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时代城市治理政策的理念变革

尊严与权益：老龄化时代城市治理政策的理念变革

沿袭于1883年德国首次提出的将65岁作为判别老年人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以及各个国家、各种学术机构都以这个年龄标准来考察人口结构变化。WHO还指出，如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在7%～14%之间称为老龄化国家（Aging country），若老龄化率超过14%就称为老龄国家（Aged country）。根据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05年的人口报告，“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2004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9857万人，占7.58%；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80岁以上老人将达2200万。”^[1]可见中国从“老龄化国家”向“老龄国家”的过渡有明显加强的趋势。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就遭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当下中国日益显著而突出的考验。特别在中国的城市，老龄化人口快速增加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给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带来了十分重大的挑战。

一、老龄化带来的老龄问题的隐忧

老龄化社会，城市面临的社会问题日益对政府服务形成挑战。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给城市的养老、住房、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环境品质、生活设施、社会支持系统等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首先是养老金的巨大缺口。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预测，当前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已达3万亿。由于各种原因，缴费参保人数一直增长缓慢。据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会的统计，我国现有参保人数只有1.8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2001年以来的平均增速为4.04%，也已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这种状况还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增长变得更加严重，据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2]这种困境必将大大刺激城市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调整与强化。

其次，公共医疗服务的紧张。在当前医疗服务水平与设施有限的情况下，造成城镇医疗紧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老年人口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设施、医药供应与医疗服务。老年人口因为生理机能、身心保健的水平降低、自然衰老的加快，患病的几率大大增加，从而导致老年人口所需的医疗服务与设施必然成倍增长。这给城市医疗卫生服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满足与应对大量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医疗机构的许多资源都被老年人口所占据，从而在现实上也直接降低了我国医疗服务的效率。老年人口因其自然生理的特殊性，需要更加方便的城市公共生活设施、生态环境、社会照顾与支持系统。但是由于我们的许多政府还无法适应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变迁，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系统还无法完全应对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老年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产品的供应。因此，我们当前阶段的治理格局，城市老年人的处境相当严峻。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面临许多问题，如收入降低、健康恶化、医疗不便、交通困难、情绪抑郁、居住不便、对死亡的忧虑、社会交往缺乏等带来一系列的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带来大量日益显著的老龄问题如老年焦虑、老年虐待、老年自杀、老年生活困境、老年孤独、老年安全、老年歧视等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老龄问题是一种基于人类生命周期的衰老阶段由于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原因，造成了老年群体的各种社会适应性障碍、心理困境、角色困境与健康和安全的威胁等问题。正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理的自然现象，因此才必须要通过社会化的矫治性力量才能缓解老年问题，从而给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和谐与安定提供动力。

二、老龄化社会城市公共政策优化与改善的紧迫性

老年问题的出现使得老年人成为了人口结构中的社会弱势群体，而且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正如德鲁克在讨论社会的管理时指出，“老人是当今时代唯一正在迅速增长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既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由于其他人的‘错误’；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或迟或早会加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不平等根本不同于其他任何群体的不平等。”^[3]这种是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以社会的、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生态规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老年阶段。所以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老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将面对的共同的问题。当现在的青年们步入中年时，一个更加庞大的成年群体届时将会退休。退休的人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医疗保险（Medicare），以及其他的政府公共计划来满足他们在经济上的、生活上的以及医疗上的需求。“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面对并解决当下的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在将来会面临更加可怕的困境。”^[4]这从社会生态规律上优先提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因为我们谁都将面对自己的老龄问题。

其次，老龄人口作为社会生活当中具有重要人口学指标的群体，其权利、权益的保障也体现在政治层面。作为正常心智的人群，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其数量庞大，在选举权与参政议政权利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庞大公民群体。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老年人群体是重要的政治力量还表现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愿意参加投票。”^[5]美国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虽然中国没有做过相关的各种选举投票结构统计，但是从老年人口的角色能力、经验与资历、社会化生活参与、政治的热情等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素质与惯习，以及根据可观察到的老年人易于组织、召集、参与集体活动等生活细节来看，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特别是单位退休的老干部们的投票热情很高。他们在退休后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便是行使其公民投票权。因为其他的正式的渠道自退休后便日益减少，而唯有投票权是不可剥夺的神圣公民权利。就如美国的老年退休人口这一弱势群体经常成为美国投票率最高的群体，中国老年人口的投票率相信也绝对不低。因此，从老年人口作为政治层面的一个投票活跃的群体这个层面考虑，适时地、适当地加快改进政府有关老年城市社会问题公共政策与优化老年群体的社会生活条件、设施与环境，也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更毋庸说，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治理将是现代化、现代文明所必需的一种理念，同时，大力提倡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好的居住、生活、医疗、休闲、精神照顾等条件，更是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政治的善，理所当然包含于民族的美德与善良的价值体系当中。

