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出版之后，2010年12月，廉思又奉献了《蚁族Ⅱ——谁的时代》。报告中的调查结果，“蚁族”现象有恶化趋势，“蚁族”已沦为了社会新底层。每年的年末春节之际，交通运输高峰又起，人口的迁移、“蚁族”的生存、大学教育、大学生就业等各种关联性现象，似乎正揭示着大学毕业生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化的“向下的青春”的发展通道。他们高知，他们弱小，他们陋居，他们已经愈来愈对社会不公平表达了不满。
向下的青春：更悲观的现实
中国青年大学毕业生的“蚁族化”倾向。廉思定义的“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征是：高知、弱小、群居”[1]。高知，主要指的是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毕业生、本专科生毕业生。这个群体在十年前，还被社会认为是“天之骄子”，而十年之后，他们已成为了“蜗居蚁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及小县城，含辛茹苦地考上了大学，本以为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却沦为社会新底层的“蚁族”。大部分成员（94.8%）任职于私营或民营企业，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市场营销、餐饮服务、物流中心、连锁超市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基本上低于2000元（2010年蚁族们的平均月收入1903.9元），这往往还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正规的劳动合同，因此，他们基本上在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上处于弱者地位。同时，因为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没有入籍就业城市，户口基本还都落在家庭原籍所在地。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50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近郊农村或市区地下室空间，他们的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公共设施缺乏，安全存在隐患，居住舒适度低，生存状态令人担忧。廉思报告显示，2010年“蚁族”整体数量有增加趋势，男女性别结构为“男性占据了69.3%，女性占30.7%，男性蚁族是女性蚁族数量的两倍多，整体上呈现出男多女少的状况。”[2]由于各地保障房建设总量有限，申请保障房条件不够，大学毕业生难以进入廉租房系统。因此，“蚁族”们在大城市一时还难以有最直接的改变生存状况的机会。
“蚁族”的处境依然艰难。由于“蚁族”高知、弱小、聚居、陋居的生存状态，“蚁族蜗居”、“鼠族地下居”现象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蚁族集聚地所在区域的治安、安全隐患日益突出。由于“蚁族”聚落的人口混居、杂居、陋居、劣居，“蚁域”本身成为了偷盗抢劫、打架斗殴之地。另外是防火安全堪忧，生活环境恶劣，这让“蚁族”群体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第四弱者群体”。二是蚁族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廉思2009年报告显示，“‘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上均分高于正常成人值。”[3]另外，由于“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太，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4]由于经济窘迫形成的情绪低落与心态发生恶化，再经由媒体的传播，他们逐渐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群体身份认同”心理。廉思认为，“蚁族”正在沦为一个具有“内群体身份认同与情感偏好”显性社会群体。这也为“蚁族”群体化认知与社会化归因奠定了身份基础。
青春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化”与社会结构的“下流化”。日本作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认为，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来愈大，今日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当然，所谓“下流”，并非指道德衰退，而“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回应这种转变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格，已由过去的朝上往中流进发的取向，转为目前由中流向中下层下滑的一种结构状态与生活态度。”[5]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趋势，正恰当地揭示了当代中国“蚁族”的生存状态。风靡一时的“BOBO”族的存在与大都市百万数量级的“蚁族”的存在，构成了大都市青年生活的两极化状态。廉思2010年报告认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西安、重庆、杭州等大城市，蚁族的总数量超过100万以上，并且其生存状态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不仅如此，样本中还呈现出了恶化趋势。“蚁族”群体的年龄层在增长，报告显示，“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从2009年的3.1%上升到了5.5%，该群体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蚁族摆脱蜗居的困境需要更长时间，从蚁族到精英的蜕变变得愈发艰难。”[6]高企的大都市房价让“蚁族”难以爬出“蚁居”。以北京为例，2010年北京GDP增长10.2%，全年房价涨11.5%。房价上涨超过GDP，更超过了工资上涨水平，在遭遇2010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大背景下，“蚁族”们一边“奋斗”着，一边却“落后”着。可见，大学毕业生在经历我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产业结构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后，遭遇了史上最严酷的都市生存困境。
向下的阶层：社会结构的固化
“蚁族”所预示的“向下的青春”，隐含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固化的趋势。大学毕业生沦落为“蚁族”并且在大都市中呈现了短期内难以逃离“蚁族”的状态。“蚁族”逐渐有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生产机制。因为“‘蚁族’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落。”[7]这个群体在全国有超过100万人，因而他们形成了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阶层性群体。这个群体日益被认为是“阶层再生产”的产物。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获取存在了很多的相关性，“蚁族”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而难以获取好的上升通道。“‘蚁族’身上的教育分化体现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家庭背景影响了教育获得，获得的教育结果又影响了其职业状况。”[8]据调查显示，“蚁族”们的家庭条件与社会背景普遍较差，80%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级以下城镇，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占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会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确呈现出了“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阶层的再生产”模式。也正是因为家庭资源、优质高校背景、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得“蚁族”们在大城市寻求好工作概率偏低，薪水自然也低。结果是他们大多数人只能在大都市的城中村、城郊村、城区地下室或者简陋的公寓楼中聚居。
