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罗马衰亡之谜-失落的辉煌

衰亡之谜

台伯河岸的七丘，也就是卡匹托尔山等七座山丘，是罗马的隆兴之地，那里见证了罗马始祖罗慕路斯开国建城的创举。可是，这七丘之地，在起初的时候却并不总是代表着罗马人的英勇与光荣。罗马建城后的几百年间，蜗居于拉丁姆平原上的这支罗马人恰处在强敌包围之中。公元前390年，北方的高卢人长驱北下，罗马军队一路后退，直到躲进最后达到大本营——七丘中的卡匹托尔山顶，借助那里险要的山崖，作最后的抵抗。入夜时，山顶一片寂静，疲惫的士兵已入沉沉梦乡，没想到，机警的高卢人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偷偷地向山顶爬行，欲意夜袭罗马人。正当高卢人的先锋在罗马人的疏忽中到达山顶的那一刻，突然响起了白鹅的鸣叫，那高亢的声音在夜色笼罩的山顶显得格外嘹亮。罗马人被惊醒了，他们精神振作，未及高卢人大部爬上山顶，他们便发起了猛烈的还击，敌人迅速溃逃，偷袭未能遂愿。事后，斗志犹在的罗马人意识到，正是这群白鹅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罗马。这群白鹅原本是罗马人奉献给山上的丘比特神庙的。这不正是大神显圣，先祖保佑么？大难不死的罗马人，在卡匹托尔保卫战之后，又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但他们在挫折中走向强大，最后竟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建成了庞大的帝国。那座依靠七丘而建的罗马城，在高卢人袭扰之后，竟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光里，固若金汤，始终掌控在罗慕路斯子孙的手中，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难怪罗马人自豪地将罗马城称作“永恒之城”，因为他们坚信，这是一座神佑的永远不会沦陷的城市。

正如庞贝城中的一句铭刻所说：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此前，罗马衰亡的景象已经浮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的西部的半壁江山，陷于蛮族攻伐与诸侯争斗的外患内忧之中。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首度攻破罗马城池。40多年后，另一支蛮族汪达尔人再度以一种更为暴力的方式洗劫了这座城市，在灿烂的古代文明上造就了一座座令人痛惜的废墟。

神话的破灭令人惊叹，接受现实需要冷静深思。为什么那座承载着光荣、伟大、强悍、文明和尊严的城市，到头来会如此地任人宰割，最后沦入异族之手？古罗马的衰亡，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罗马城开始走下坡路的公元5世纪，当时的一个重大社会变化，就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甚广，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取代了罗马先祖及世代祖先所长期敬奉的罗马多神教。于是，一部分信守罗马传统的人认为，正是罗马人改信基督，不再受朱庇特等罗马诸神的佑护，才使罗马城遭致灭顶之灾。

这种说法自然引起基督教徒的反驳。在罗马帝国末期，处在帝国统治之下的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为反驳上述舆论而写就了扛鼎之作《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认为，被蛮族攻破的罗马是人间之城，人间之城是腐败的、短暂的、黑暗的；与它相对应的，则是由上帝眷顾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是正义的、永恒的、光明的。世间的历史，正是人间之城与上帝之城不断斗争，最终实现上帝之城取代人间之城而全面胜利的历史。所以说，罗马失陷于蛮族并非基督教之过，恰恰是罗马俗人不辨信仰，自甘堕落，才引火自焚，咎由自取。而真正信仰了基督教的罗马城，恰恰是解放了自身的上帝之城，是真正的永恒之城。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构成了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经典解释。但在时间长河中，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尝试，却并不空前，也不绝后。

早在奥古斯丁之前，当罗马社会种种弊端初步显现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明眼作家，对眼前发生的变化感到忧心忡忡。下面要提到两位史学家，他们都生活在罗马帝制初年，有感于世风日下，并将他们的担忧写进了历史作品，因此被称为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双擎。