最后，维护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城市，保护弱势群体免于各种威胁、危险，是一个现代政府必须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老龄化社会城市治理中，必须改进老龄社会政策，提升对老龄人口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这在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战略目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老龄化社会的公共政策与治理的美国经验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达的城市化国家，在千禧年之后美国便进入了老龄化国家，2004年美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了12%，并且还在加速进入老龄国家。因此，美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应对也早已启动。首先是老年社会保险项目。为了应对老龄人口的生活、健康和生命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政府早在1935年就确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当时建立了老年残疾遗嘱健康保险计划（OASDHI），旨在通过社会保障税金的征收来满足老年社会保险资金。使得老年人在内的群体能够透过这个保险计划得到一定数额的福利保障资金。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以帮助老年人支付高昂的卫生保健费用。只要个人自愿缴纳额外保险金，就都有机会获益。1965年美国政府设立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为公众援助的受益人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资金来源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55%和45%比例承担，其中大部分官方援助的对象都是穷困的老年人，其中一些住在护理院里，另外，197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社会安全补助金计划（SSI），为65岁以上需要经济援助的老年人或是任何年龄的盲人和残障人士提供补助金，按月发放。

其次是老年社会服务项目。1965年美国通过了《年长美国人法案》，更是通过法律方式确立了服务老年人的各种保障项目。这个法案还在美国联邦政府当时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里建立了一个执行机构老年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n Aging），其主要目标是为老年人提供保障，使得老年人有“足够的收入；尽可能好的身心健康；适当的住房条件；为需要专门照顾的老人提供康复服务；就业机会；在健康、荣誉、有尊严的条件下退休；寻求有意义的活动；有效的社区服务；能够马上从新的关于保持和增进健康的研究成果中受益；自由，独立，有自主安排生活的能力等。”^[6]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老年服务计划。比如食品券计划和成人保护性服务计划，共包括了快餐车、降低财产税计划、家庭健康服务计划、营养计划、家政服务、日间护理中心、电话确认计划、集中家政设施，生活辅助设施、特殊的公车费服务、年老公民中心、群养计划、寄养照顾家庭计划、住房计划、低价票计划、护理院、持续关心退休人群计划、护理院调查官项目（Nursing home ombudsman）^[7]等20多项具体的有关社会系统的老年关怀计划。这些具体的老年服务计划都是为了实现1965年《年长美国人法案》所设立的宗旨和目标。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美国老年人服务的很多计划并没有开展得尽善尽美，但从此确立了一套全社会广泛行动的老年人服务系统。包括各州都建立了老龄机构，一些市、县也建立了社区老龄委员会，许多大学建立了老年医学中心、老年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课程以及大量社会化的老年服务机构。自从1965年年长老年人法案的通过，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社会在给老年人提供更加幸福的生活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更多的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制度的确立，医疗补助制度的施行，临终关怀的出现，老年社会工作的普及，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为老年人服务项目的设立。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老年人因为其最高的投票率而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群体，这为老年服务项目的社会系统的建立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自我推动作用。

美国老龄社会政策与公共产品的提出，源自于美国本土及时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美国对于老年群体的专门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计划的开展，不仅为解决老年群体的生命维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开始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发了更多的思考。许多关注社会健康发展的学者在研究老龄问题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如有关顺利老化的理论就有活动理论、老年人角色退出理论和社会重构综合症理论。这些专门研究老龄问题的理论从生理的、心理的、角色的、价值的、伦理的层面为老年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支持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与启发。著名的美国老年问题学者凯泊斯和本斯顿曾指出，“老年人的环境和自我概念间的消极相互作用解释了我们社会老龄化的很多问题。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应该给老年人更多自由，不受不现实标准和期望的束缚；积极提供老年人需要的社会服务，包括交通、医疗保健、住房、家务管理，以及提供生理和心理活动的项目；给老人更多的生活控制权，如提供家庭保健服务与个人助理服务等。”^[8]这些研究从老年自由、老年自主性以及老年的生活便利性出发提出了老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向。美国在1970年代后开始实施的许多老年服务计划，大多就源自于这些最新的研究报告与成果。在有关老龄问题的社会认知与教育方面，也有学者及时地提出了很多影响重大的观点。知名的老龄问题专家菲谢尔就在1973年指出了社会的再教育对老年人的价值再定位，“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决于工作伦理——做事情的伦理，它认为那些正值壮年的人最有价值。其实我们应该鼓励除工作伦理之外的多种伦理，包括情感伦理、分享伦理、知识伦理、不朽伦理，甚至生存伦理。”^[9]这些扩大了的社会价值理论为美国社会尊重老龄群体和关怀老龄人口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四、我国城市老龄问题解决方案的理念创新