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了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在2008、2009、2010年“蚁族”调查报告中发现，“蚁族”现象并没有改善，反而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这印证了另一个现实，便是社会结构的固化与阶层的再生产机制开始成形，将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家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也推向了“新低层”的生存境况。“蚁族”越来越将自己的境遇遭遇归结为非个人因素，并且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阻碍了他们改善自己经济社会地位。廉思报告显示，“57.1%的受访者认为当下蚁族生活状况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28.1%认为是自己的境遇与家庭因素造成的，只有14.4%的受访者将之归因为个人因素。”[9]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是社会结构化的问题，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经历着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面对“断裂”与“失衡”的状况，孙立平认为，“当下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公平问题，而是在一个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10]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公务员招考专为“领导干部子女开后窗”的新闻，直接增加了人们对社会流动公平性的质疑。因而孙立平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苗头。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先于体制变革定型，表现为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等。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地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处于无力的状态。“蚁族”们便在阶层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了某种程度上“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产物。
向下的隐忧：高等教育的挑战
“蚁族”的规模性社会化存在，也表征了“精英”到“弱者群体”的转换。通过受过高等教育高知弱势的“蚁族”，从社会就业生态状况中凸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负面后果。这使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或者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机制，遭遇了某种现实挑战。当然，我们从不否定，教育从来都是实现底层阶层向上流动的最好的制度性安排。回顾中外各个国家的历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获取个人良好的自致条件的主要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发展的主要动力。”[11]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在他的《社会流动》一书中曾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12]布劳与邓肯两人在《美国职业结构》中提出，“无数个人的发展历程表明，是遍布各地的美国的大学，铺垫了美国公民进入中产阶层的康庄大道。”[13]这一划时代的研究表明了教育在公民个体社会地位向上流动中的重要作用。当教育都没有根本改变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之后，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悲观论调。而且很多研究生以及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成了“蚁族”一员。更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失望与悲观。廉思2010年报告显示，“蚁族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了2010年的7.2%，本科学历的比例也从31.9%上升到了49.8%；普通高校毕业生比例为52.3%，重点高校毕业生占28. 9%；其中211高校毕业生由10.8%上升到了28.9%。”[14]“蚁族”现象经过大量媒体的报道后，很多农村地区或条件差的城镇家庭甚至不愿意再让子女上大学。
“蚁族”的形成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直接的关系。部分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无业，这是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节造成的。“目前，许多教育政策的制定不是以就业为导向，不看人才市场需求，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又要在人才市场消化，这就造成一时难以消化、甚至消化不了的问题。”[15]除去近十多年来的大学持续扩招，导致了每年近五六百万大学生毕业，而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未到位，市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需求相对有限，同时也由于大学教育没有以市场为本，导致很多冷门专业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毕业生的市场需求状况并没有成为大学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后就业尴尬的局面。”[16]甚至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薪水也不高，面对大都市高企的房价、房租，沦落为“蚁族”在所难免。
向上或向下：大都市极化发展与青年大学生的大都市梦
