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到了“而立”之年。30年间，中国人民不但进行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更加成熟起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中国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正是在社会的变革中，人们摆脱了耻于言利的传统心态，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深切意识到利益原则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承认利益原则的正当性，业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无论是改革、发展还是稳定、和谐，利益关系都隐约可见，甚至直接反映出来。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背后的利益机制，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互动机制最重要、最基本的层面。
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利益机制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往往忽视改革的作用，甚至将改革等同于改良。理论上的误区直接导致我们在实践中踌躇不前，甚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改革。这种理解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从根本上说，社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生产力又决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要保持活力，就必须“经常变化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后，实践证明，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有巨大优越性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点低、水平低，发展方式落后，这种局面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具体制度都存在着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对束缚人民积极性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进行改革。改革的对象就是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节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表现为高度的计划性、平均主义以及忽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其核心在于调节好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没有利益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活力”(2)。改革与人们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在人们未看到改革后的利益时，人们顾及的首先是改革前的利益。所以，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3)
我们的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改革就是要破除那些束缚人们生产积极性、主动性的社会关系和具体制度，引导人们的劳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并承认这些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把劳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才能激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要求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利益驱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否认利益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他们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不是从现实的原则出发，去分析社会现实，而是始终停留在“范畴”、“公式”的思辨中。但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仅仅用“自我意识”是无法解释世界的，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去分析现实的社会。而“现实的人”是有各种利益需要的人，是现实的利益关系中的人。承认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纵观中国改革30年历程，从最初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后到城市改革，对企业放权让利，鼓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企业的效益与员工的福利直接联系起来，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带动了企业的发展；最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利益升格为普遍原则，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全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历程清楚表明，改革只有形成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才能把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改革只有使人民实际受益，才能长久持续下去。
二、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改革是一种变化，是一种运动，但这种变化和运动是优化的、前进的过程。它要破除以往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或者从根本上说阻碍人民生产积极性的那些体制、机制、关系和制度，代之以新的有利于调动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关系和制度。运动就有方向，有向上的运动，也有向下的运动。从辩证法角度说，向上的运动就是发展，反之就是倒退，甚至不进则退。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所说的，改革就是变，问题只在于变好，还是变坏。(5)
并非任何变化和运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在动荡之中，但这种变化和运动朝着坏的方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影响之远，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变化带来的是民富国强，是积极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进的运动，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如果说改革是动力，那么发展就是目的。只有改革见了成效，真正解决了制约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构建了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把一切社会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社会才会全面和持续发展。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改革的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6)，激发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从利益角度说，改革就是要探索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通过统筹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利益驱动机制是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中的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很多，科学技术、阶级斗争、社会基本矛盾、意识形态等都能形成某种动力机制，但利益驱动机制是其中最基本的动力机制。决定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行为的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因素，而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近代文明更是将经济利益置于首要地位。恩格斯曾把19世纪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看成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当时英、法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7)
社会发展离不开利益驱动机制。社会发展表现为社会的整体进步，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环境的改善、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创造的。“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一切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8)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驱动机制的功能在于:合理地对待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把推动人们活动的利益因素纳入到整体的社会机制之中，进行引导、规范和整合，最终确立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动态平衡，使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起带动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不断推动人和社会的发展。