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同时也相对较早地进入了一个老龄化城市（aging city）阶段，有些可能还已经成为了老龄城市（aged city）的阶段。城市大量退休的老龄人口给城市的治理带来了现实的难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治理者更加注意预防未来更加严峻的城市老龄问题。及时提出与实施具有更好效果的创新型老龄化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理念与对策。

1.城市的养老资金模式多元化解决理念。我国城市当前的养老模式基本上还是实行的退休金、养老保险计划、城镇合作医疗，以及老年人口的低保金，其余的便是需要个人的储蓄、投资型保险、金融投资以及家庭子女资助。从养老资金的来源上看其实已经十分丰富，但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的局限性。第一，退休金普遍低于在岗时期的工资，因此导致了老年人口的退休工资收入下降的实际结果。第二，养老保险金存在很大的缺口，由于社会化的养老金征收起步较晚且覆盖人数有限，导致缺口很大。第三，医疗费用普遍高涨，医疗保障水平有限，加上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大大上升，也造成个人医疗账户缺口较大。这些客观的情况导致了目前城镇老龄人口，特别是不富裕的老龄人口的养老资金压力很大。

拓展新型的养老资金的来源，可能的政策创新与服务创新。比如上海最近开始试点实行的“以房自助养老”^[10]模式，规定65岁以上的市民，可将产权房卖给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一次性收取房款；房屋再由公积金管理中心返租给卖房者，实现老龄人口的房产收益型养老模式。这种以房自助养老的模式从营运上还可以探索由其他的专业金融机构来实现，或者逐渐过渡到市场化的方式如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房屋投资经纪公司等合格的专门机构来处理大规模的老年产权房问题。这种由政府引导、政府授权、政府监督的创新的以房养老实现自助养老的模式，可以为财产型养老模式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养老资金问题。第二种已经出现的方式是由保险公司推出的老年人口的产权型房屋的“倒按揭”政策，即通过保险公司按房价评估折合到每年每月的养老金发放的模式来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型养老资金。从目前的评估来看也是可行方案之一，探索出了一种透过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营运的解决方案。当然，除了这些创新计划之外，还可以探索由政府信用担保的“以房养老、集中住养”计划，即通过将老年人口的产权房进行委托租赁或抵押、大小置换或拍卖，再将老年人口实行集中住养等模式，实现通过老年人口商品房的财产收益解决养老资金。在政府层面，还可以探索养老金的股份信托计划，让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账户资金实行集中管理，以信托方式实现保值增值，再分红给相应账户。这样可以使得个人的养老金得到增值，从而提升自主性的养老金增量。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透过市场化的手段，实行老龄人口的实物财产的委托理财计划，由政府提供政策保障，交由专门机构营运，从而提高老龄人口的自有财产的养老金增长。这些主要以老年人口的财产作为自助养老的资金解决模式，需要政府、商业机构通过大量的社会营销，来排除传统文化形成“子女养老和孝文化”的思想与心理藩篱，真正实现以老年人为本的方式，鼓励老年的自愿、主动、自主地养老资金模式的解决。这不仅是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利用，特别是对实现城市房屋市场资源的效用最大化，缓解城市住房紧张等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政府还可以透过老年公共政策的创新，制定政策减免老年人口的各种相关税费，比如实施城市老龄人口的低价票计划、免票计划，水电气、有线电视以及网络的优惠计划。这些渠道不仅可以成为解决当前养老资金难题的理念变革方向，也可以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资金的增收减支”型的综合化资金解决方案，从而为老年人口的养老资金问题提供一套完善的社会系统计划。

