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重建与欧洲自由主义史

七、危机与重建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尽管自由主义与托利党都与国家干涉的共同政策联系在一起，而正如张伯伦所指出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托利党的干涉是一种“惠顾”的行为，而自由主义者的原则是“所有人民参与管理自己”。在实践中，它们的区别常常很细微，自由主义政策的基本情感最终被民主政体的洪流所推翻。

这一点可以在1876年以后，为适应社会组织与民主政体观念的新要求而进行的自由党重建中看出来。过去，政治与经济信条中的个人主义表现于各种选区与联盟的自治，现在它希望通过给予所有候选人共同基础和给予所有投票者共同口号的方式，来加强党内的统一。张伯伦成为在这种基础上重组自由主义的领袖，他所提出的形式是借用美国民主名称的秘密会议。^［37］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将候选人强加于选民，什么又是选民的自由？“按你被告知的去投票”——这就是秘密会议在1876年及其以后的答复。

这不是新组织反自由倾向导致的惟一危险，其危险还扩展到现代生活的全部，一如它超越十九世纪早期阶段的个人主义后，在现在表现出来的那样。它扩展到工业，在辛迪加、联合企业与托拉斯面前，使个人雇主的主动性下降；它扩展到金融，使之不受有关国家生产与帝国主义雄心的所有影响；它扩展到工人阶级，使之自己组织起来，并加上了一种工人阶级的精神；它扩展到统一文化的传播中，扩展到新社会的伦理学证明，国家重要性的巨大增长，并通过官僚体系逐渐伸入到公共活动的所有分支，甚至自由党自身的组织中，而活跃的自由主义已经因行政力量的习惯性活动变得迟钝。

并不是每年都能出一个穆勒或一个格林，能将被现实生活窒息和钝化的反对与对立意识复活起来。一般人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承认，与保守党的统治实践，是两党将趋向一致、矛盾行将结束的迹象。在格莱斯顿与狄士累利的演讲大战中，公众舆论开始相信，两党之间的激烈对立正处于全盛时期，他们看到的不是痛斥，而是激情的展现。格莱斯顿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直主宰着政治舞台，徒劳地变得越来越激进；他特别强调自由主义的年代，即1876年至1885年，也就是他的影响下降的年代。他最终被其伟大的爱尔兰竞争对手所推翻，这被认为是自由党的复兴，实际上却标志着自由党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开始这场危机，并因其个人威望而使危机加重的，是一位激进主义者——社会民主的自由提倡者张伯伦。我们已经提到，正是他组织了秘密会议。他的政治转变，是穆勒与斯宾塞指出的民主危险最清楚的证据。

早在1885年，他就是自由党最有影响力与最极端的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的选举中，他提出了超出党的宣言规定的计划之外的自己的计划。除其他要求外，他要求土地自由买卖和政教的完全分离。他当选了，并成为格莱斯顿内阁的成员；但是三个月后，因为他拒绝接受其国内统治政策而辞职，并与自由党脱离。

事实上，国内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借口，或者至少只是一个机会。发生于他的思想中的变化更加深刻，并在同情有关国家集权和社会政策方面使自由主义受到妨碍的运动中的妥协与困窘中，产生出一种民主观点。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格莱斯顿的国内统治仅仅是一种对政治精力无成果的浪费；在他的计划中指出，这已经偏离了其所应集中精力的目标。

他与保守党的合作，无论其外表如何自相矛盾，却是前面提到的他的转变合乎逻辑的结果。索尔兹伯里爵士接受了他的社会立法方案，像能干的保守党人一样，他从中发现了对于加强国家与他的政党有用的手段，但作为交换条件，他请张伯伦放弃宗教方面与农业方面的计划。所要求的仅仅是分给人民小块土地，就是著名的“三英亩地一头牛”；对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可能还是实现微妙而不易观察到的剥削的手段——“缩小剥削”，正如后来的一位经济学家清楚描述的那样。

因此，保守党与张伯伦的朋友与支持者，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政党，就是联盟党。它适应着对国内统治的公众敌意——对这种措施来说，公共舆论还不成熟——成功地从格莱斯顿与自由党的手中夺取了权力。

但国家联合主义对张伯伦来说，只是一个巨大而更具雄心的方案的起点，这一方案在对布尔人的战争期间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成熟起来。这是帝国主义，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通过民主能量的巨大增加而被扩大、被集中，成为巨大的国家网络的中心与支持者。

但就是帝国主义中也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与自治，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传统纽带。不论狄士累利还是张伯伦，还是其他帝国主义者，都不曾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确实，张伯伦在布尔战争之后，从承认新自治领的自治权中取得收益，并看到了它的成功。但是如果个体的感情与权利——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受到尊重，他们的利益就是不可分割的；殖民地自愿要求越来越强调帝国利益的保护，即对自由贸易的抛弃，采用为所有联邦成员国提供全部经济互惠的关税，而将其他联邦外的国家排除在外，通过保护性关税之墙将其与帝国隔离开来。帝国的特惠与保护，是张伯伦在与德兰士瓦取得和平结局之后的三年中一直进行的斗争中的口号，这种斗争与曼彻斯特学派的斗争相似，但却有正相对立的目标，而其结果却因他的去世而中止。^［38］

