛进地发展，根源在于执政党和国家总体上能以民为本，有效地把握和调整社会运行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而言，中国社会的发展策略与实践是符合现实的人的需求的发展规律的。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需求的发展是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的。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历史进程，是人的生理、安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不断发展和获得满足的过程。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都是人的需求发展的关系项，并且随着人的需求的不断满足，这些关系项还会不断深化与扩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不仅满足了现实的人的需求，而且成功地将现实的人的需求转化为社会需求，使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相一致，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发展是由人的需求来拉动的，又是以人的现实活动及其成果来满足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人民也得到显著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越来越具有全面和自由的性质。

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的重中之重是以人民为根本。只有坚持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中国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总结30年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看到，在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中，以人民为根本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以民为本，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首先要处理好“官民”关系。当今社会，官民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在官民矛盾中，官往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导矛盾性质和关系状态的一方。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是要“官僚作风”还是要“民本作风”。只要真正坚持“以民为本”，那么任何官民矛盾都可以找到化解之途。处理好这一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坚持以民为本，必须以民生为重，实现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用政策、法律保证落实改革与发展的成就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是当前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创造和谐的关键所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切实抓好这一工作，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三，需要把以民为本现实化和具体化为以每个个体的人为本，把以民为本落到实处。为每一个普通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解决了把“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找不到具体的落脚点的问题。人民利益无小事。关注每一个人，处理好每一件事，关注每个人正当的利益诉求，才是彻底的以人为本。

自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是否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中国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复杂关系，才能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坚持以发展为主轴和以民为本为核心的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机制，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逻辑的深化和发展。

(与宋洪云合作，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3)［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