大都市极化发展形成了超强的磁场效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也是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时期。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为核心的中国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而其中尤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城市构成的“一线城市”的增长最为耀眼，并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极化发展”的典型城市。
极化发展理论源自于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G.Myrda1）的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A.0.Hirschman）的“中心—外围”模型和弗里德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规律。并认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可持续发展基础与水平的不平衡，进而出现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效应，呈现为一些中心城市拥有比其他区域更强大的整合功能，因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同一区域城市体系中，处于“增长极”地位的就是“极化发展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的中心城市“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支配效应；二是乘数效应；三是溢出效应。”[17]因此，极化中心城市处于区域发展的最有利地位，这就导致了城市发展格局中的极化城市、次极化中心城市、外围城市、边远城市等城市差序格局。这样一个“金字塔”般的城市发展极化现象，使得极化中心城市成为了行政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人口资源最密集的地方。由于极化城市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极化城市在培育大都市精神与都市生活方式方面同样具有最强的能力。这些极化发展的城市不仅是空间上的超级大都会，更是商务交流、文化创意、国际交往、引领时尚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空间”场域。这种区域城市极化发展后果是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具有了超越其他城市的就业机会，从而让这些极化城市成为了天然的“旅游目的地”与“就业目的地”。
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困境，客观上也形成了对青年大学生走向大都市的“推力”。这种中心城市的“拉力”与外围地区的“推力”结合，促进了极化发展的大都市集聚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这反过来又形成一种因果循环式的大都市人口集聚格局。“大城市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也是吸引大学生就业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不仅有助于青年形成基本的生活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18]一份关于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的调查显示，“49%的人选择沿海城市，26%的人选择省会城市，20%的人选择父母所在城市，选择边远地区的只有3%；其选择城市的考量因素分别为，城市就业环境47.67%、城市发展潜力46.51%、城市消费水平42.44%、城市信息开放度与流通性40.11%、城市人文环境43.02%。”[19]由于因果累积效应的使然，极化发展的城市在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发展潜力、信息流通、社会开放度、文化底蕴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大城市、大学资源、大学生数量、大学生就业选择的高度重合性。这种资源与机会呈现“马太效应”的大都市，必然成为了大学毕业生就业择业的首选地。大城市就业，象征着机会，但却忍受着“蚁族”的艰辛。这或许便是大城市梦想与艰苦现实的双重存在。
中国社会的加速变迁与分化，从城乡二元结构过渡到了城市社会多元分化结构。蚁族的背后，体现了整个国家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均衡，社会政策投入不均衡，教育模式的落后，这是整个中国转型期间的阵痛。因此，可以预计的是，在没有真正转变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之前，“蚁族蜗居”状态的“新生代青年的群体困境”[20]与“向下的青春”的社会隐忧，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
【此文已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注释】
[1]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www.xing528.com)
[2]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10
[3]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8
[4]方明，方婷，彭弟庆.“蚁族”生存现状研究分析——以南昌市为例.财经界·学术版，2010（6）
[5]［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7
[6]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48
[7]朱大鸣.各地蚁族们怎样爬出蚁穴.凤凰财经，2009-12-14
[8]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8
[9]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62
[10]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6
[11]陈义平.分化与组合——中国中产阶层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38
[12]A·Sorokin.Social Mobility[M]，NewYork：HarperBrothers，1927：134
[13]PeterM.Blauand、Dudley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NewYork：JohnWiley＆Sons，1967：239
[14]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89
[15]“蚁族”沦为社会新底层经济窘迫情绪低落.羊城晚报.2011-01-22
[16]李永新.时政热点深度解读及考点预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67
[17]苗建军.城市发展路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48
[18]上官凤.大学生就业指导.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43
[19]何晓瑜.大学生就业的城市选择趋向研究[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7（16）
[20]涂龙峰、蒋凌霞.蚁族、蜗居：新生代青年的群体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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