在1906年与1923年的两次大选中，这种斗争达到顶点；在这两次大选中，自由主义者都把保护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纲领，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此期间，由于第三种因素——工党的加入，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党建立于1891年，在其旗帜下团结了工人阶级与部分中产阶级的下层而迅速发展，因此打破了两个现存政党正常的平衡。

在工党的最初发展中，显示出许多其成长环境的痕迹。它陷入两个矛盾的基础之中，一个是费边主义的基础，那是民主的、提倡国家干涉的基础。另一个是行会的基础，有着更明确的自由特征，建立在工会自治与分散行动的基础之上，反对国家，在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中，它发现了对工人阶级的危险，这与科布登指出的危险十分相似——就是寄生主义的危险，即依赖其他人而不是依赖自己，因此使活力渐渐丧失。这两个基础都受到大陆上相似的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即德国的社会民主制与法国的自由工联主义。这种影响的价值在于，它们给这一新党以机会，以便从孤立中走出，参与将英国与大陆相联系的普遍性运动。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工党与自由主义者携起手来显示出，本质的区别不能掩盖共同的工业主义起源以及与创造巨大英国工业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关系。通过这种联合，自由党失去了帝国主义惟一反对者的地位，但是它通过妥协，由穆勒、格林与阿诺德·托因比制定的新社会政策，得到了其大多数成员的赞同。与此同时，它形成了对其自身政治原则更精确限定的需要，以便使自己不仅与保守党，也与工党相区别。

二十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新的最佳形式，对我们来说就是霍布豪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现代形式的穆勒和格林理论。自由建立在成长与发展的思想之上。个性就是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东西，通过同化于环境，他成为他自己；通过对环境作出反应，他对自我的肯定与这种同化成正比。自由主义就是相信社会能够建筑于这种自我指挥的个性力量之上，这种力量的优点是使这种建筑的扩大变得无限。因此，自由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还不如说是社会的需要。自由不是存在于A的权利不为B理会，而是存在于B的义务，使A成为理性的存在。它并不是不受干涉的犯罪与犯错的权利，是将犯罪与有错的或无知的人看做能变得正义与正确，帮助他们提高而不是放任不管。基于个性，它为社区每个成员个人的发展要求自由的范围。仅在其名义下宣称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是不够的，它还要求平等的机会，也就是法国民主所谓的平等机会。

高压统治是对成长中个性的破坏，因为个性的出现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外部秩序的功能不能产生它，但能为它的发展提供最好的环境。进步不是机械的过程，而是活生生的精神力量的解放。

这暗示着自由国家的功能，不是反对个性的自由，而是在实践中实现它。国家不为其成员提供食物或其他物质性的日用品，它提供道德的人，身心两方面都是健康的，与为他自身提供有益工作的机会。工作的权利和维持生活的工资的权利，与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样是现实的。由于不好的经济组织而失业的工人，工资过低的工人，不是社会慈善的耻辱，而是社会公正的耻辱。

这不是自由主义，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词——也许就存在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因为当然地存在着不自由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机械的形式，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将社会生活的现象归结为经济因素单独的作用。在政治上，它宣称基于刻板的各阶级间区别之上的阶级利益，而这种阶级之间的区别完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远不是强调和简化区别的，而是带来一种增长中的阶级利益复杂的相互作用。现代革命不会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对财产发起攻击，不会不注意到工人阶级直接或间接地有着存在于财产中的利益。

反对社会主义中的任何独裁主义倾向，反对从外部强加于人的任何生活计划，自由的思想在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反叛中兴起。它决心对生产中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公平对待，反对抽象的个人主义，也反对抽象的社会主义，后者强调这种或那种因素，而排斥其他的因素。它将个人的权利设想成与共同体的权利是和谐的，因而给前者的定义是公共的利益，给后者的定义是个人的利益。因此，自由主义与劳工之间的合作在发展，而这不久后取代了九十年代双方之间的对抗，这不是偶然的或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而是深深植根于新民主政体的需要之中。^［39］

到1906年，英国自由主义已经从联合主义的危机中复活，现在，它正在克服更为严重的战时联合主义危机的过程之中，这种战时联合主义掩藏在政治中立的面具之下，实际上是保守主义力量和独裁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的流行。尽管它富有民主化与社会赞同，但这一政党继续使用自由作为其名称，这一事实显示，英国政治观点所强调的仍旧是自由而不是平等。因此，近一百年的历史带来的所有变化，并未推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传统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过去的一代英国人称自己为喜爱自由者，以区别于作为喜爱平等者的法国人。^［40］