合理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能够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整体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发展，社会确实在不断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整体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在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能够把亿万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出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这种利益驱动机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还没有把更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或者在解放一部分生产力的同时也抑制了另一部分生产力，或者在社会发展中原有的利益驱动机制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等。总之，这种利益驱动机制处于变化之中，也是不平衡的、不全面的，甚至有的成分只是短期有效的。
形成合理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完全是人为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而是拥有不同利益的各方在社会发展中通过利益博弈才形成的。缺少利益各方长时间反复的博弈，很难形成合理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社会发展的实际走向是参与作用各方的合力造成的，这种历史的合力形成于参与者自觉争取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众多个人和群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实现，从他们的相互作用和作用结果来说，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
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人民作为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群众社会参与的主体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的利益为本。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劳动股份合作制等等，人民在改革实践中由自发到自觉地摸索出适合自身利益实现的组织形式，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利益驱动机制。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在人们充分参与实现自身利益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利益驱动机制，才是长期有效的社会机制，才是真正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机制。
合理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同时也具有利益协调的内在功能，利益驱动机制总是需要利益协调机制作为补充。全面的利益协调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保障机制等在内，是为了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而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调节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趋于平衡。利益协调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利益分配机制，因为它直接关系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是调整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首要机制。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才有利益约束和利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如果说利益驱动机制更多地强调社会如何使生产和利益最大化，体现了社会的效率；那么，利益协调机制就意味着社会围绕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约束和保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马克思批评了把生产和分配各自独立、完全分割开来的做法，强调生产和分配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特别重视法律对于巩固分配关系的作用，以及由此对于生产发生的反作用。“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9)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是统一的，是相互作用即互动的两个方面，必须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总之，从利益角度说，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建立在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互动基础上的。缺乏利益驱动机制，社会就不可能发展；而缺乏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三、利益关系调整与改革、发展、稳定
改革和发展依赖于必要的社会稳定。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的相对稳定，特别是政治稳定。历史和现实一再清楚地昭示我们，没有社会稳定，特别是政治稳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是否稳定，归根结底要看群众是否稳定、人心是否稳定。“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民心顺一切皆顺，民心稳社会就稳。”(10)
群众的稳定，民心的稳定，既不是靠对神权的崇拜，也不是靠强力的压迫就能赢得的。虽然通过树立神权或者通过威权统治能够赢得某种社会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是人心之所向，不是群众本身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短暂的稳定，不可能长久。群众是否稳定，人心是否稳定，关键还是看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群众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群众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陈寿《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物质利益首先关乎民生，进而关乎国本，关乎国家的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说的仁政或王道，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重视民众基本生存需要，并为此而进行必要的利益关系调整，力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利益协调所应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稳定前提下推进的，而这种稳定也在改革中得以巩固，改革与稳定是互动互补的。从辩证法角度讲，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变动；而稳定则是在绝对的变动之中相对的不变，是系统整体动态的一致。改革与稳定对立而又统一，相辅而又相成。构建合理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确保社会稳定则是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功能。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改革越深化，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也就越凸现。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
30年来，改革整体上使全国人民普遍受惠，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同阶层和群体受益程度不一样，有些阶层和群体受益程度少于其他阶层和群体。这种情况，在改革的一定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改革进入深化期，由于改革前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加上改革还没有到位所带来的原有体制障碍，使得后期改革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矛盾更加突出。这个时期如果利益协调不好，就会加剧利益受益程度的不平衡，形成阻碍社会持续发展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组织，出现严重的利益分化，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社会的稳定。改革越深入，利益问题越凸显，从而成为影响深化改革的主导因素。
构建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我们强调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实质就是在构建适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和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构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价值原则，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www.xing528.com)
我们所说的社会稳定，就利益角度而言，是指不同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分配和占有过程中总体上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和格局，使得不同社会成员和群体的利益分歧、矛盾在整体上保持在社会调解和社会秩序范围之内。这种社会稳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稳定，是随着改革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利益分化而进行协调的结果。社会稳定离不开社会协调，特别是利益的协调。“稳定与协调密不可分，稳定必须协调，协调才能稳定，稳定就是协调。”(11)社会协调与社会稳定都是社会的态势，只不过前者侧重从社会过程来看，后者侧重从社会结果来看。
使社会稳定是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功能，利益协调需要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手段来进行。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协调坚持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与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息息相关并导致社会和谐，使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形成互动机制。
四、发展、稳定、和谐:利益的驱动与协调