第一位史学家是李维。这是一位具有深沉的道德感的作家。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祖国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而感到自豪，于是他开始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使那个台伯河岸的蕞尔小邦最终发展为横跨三州的帝国？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与往昔的社会风尚相比，罗马正在被不断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有必要写一部自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警醒世人对于祖先的伟大与当代的堕落。李维这样写道：“从未有过比罗马更伟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它有更纯洁的教化和更丰富的优秀范例；从未有过这样的国家，贪婪和奢侈如此之晚地出现于社会秩序之中；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国家，在那儿清贫和简朴的生活受到这样高度尊敬并如此长久地享有荣誉……晚近，富庶带来了贪婪，过度的享乐引起了放纵和奢侈的欲念，这一切已经将要达到使自己本身和世界崩溃的地步。”对于罗马对外征服战争给罗马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李维更是痛心疾首，他说：“亚洲战争带给罗马以外国奢华的开端。这些战争第一次把铜脚的长椅、贵重的地毯、窗帘和其他织物，输入城市。于是在宴会中出现了演奏琵琶和竖琴的歌女，也出现了使与宴之人消闲的其他娱乐。而宴会本身也开始用极精密的计划和很大的费用来布置。”由此看来，在这位史学家的思想深处，贪婪、奢侈和纵欲的生活是罗马国家堕落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能深刻感受到这位史家对于节俭、纯洁和安贫乐道等传统罗马风尚的怀念。(www.xing528.com)

第二位史学家是塔西佗。他生活在时间更晚一些的帝国初年。那是一个被后世称为罗马黄金时代的历史时段，也是罗马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发生更剧烈变动的时代。和李维一样，塔西佗怀念过去的生活，赞美纯洁的共和时代。和李维含蓄的笔法不同的是，他对于弊政的批判要更为犀利。在他的笔下，暴君的残暴和共和元老的奴颜婢膝皆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如他写暴君尼禄，自己导演了罗马城中的大火，然后又站在城头高诵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失陷的篇章。如他写君主对民众的压抑：即使是最开明的君主，也不希望自己的臣民自由得过分。如他刻画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僚：这些人对于皇帝的行为，不管是光荣的还是不光荣的，照例是赞不绝口，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他流泪时要带着欢笑，哀悼时要带着谄媚。再如，他这样描写当时的世风日下：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深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希望着皇帝的敕令。我们现今难以想象，那些被他讽刺的罗马权贵看到塔西佗的文字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我们可以通过近代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评价来体会塔西佗文字的力量，他说，塔西佗的书是“惩罚暴君的鞭子”。尽管塔西佗的描绘有时会夸张，但我们还是能从中体会到罗马上层的政治与生活是多么腐败，而这种堕落不正是可以说明罗马帝国缘何崩溃么？

社会上层的腐化，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在罗马社会蔓延，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淳朴节俭、无私公正的罗马精神被拜金主义所取代。这不但在塔西佗的笔下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帝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能发现这种社会风气盛行的证据。一位罗马剧作家为他的主人公写下了这样的内心独白：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对这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公元1世纪的另一位作家深刻批判道：“爱金钱是一种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利欲是我们今日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病，如果让财富的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就很快地在我们心灵中产生那些残酷的暴君：骄横、枉法、无耻。这必然会发生的，于是人再也不向上了。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的堕落在恶性循环中逐步完成，他们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凋萎而枯槁，因为他们只重视必腐必朽的肉体，却不珍惜不朽的灵魂的发展。”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盯着自己的口袋，唯利是图，还有谁去考虑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前途？罗马人依靠武力扩大了领地，掠夺了巨大的财富，但正是因为对这些财富的无度贪恋，而自甘堕落，自挖国基。

在奥古斯丁之后，罗马帝国衰亡之谜依旧吸引着无数思想家。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落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庞大课题，也是一个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课题。反思罗马的衰亡，无疑会使明智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历史探究的实际价值也正体现如此。哲学家有言，每一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尚未崛起的有志民族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崛起中的罗马帝国，而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又都期盼着自己能够强盛不衰，永葆实力，绝不希望自己重蹈罗马衰败的覆辙。

对于罗马帝国衰亡之谜的反思，在罗马城陷落之后一千多年后的启蒙运动时代掀起了新的高潮。长时段的历史回望，可能会使历史学家的眼光变得更为客观而深刻。

第一位具有理性批判意识的史学家是英国人爱德华·吉本。这位饱览史书且雄心勃勃的历史学家曾为自己立过很多历史选题，可是都不如意。1764年10月的一个傍晚，这位历史学家伫立于罗马残破的废墟之上，听到远方神庙里传来赤脚托钵僧悠扬的晚祷词，一个灵感突然闪现于脑际：这个庞大的帝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呢？于是，他决定穷毕生心血，来回答这个有意义的问题，经典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由此成书。此书发行后颇受好评，有人说，这是一部可以同时置于学者案头和侍女梳妆台上的著作。