注　释

［1］阿累维（Halévy）对选举政治代表特殊方式的简短考察，见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1913，ⅰ.110页以下。

［2］我们已经试图在导言的第五节描述这种思想的基本特征；在此我们将增加一点先前没有讨论过的因素。

[3]Halévy，前引书，ⅰ.553页。

[4]Halévy，Le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Paris，Alcan，1904，ⅲ. 129页。

[5]Bentham，Principes de législation，CEuvres，Bruxelles，ed. 3，1840，ⅰ.32页（Works，ed.Bowring，1843，ⅰ.32页）。

[6]Bentham，Principes du code civil，uvres，ⅰ.55页以下，66页以下（Works，ed.Bowring，1843，ⅰ.302-303页，312-313页）。

[7]Bentham，Traité des sophismes politiques et des sophismes anarchiques，CEuvres，ⅰ.509页以下（Anarchical Fallacies，Works，ed. Bowring，1843，ⅱ.491页以下）。

[8]Halévy，Le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前引书，383页，386页。

［9］马尔萨斯的论点并不是以这种苛刻的方式表达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正是其内在的意义。要确知其观点，请读者参阅Essay中作者批评葛德文的《社会正义论》的部分（法译本329页，Paris，1845），与他反对民主政治理想的部分（341页以下），他批判要求劳动的报酬应能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和应该向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工作机会的部分（372页），以及严厉批评济贫法的部分（365页等）［ed.I，1798，chs.V，Ⅹ-ⅩV］。(www.xing528.com)

[10]Ricardo，Principes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uvres，Paris，1847，ch.v，72-73页。

［11］前引书，80页。

[12]J.S.Mill Autobiography，[ed.1908，60页］，Fr.tr.，Paris，1874，100页。

[13]Gladstone，Gleanings of Past Years，1843-76，London，1879，7 vols.，ⅰ.158页。

［14］见导言，§3。

［15］［本段英译者有所修改；以下两段部分地方也有所更动。］

[16]Thureau Dangin，La Renaissanee catholique en Angleterre，ed. 2，1899，3vols.，ⅲ.66页。

［17］［这一段英译者有修改。］

[18]Cobden，England，Ireland，America（载F.W.Hirst，Free Trade and other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London，1903，3页以下）。

[19]Morley，Life of Cobden，London，1882，19页。

[20]Hirst，Free Trade and other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前引书，12页。

[21]Morley，前引书，42页。

[22]Morley，Life of Gladstone，2vols.，London，1905-7，ⅰ.972页以下。[lst ed.in 3vols.，ⅱ.70页以下]。

[23]Morley，Life of Cobden，26页。

[24]Morley，Gladstone，前引书，ⅰ.384页。参见 Gladstone，Gleanings，vⅱ.145页以下，这里的政教分离被麦考莱阐述为一种低级的激进主义形式。

［25］自由主义的这种更广阔的方面，将在本书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考察。

[26][Carlyle，Past and Present，ⅲ.ch.ⅱ，ed.1，198页。]

[27][前引书，ⅲ.ch.iv，208页。]

[28][前引书，I，ch.ⅰ；ⅲ，ch.xii。]

［29］参见Mill的Autobiography。

[30]Mill，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Fr，tr.，Paris，1862，2 vols.，ⅰ.51-82页[ed.Everyman，202-207页]。

［31］前引书，ⅱ.155页以下，206页，287页，325页等［ed.Everyman，256-275页，324页以下，346页以下，等］。

［32］参见Mill的著作On Liberty；此书不乏启发性，但不能令人满意；在进展当中失去了灵感，最终以令人不满的注解结束。

[33]T.H.Green，‘Lecture on Liberal Legisl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Contract’，载Works，ⅲ.365页以下。

[34]T.H.Green，‘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载Works，ⅱ.6页，33页，39页，44页，47页。

[35]Spencer，The Man versus the State，1884，Fr.tr.，1页以下，25页以下，102页。

[36]F.C.Montague，The Limits of Individual Liberty，1884（Ital.tr. by Orlando，载Bruniati之Bibl.di scienza polit.，ser.I，vol.5）

［37］参见Ostrogorski重要的著作La Démocratie et la formation des partis politiques，2 vols.，Paris，1903年。

［38］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帝国主义信条的细节。读者可参考Chamberlain的Speeches，2 vols.，London，1914；Schulze Gaevernitz，Britischer Imperialismus，和我的L'Impero britannico dopo la guerra （Florence，Vallecchi，1921），与La formazione dell'Impero britannico （Brescia，1925）。

［39］关于当代英国政治运动的详尽叙述，请参见我的L'Impero britannico dopo la guerra（Vallecchi，1921）。

[40]Hobhouse，Liberalism，见霍姆大学藏书，未注明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