利益驱动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利益协调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利益平衡的问题，这种利益平衡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的稳定，其内在作用是社会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是利益平衡的前提，离开经济发展的平衡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的发展中，都存在一定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机制的性质和强弱程度不同而已。
一个利益驱动机制强而利益协调机制弱的社会，社会发展可能是快速的，但却是不平衡的和难以持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就是这种状况。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疯狂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纪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但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危机，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丛生，这也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直接的社会原因。
如果利益驱动机制弱而利益协调机制强，这样的社会发展缓慢，看似稳定实则僵化甚至停顿。其结果将只是表面上的公平、平等，实际上是普遍的贫穷、落后，最终会导致利益协调失效，社会处于不稳定乃至动荡之中。人民不可能长期安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人心思变，化为行动，就会实际地改变社会生活。
中国改革之前的社会状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在形式上社会是公平的，在整体上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化，个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是，这种强化利益协调而忽视利益驱动的结果，必然造成个人生产积极性低落、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造成整个社会的贫穷和国力的弱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体现出来。到改革前，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民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利益协调也就失去了任何功效。
可见，那种只强化利益协调而忽视利益驱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实践中更是行不通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以利益驱动机制为基础，而利益驱动机制则需要利益协调机制做补充。任何一个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驱动机制缺一不可。每个社会都存在这两种机制，只不过有的偏重于这一点，有的偏重于那一点；一个阶段偏重于这一点，另一个阶段又偏重于那一点。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有作为的政府都试图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构建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驱动机制两种机制良性互动的系统。
从整体上看30年改革历程，改革前期我们更加重视利益驱动机制的构建，想方设法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而改革发展到现在，我们更加强调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利益机制在驱动和协调两个着重点的转移，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规律，也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历史进程。
今天我们继续进行的改革，既不是一味强调构建利益驱动机制，甚至为此不惜牺牲长期利益以换取当前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维护局部利益，牺牲集体利益以保障个人利益；也不是一味强调构建利益协调机制，为此而无视不同个人、群体、阶层和社会组织的现实利益差别，甚至主张重新倒退到改革之前，倒退到平均主义状态中去。
我们的改革进行到现在，还需要继续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发展确实是硬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构建和完善适合中国发展需要，能够把一切社会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加以整合的利益驱动机制。中国社会仍然需要效率，仍然需要继续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很突出，比如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等。有些问题是与改革伴生的，有些问题是改革没有到位引起的，还有些问题是因为没有改革而一直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涉及不同地区、部门、群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利益协调机制。所以，当前我们既需要构建行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也需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的，从社会运行角度来说，就是达到社会的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而从社会状态来说，就是达到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社会发展活力的社会，又是社会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融洽的社会；从利益机制角度说，就是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互补的社会。
五、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谐是本质的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作为根本性实践观念的先后提出，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认识逐渐深化的历程。社会主义作为新社会的优越性不是被先天赋予的，而是在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广大群众之中的利益实现和利益调整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倾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改革中、在发展中保持社会活力和社会稳定，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普遍和谐。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但这种优越性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稳定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来体现。
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9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规律。1991年苏联解体了，宣告苏联共产党人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失败了，丢失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也一直在寻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并且走过了不少弯路，甚至曾一度面临危难局面。但是，自从30年前毅然决然地推行改革开放，对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已经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改革和发展需要社会稳定作为前提。改革进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那些影响到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使得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使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在互动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从改革、发展，到稳定、和谐，清晰地勾勒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走向，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的规律性。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机制。从利益角度说，改革、发展、稳定、和谐都涉及利益关系，这是将四者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一条红线。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调整，就是要建立有效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结果就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好坏与利益驱动机制是否有效直接相关，也与利益协调机制是否合理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发展是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稳定是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功能。当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实现良性互动、有机统一时，其结果从社会运行角度看就是社会的科学发展，从社会状态看就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并且具有根本的性质。
(与谭清华合作，原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2)李瑞环:《辩证法随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页。
(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0)李瑞环:《辩证法随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11)李瑞环:《辩证法随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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