2.老年人口的就业政策的创新理念。老龄化的加速不仅表现于国家人口结构上的急剧对比与变化，也体现在了人口赡养比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延伸到了就业领域、生产领域的新的难题。赡养和受赡养者比率（the dependency ratio）是指工作人口与非工作人口的比率。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个比率越来越出现压力。非工作人口将大大超过工作人口，这必将大大降低工作人口的社会生产率。老年退休政策早已成为了一项全社会的劳动政策与法规，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当前我国人口赡养比率的增大，对我国如何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出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大学生失业和工人下岗问题日益凸现，只2007年就有144万大学生没有就业；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又形成了资金的流动性过剩，投资与需求都被抑制。另外，我国居民的大量储蓄经常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渠道而积压于银行、股市与楼市，造成更加紧张的资金流动性过剩和金融风险。同时，大量的老龄退休人口还依然健康、有活力，并且他们大多拥有了丰富的知识、人生经验、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因此，政府完全可以探索鼓励依然有创业热情的退休老龄人口的创业扶持与优惠政策，释放出老龄人口这一个具有大量资源的群体的创业潜力与活力，为营造和鼓励我国的创业、创造、创新的国民氛围，加快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促进民间投资都将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其实，从老年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延长老年人的职业生涯对于老年人和整个社会都有很大意义。只要身体健康状况允许，个人行为能力足够支持，老年人所具有的丰富的专业经验和心理素质都能够带来可观的生产效率。

美国政府曾就老龄人口的“再生产率”问题采取过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比如延迟退休，或返聘，或做顾问，或鼓励创业，或做义工等使老年人保持其积极的社会生产性角色。这不仅增加了美国老龄人口的收入，还从兴趣、心理层面都能缓解老年社会中的角色脱离的难题。根据阿奇利的研究显示，自从美国实行了鼓励老龄人口的社会服务计划以来，美国社会的老年人转向了一个更加具有生产性角色方向迈进，各地也建立了许多促进老年人再次贡献社会生产力的组织。其中的三个非常具有参照性，分别是退休老年志愿者计划（the Retire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管理经营主管服务团（the Service Corps of Retired Executives），寄养祖父母计划（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11]从美国的老年就业方面的政策可以发现，只要给老龄群体创造更宽松的、鼓励的、积极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老龄人口的生产力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价值。而我国目前所缺乏的有关老龄人口创业扶持政策和明确的老年生产率促进政策，正是需要通过城市治理政策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意来获取更多渠道的发展资源。创业不分年龄，有志也不在年高。从社会政策的层面，如果能够制定政策鼓励有创业或继续服务社会意愿的老龄人口进行创业或参与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服务组织，从工商、税务、政策扶持等层面提供类似于当前鼓励青年人创业、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等一样的积极性政策，必然可以大大激发我国老龄化国家与老龄化城市日益突出时期的国民创业氛围，从而为平衡投资、贸易、需求并举的国民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这将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创新、勇于创业的局面，老年群体通过创业来自己解决一部分养老问题，即形成“第一供给”^[12]机制，也必将为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新的视野与思路。

3.老龄社会化进程中的老年关怀的理念变革。老龄化使得大量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群体的地位，其弱势更多的是体现在生理、身体机能上的老化、衰弱和疾病困扰，以及由此带来的居住、交通、日常家居生活、医疗帮助、心理援助、公共交往、休闲形态等方面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性困难。还有是老年人在遭遇各种人生重大事情比如老年离婚、配偶死亡、家庭变故、独身、再婚等，更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个人问题。不管是老年的社会性问题还是个人困难，都需要我们的城市以更加文明的、现代的、人道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支持计划。这种公共服务计划是通过政府政策引导的方式结合社会化参与的“顾客导向型治理战略”^[13]模式的创新。通过为城市老龄人口的衣、食、住、行、交往、健康、休闲等方面的服务来满足这个群体的切实需求以及实现政府善治的战略目标。现在的城市大凡都将宜居、和谐、安全、健康等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战略定位与目标。在老龄化城市阶段，为大量老龄人口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就是老年关怀。老年关怀是一种基于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的心理、生理所需而提供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关心与照顾、尊重和帮助、援助和教育活动。比如除了在现有的尊老敬老基础上展开的老年社区照顾、老年大学、老年人协会、老年活动小组等之外，政府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创新计划来切实提升对于老年人的关怀。