吉本的论证充分体现了一位启蒙时代史家的思辨与求实。曾有很多人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结于外部原因，即认为罗马之所以陷落，就是因为受蛮族入侵，如果深处和平环境，外无强敌干扰，罗马帝国不至于崩溃得如此迅猛。可是在吉本看来，蛮族固然构成了罗马的主要外患，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内忧，或者说，如果没有罗马统治者自身的严重腐败及其所导致的众叛亲离，外患原本不致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简单言之，在吉本看来，罗马衰亡更多的是罗马统治者咎由自取，蛮族只不过是利用了这种形势。吉本这样写道：“罗马政府在敌人眼中一天比一天软弱，而对它自己的臣民来说，则一天比一天更为凶恶、更为可厌了。随着公众灾祸的增多，赋税日益加重；愈是到了必须勤俭度日的时候，勤俭的风气愈被人忽视，心术不正的富人把不平等的负担从自己身上转到人民身上……臣民宁可接受野蛮人的更为简单化的暴政统治，逃亡到森林或山区中去，过去人们极力追求的罗马公民称号，他们现在只感到非常厌恶，纷纷放弃。如果所有的野蛮人征服者有可能同时全被毁灭，他们的彻底毁灭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国重新得到恢复；如果罗马仍然存在，她也绝不可能再具有原来的自由、品德和荣誉了。”在上述原因之外，吉本还有一个颇引人注意的论述，那就是他认为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基督教是借助于罗马帝国的土壤而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个信众甚广、影响极大的宗教。在吉本看来，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动荡让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产生厌倦，颇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柱，而基督教对于教徒心灵的抚慰恰好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于是基督教得以广泛传播，不但社会下层，甚至罗马贵族阶层，到后来都信奉了基督教，以至后来，罗马皇帝先后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并立其为国教。而正是这一举动，令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大为改变。吉本认为，沉迷于基督教信仰中的罗马人不再关注现实生活，不再响应国家的召唤，教会代替政府赢得了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在臣民之人心在不断征服的过程中失去了信任，最终解体。

第二位启蒙史学家是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他专门以《罗马盛衰原因论》为题写了一本书，由此构成了对于罗马帝国衰亡之谜的新的解答。与上述史家不同，如果归纳他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不难发现，孟德斯鸠最为关注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孟德斯鸠指出：“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历史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性的原因。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可以看出来：当罗马人根据一种办法来治理的时候，他们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当罗马人根据另一种办法来行动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总而言之，罗马历史的关键在于：依照原来固有的政治传统，罗马人征服了其他的民族；然而，成功的征服，也使原来的共和国无法维持了。新的政治制度，终究把罗马的伟大搞垮了。”在这里，孟德斯鸠反复提及影响罗马国家的命运的过去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政治制度。显然，前者指的是罗马未建成大帝国之前所建立的共和制度，在这种体制下，贵族精英集体决策国家的命运，广大公民群众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通过献身公共事业的方式来获得国家的认可与奖励，所以公民的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为了能分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而积极保家卫国、开疆拓土。而后者则指的是帝国体制。尽管奥古斯都名义上是第一公民，但实际上他已开帝制先河。尤其到了罗马帝国后期，赤裸裸的君主政体建立，元老院形同虚设，贵族精英沦为皇权的附庸，普通公民更是无权过问国家政事，他们的合法权利愈发得不到保障，其参政热情自然随之锐减。此时的国家，已不像共和时代的罗马可以称为公民的国家。此时的国家，更像是帝王一家一姓之国家，其他人都是被迫替它卖命。而民众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公元3世纪之后，罗马各地的民众起义风起云涌，除了273年爆发的罗马造币工起义、263年爆发的西西里奴隶起义及小亚、北非等地下层民众起义之外，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民反抗运动，当属3世纪兴起于高卢的“巴高达运动”以及4世纪兴起于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巴高达”和“阿哥尼斯特”均有“战士”之意，运动的矛盾直指帝国上层的残暴统治。在这样的情境中，罗马帝制及其掌控下的国家，正可谓风雨飘摇，大厦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