在老年人法制方面，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探索建立《老年人法》，从权益保障提升到老年人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生命尊严与老年教育权利等更高层面以整合解决老年问题。积极探索更加符合多元利益、多元价值模式的人性化法治方案，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口各取所需的权利。比如安乐死、临终关怀、老年创业、老年婚姻法等等。(www.xing528.com)

老年教育层面，可以积极鼓励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各种专题研究、项目实验和问题管理教育。其中问题管理教育包括老年心理教育、悲伤管理培训、老年健康教育、死亡管理与教育、老年情感与婚姻教育、老年生命管理等系统教育与培训课程，给相关的课程开发与研究和培训提供更多的资助，以服务更多的老龄人口。

在老年社会工作方面，积极强化老年社会工作的政府购买机制。政府有责任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强化对于老龄人口特别是困难老龄人口的专业的社会工作帮助和服务，这在上海、厦门等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创新政策并取得了可喜的效果。老年社会工作者能够为老人提供中介人服务、个案管理或照顾管理服务、倡导、个人及家庭咨询、悲伤辅导、成人日间照顾、危机干预服务、成人寄养服务、成人保护性服务、支持与治疗小组、暂缓照顾、交通与住宅支持、医院和护理院重大社会服务等，这是在美国实施得较成功的老年社会工作计划。老年社会工作是当今国家的社会建设中重要的课题与内容，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更加优先进行理念创新，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老年社区照顾方面，政府可以更加创新地开展各种有利于老龄群体的计划和项目。包括建设老年公园、老年休闲设施、老年文化基地、老年娱乐中心、老人村、老人公寓、老人寄养或群养计划，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社会参与、社会慈善等模式来解决老年社会生活方面的照顾问题。政府可以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养老计划。比如鼓励护理院的建设、鼓励老年日托中心的发展、鼓励社区邻里照顾的帮扶计划、鼓励老年人口的专门医院系统的建设等等。政府只要做好帮助、监督、管理、引导的工作，就完全能激发社会资源的参与，从而更好地发展老年社区照顾的项目。

老年社会服务方面，老年社会化服务是一种非常紧迫的系统政策。包括老年人口的迁移政策的统一化、老年退休金的异地转账、老年医疗保险金的异地转账、老年卡的异地生活消费有限优惠计划等等。这样可以大大提升老年人口的各种社会服务水平与效率，减少社会浪费和时间耗费。另外，还可以引导企业建立专门的老年人服务窗口，减少老年人的排队时间。比如邮局、车站、银行等地方，政府倡导必须设立老人服务窗口等照顾老年群体的社会生活便利设施。

老龄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进程。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社会生活质量大大提升，居民寿命显著增加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政府治理的智慧以及社会文化的支持，来应对一个人人都无法回避的老龄问题。城市化加快发展的今天，城市更加有条件率先进行老年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模式的理念创新，为建设一个和谐的老龄化社会和城市探索更多的有益政策和项目，这必将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加文明的、宜居的、健康的、安全的、充满温暖的、和谐关怀的城市夯实出一个坚实的基础。

【此文已发表在《城市问题》2008年第7期】

【注释】

[1]人口计生委办公厅：“中国人口”.中国人口网，20070920.http://www.chinapop.gov.cn/rkgk/zgrk2/t20050920_31760.htm

[2]赵馨.“项怀诚警示养老金缺口，未来养老金缺口9.15万亿”，新华网，2007年10月6日下载，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23/content_3671441.htm

[3]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5

[4]C.H.扎斯特罗，卡伦.K.柯斯特阿什曼.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70

[5]Kornblum，W.，Julian，J.Social Problems（10th Ed.）.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1l. 2001：162

[6]Annual Report.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1970.25

[7]John，M.Levy.Urban America：Process and Problems.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0：153 176

[8]Kuypers，J.，Benston，V.Competence and social breakdown：A socialpsychological view of aging.Human Development，1973：37-49

[9]Fischer，D.H..Putting our heads to the“problem”of old age.New York Times.1977（May. 10）：33

[10]张颖.上海试点“以房养老”新模式.国际金融报，2007-04-24

[11]Atchley，R.C.Social Forces and Aging（5thed.）.Belmont，CA：Wadsworth.1988：113

[12]沈苏燕，李放.关于城市低保边缘人群生存现状的思考［J］.城市问题，2007（10）

[13]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